名人与汕头

1.

陈赓，博爱医院避过劫难
秦梓高

    人物
    陈赓（1903-1961年） 湖南湘乡人，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4年到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毕业后留校任连长，又参加两次东征。1926年赴苏联深造。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国防科技、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历经北伐、南昌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汕头博爱医院为日本人1925年来汕创办，位于外马路169号，即外马路与博爱路交界转角处。它是日侨在汕专用医院，日寇侵汕期间成为日军后方医院。抗战胜利后，被汕头市政府没收更名为仁慈医院，后又易名省立一医院汕头分院。解放后被市军管会接管，改名广东军区第一分院，是现在中心医院前身。博爱医院开业20多年，发生过许多不平凡事件，陈赓将军曾在此逃过一劫。
    受伤入博爱医院，却与起义军失去联系    
    1927年，陈赓回国参加南昌起义，时任营长。部队南下广东时，在江西会昌与敌激战，腿部受伤，坐着担架随“八一”起义军辗转来汕头住进博爱医院。在此发生一件使他终生难忘之事。
    9月24日，陈赓被抬进博爱医院病房时，一位男工马上来收拾床铺，一位年轻姓李的女护士为他处理伤口，临走时还摇高病床一头，使陈能斜卧舒适过夜。隔天男工来清洁卫生时，就在病房大讲入城部队纪律严明，社会秩序稳定。第二天他又向大家讲述，昨天起义军在牛屠地召开军民联欢会盛况，并讲两年前曾在汕头任东江行署专员的周恩来还上台讲话，博得阵阵掌声。
    28日，远处传来枪炮声，陈侧卧静听，似是从海边传来，那清洁工慌慌张张走来对病友说，“国民党的‘飞鹰号’载着军队与起义军打起来了”，陈赓听后有些焦虑。过段时间李护士面带笑容进来，说国民党军已被起义军打退了，你们可安心静养。
    隔天早上，几天不见的日本院长来巡房了，对陈赓瞧了一眼，抛了一句话：这里对你们的安全是没有责任的，你们要自行为之。陈结合昨天发生战事，感到局势有些变化，所以他见到工友和护士都询问外边有否发生什么事？不出所料，我军在前线失利，汕头守军又单薄，起义军总指挥部决定9月30日夤夜撤出汕头。这时周恩来还不忘住院的陈赓，星夜派人送信和钱给陈赓，并安排他撤退。但使者摸黑来到医院时，大门紧闭无法进入。从此陈与起义军失去了联系。
    热心护士帮忙掩护，陈赓避开敌人搜查    
    10月１日，李护士上早班匆忙来找陈赓，说起义军已于凌时撤离。陈赓听后心里一怔，估计敌人会来医院搜查，想暂避一避。李护士找来清洁工，把陈扶至男工宿舍隐蔽，她马上回去整理病床，男工友又拿出平装给陈赓换。不一会国民党军来了，看到病房空无一人，也就离开。再过一阵又来几个国民党兵，翻箱倒柜到处搜查。幸得李护士把陈藏在女厕所，又避过一厄。
    陈赓考虑这里非久留之地，决定离汕往港再转沪。李护士赞同陈的想法，并叫工友代陈买往香港的船票和雇来小船，停在医院对面的汕头旅社等待。在李护士的搀扶下，陈撑着拐仗横过马路来到旅社后门，由工友背上船。李护士坚持要送陈上轮船后才回，使陈感激万分。
    解放后多次寻找热心护士，却数寻无踪    
    在船工帮助下，陈李上了船，刚安顿好，一位军警前来盘查，因这是起义军入汕以来第一艘开往香港轮船，敌人盘查很严。李护士马上将一支温度计塞进陈嘴里，有意让他不说话；又将手按在陈手上打脉。军警看到李护士白帽上印着博爱医院字样，也就转身走了。李又倒来一杯开水，叮咛陈要按时服药后就要离开，陈赓激动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恩情。”李护士只说一声“保重”，就下船了，陈要想问她名字也已来不及。
    船到香港后，陈又转道上海，在其爱人联络下很快找到党组织。治好腿后，陈又重新投入战斗，转战南北，屡立战功，成为建国元勋，被国家授为大将。
    汕头解放后，陈赓大将多次通过有关部门寻找李护士的下落，因事隔20多年，难以寻踪。陈赓子女后来还亲自来汕头寻觅李护士，但仍寻无踪迹。后据知情人反映，李护士结婚后随夫往外地定居，早已离开汕头。

2.

喻英奇，曾是妻子策反对象
本报记者 周晓云  

    人物
    喻英奇 （1907-1950年）号伟精，湖南保靖人。中华民国陆军中将。广东江西讲武堂、陆军大学特别班第5期毕业。抗战爆发后，喻英奇参加了淞沪保卫战，因作战英勇，升任少将旅长。后来率部打响南京保卫战第一炮。战后喻英奇用慰恤金在家乡湖南创办了“英奇小学”。
    喻历任排、连、营、团长，海陆丰守备区少将指挥官、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闽粤边区“剿共”总部中将指挥官、广东保安旅旅长、第三二一师师长、粤桂东“剿匪”总部中将总指挥。抗战胜利后，喻英奇驻留广东潮汕一带，横征暴敛，镇压屠杀当地人民。1949年11月30日在廉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所部被歼灭。1950年11月28日在汕头被公审枪决。
    1985年，为肯定其抗日英勇事迹，其肖像被准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喻英奇有一个名号叫“九斑龙”，当年在日寇进占南京时，他率领部队拼死抵抗，在南京外围汤山，以仅剩一团的兵力与日军交战三小时，身中数弹，仍然奋不顾身，继续督促部属抗敌，致流血过多而昏厥。士兵背负喻英奇入南京城内，得美国红十字会鼓楼医院医生掩护抢救。然后辗转经上海至香港养和医院疗伤半年。疗伤后，子弹仍留在右膝，背部也留下无数疤痕，因而得“九斑龙”之称。
    解放战争时期，他驻守汕头期间，其强横的管制办法，以及积极“剿共”的行为，引发了许多民众的不满。他在潮汕地区作恶多端、臭名昭著，屠杀了许多共产党人，引发极大民愤，甚至最后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被捕后遣回汕头公审并处决。
    一度曾是中共策反对象    
    这个当年在潮汕叱咤一时的国民党将领，短短42载的人生留下了许多传奇般的故事。他与第三任妻子、中共地下党员彭司琰之间的纠葛，更是错综复杂，宛如一部谍战影视作品。
    喻英奇是在武汉中央军校学习时认识彭司琰的。翻看历史资料我们发现，他们俩男俊女美，且都是湖南老乡，似乎是天作之合。而实际上，彭一开始就是带着中共下达的策反任务接近喻英奇的，希望能把他吸收入共产党。
    当时喻英奇已经在汕头称霸一方。他既掌管着汕头的行政事务，又手握兵权，拥有一个师的兵力驻守潮汕。可以说，汕头都在他的掌控范围内。而对于中共而言，一方面，汕头拥有便利的海陆交通，是不可缺少的军事重地；另一方面，胡琏的部队正向潮汕一带退守，如果喻英奇的地方军被胡琏的正规军收编，将不利于局势的发展。其三，就喻英奇本人而言，中共也希望能把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纳为己用。
    正是在这样三方面权衡下，中共透过当时党外人士、先进分子徐光英接洽了同为先进分子的彭司琰，希望彭能顺利策反喻英奇。
    喻曾一度心软放松“剿共”    
    带着任务与喻英奇结婚的彭司琰，一直试图说服喻英奇加入共产党，但深知不易。于是彭转换方式，采用迂回战术。彭在日常的生活中一直寻找时机对喻晓以大义。她告诉喻说，即使不能投入共产党的阵营，也希望他能看在子女的面子上，对抓获的共党网开一面，或者不要积极“剿共”，别赶尽杀绝，算是为子女积德。
    终于，喻的心理似乎有所动摇。有一回竟一次性释放了抓获的3名本将被处决的共产党员。这让彭似乎看到了策反的希望，遂将此事报告上级。
    然而，这次事件不知何故被香港的报纸报道出来，文章指喻可能有叛党的可能。喻英奇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撇清关系，并抓捕、杀害了两名准备来策反自己的共产党员，以证清白。
    事实上，至1949年喻被抓，乃至其受审被关在监狱中，彭仍曾试图作最后努力，但都没有成功。
    彭劝募复修花桥小学    
    策反失败后，喻在汕头被枪决。彭则带着三个孩子，到广州南方大学学习。南方大学是当时中共为培养人才而开设的学校，毕业后都将委以重任。彭毕业后就在广东省妇联任干事。
    当时在南方大学，为了交代清楚各自的经历，彭就自己无法成功策反喻英奇及自己在与喻相处过程对其产生的情感，写下了检讨书《我误嫁给刽子手喻英奇》，并在小组内做检讨。此时同期同学才知道她的真正来历。
    1953年，彭司琰请求由广州调回长沙，到周南女中任教，此后几十年一直在教育战线上默默耕耘。1986年，听说花桥小学（原英奇小学，1942年喻英奇用南京保卫战胜利后获得的慰恤金在家乡湖南创办的学校，一直由彭出任校长兼董事长。）年久失修，校舍简陋，校园破烂，她抱病起草《劝募复修花小倡议书》，全家带头捐款3000元，共募得捐款2.5万元，在花桥小学修建了一栋有6间大教室的校舍，此为湘西第一所希望小学。
    我们并不清楚彭是带着怎样的心态去劝募复修花桥小学。也许在她的记忆深处，自己与喻英奇之间的纠葛，或许永远道不清说不明，只能留给后人一个无限臆想的空间。

3.

李汉魂，在汕通电反对陈济棠

    李汉魂一生担任过众多重要的职务。最令汕头民众熟知的，是他于抗日战争爆发前担任第二军副军长兼师长，驻守汕头。在抗战那段艰苦岁月中，民众一方面带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希望驱除外敌，还我国土。一方面碍于自身能力的限制，不能人人皆上阵杀敌，于是，自然就会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比自己强大的军队尤其是军队将领的身上。而李汉魂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其对待日本人的强硬态度。
    “角田事件”表明强硬抗日心志
    1935年，李汉魂调任广东粤东区绥靖主任委员，同时兼任第六师中将师长，掌管潮汕地区的军政大权。李汉魂上任不久，因为中方扣押了日本商人走私的货物，日本第5鱼雷舰队竟然开赴汕头。李汉魂带着几个腰挂手雷的警卫登上日舰，据理力争，最终以中方的胜利告终。
    1936年初，日本领事馆一个名叫角田的警卫死在汕头街头。“角田事件”让日本再次找到机会借题发挥。日军派来3艘军舰威胁恫吓。第3舰队的司令、海军中将及川古志郎即是后来成为海军大臣、珍珠港事件的幕后操纵者。当时，他把名片递给李汉魂，名片背面写了一首中国宋代的诗：“门前路径无令窄，路径窄时无过客。过客无时路径荒，人间到处生荆棘。”
    李汉魂命令他管辖下的军队，包括民众全体进入戒备状态，赶修工事，积极备战；成立各组织准备应战，守卫住南海边缘潮汕地区的国防第一线。同时向他的上级、人称“南天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发电请求指示。
    通电反陈济棠引起全国轰动
    此时，陈济棠正与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企图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号，实行武装反蒋。
    对此，李汉魂亲自去见陈济棠，表示广东地处海疆，日军随时有登陆的可能，对日正应严阵以待，何以舍近求远。要求陈济棠慎重考虑，希望能避免国内“豆箕相煎”的情况，可惜并没成功。7月5日，李汉魂在汕头从收音机得知消息，便决定即日发难，封金挂印。当晚携眷搭船去香港。并于6日与南京派驻香港的中央社负责人梁乃贤接上关系，交予亲笔拟就的4份电稿。梁当日便从南京广播播出李致陈的电稿，发出倒陈第一炮。
    电文对陈“联日称兵”的罪行尽情揭露，并指出当时日本侵略的凶恶：“对华北即猛进突飞，期生吞而活剥，对西南更纵横捭阖，图鹬蚌之兼收。”反问陈：“本集团军现誓为御侮救国而牺牲，自应披发缨冠，当仁不让，岂宜舍近图远，坐误时机。”自称“救国有心，回天无力，谬兼疆寄，心窃耻之。”最后以“敢封金挂印，奉还大命。”表示势不两立。
    该电发出后，无疑晴天霹雳，给陈济棠投下了一个重磅炸弹，使陈惊慌失措。翌日，梁又把李的另外三封电稿向全国陆续广播开来，轰动一时。无形中为蒋解决西南问题打开了前进的道路。
    与妻子扶危济困筹建孤儿院
    除了对日的强硬态度为人们所乐道，李汉魂与其妻子李吴菊芳在汕头期间所做的慈善行动，也获得了民众的支持。李吴菊芳在汕头期间，参加募捐，捐款、捐衣，帮助解决民生问题；写慰问信安慰前线战士，为战士鼓气；在汕头发起了保卫大武汉的签名，还参加了其他多项活动。同时成立了妇女抗敌同志会，李吴菊芳任会长，定期出版《妇女月刊》，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李汉魂及其妻子扶贫济困，使得当时许多贫困人家获益。1938年广州沦陷时，他们筹建的广东省儿童教养院被迫迁至韶关。解散孤儿院时，李吴菊芳把年纪较大的孤儿撤退到韶关继续养育施教，年纪小、不便带走的孤儿便让附近村民领养，并付给抚养费。在韶关，李吴菊芳继续收留许多前线战士的遗孤以及那些在战火中失去了亲人的孤儿，负责他们的生活和教育，给那些形单影只的孩子们一个可以依靠的家。这些温暖人心的行为，在当时受到了民众的交口称赞。
    李汉魂（1894-1987年）字伯豪，号南华。汉族，广东吴川人。1919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33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参议。1934年调任独立第三师任师长。1935年任粤东区绥靖委员，并任第二军副军长兼第六师师长。后驻汕头，负责地方“绥靖”及指挥粤东军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军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抗战时期，又为六十四军的军长，曾率部一战歼敌土肥原师团3000多人，为六十四军赢得了“钢军”的荣誉。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后，与夫人吴菊芳创建了广东省儿童教养院，收养了难童一共3万多人。
    抗战胜利后，游历考察欧洲、拉丁美洲二十多个国家，1949年春赴台湾，出任台湾当局“总统府”上将参谋长，后任“内政部”部长。1982年曾回北京、广东等地探亲、访问，获邓小平接见。著有《岳武穆年谱》、《欧洲散记》等。

4.

张竞生，开金中男女同校教育先河
□黄浩瀚

张竞生(1888～1970年)
    张竞生，原名张公室，广东省饶平县浮滨镇大榕埔人，因受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思想影响，自己改名张竞生。1904年就读于近代抗日先驱、爱国学者丘逢甲创办的汕头同文学堂。1907年起先后就读于广州黄埔陆军小学、上海震旦学校及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被孙中山委任为南北议和南方代表团秘书。1912年，与宋子文、杨杏佛等25人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选派的第一批官费生出洋留学。张竞生前往法国。1915年毕业于巴黎大学并获文学士学位。1916年至1919年到里昂大学攻读博士。1919年以《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通过论文答，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是饶平，乃至潮汕地区的第一个博士。 
    张竞生被誉为民国三大博士之一，曾经与胡适并列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最年轻的两个教授。在中国，他第一个把卢梭的《忏悔录》译成中文，第一个提出逻辑学的概念，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第一个在中国展开了爱情大讨论，并编撰《性史》。但由于时代的极限性和人们认识的差异性，他超前的思想和言论受到世人强烈指责，“文妖、性博士”等不雅头衔均落在他身上，晚年更遭受迫害，在家乡贫病交迫而死。
    历数民国时期中国的著名学校，都因有一位十分杰出的校长而被人们所传颂和铭记。如蔡元培之于北大，因其提出“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奠定了北大科学民主的自由校风。梅贻琦之于清华，他提出一句关于大学教育的经典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由此奠定水木清华“行胜于言”的厚实校风。张竞生之于金中的贡献在于一系列改革创新，而开男女同校教育先河更是意义重大，奠定百年金中在潮汕乃至全国名校的地位。
    归国出任潮州金中校长
    1921年春，张竞生留法归来，由广东省财政厅长邹鲁（后来的广东大学即中山大学首任校长）举荐担任潮汕当时最高学府金山中学校长，成为潮汕地区历史上第一位由留洋博士出任的中学校长。关于张竞生出任潮州金山中学校长一职，有一些学者认为是1920年冬至1921年夏的另一说法。笔者专此考查了汕头市档案馆藏档案资料，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二月编写的《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概览》一书中得出准确时间，该书校史记载：“辛酉十年春（公历应是1921年），省委留法博士饶平张竞生为金中校长……张校长自欧而来，锐意振作，校务日有起色，然持论太新，不合桑梓旧俗，其秋即辞职去。”
    改革金中的教学与管理
    张竞生时年32岁，风华正茂，因长期留学国外，眼界开阔，思想先进。另外受到“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影响，张竞生希望以其坚强的信心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塑造一个全新金中。因此，他到任后，遂大刀阔斧在教学与管理上进行改革。
　　推广普通话及英语教育。当时的潮州金中流行闽南语与客家话，教学上常因使用哪种语言起纷争。张竞生到任之后大力推广普通话，自己也在大小会议上带头讲普通话。不久之后，讲普通话便成为金中学校师生的一种自觉。之后又聘请精通外语的杨九如、沈天生、黄达修三位老师专任外语教学，所有年级都开设外语课，有的班还纯用外语教学。 
    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当时在金中随便听其他老师讲课是不礼貌的，这在当时成为金中不成文的规矩。张竞生大胆破除这一陈规，他经常到各班听课，对于声音、仪表、讲解被认为不合标准的老师，就当堂给予批评纠正。他把课堂延伸到室外，这完全秉承了欧美发达国家学校自由开放的教学模式。
　　整顿校风校纪。金中作为当时潮梅最高学府，学生来自潮梅各县。他们有的住在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试馆，有的寄亲投友，有的租用民房，造成校风涣散。面对这种情况，张竞生重新订立各种规章制度，晓谕学生认真遵守，规定除家庭在县城的可以走读外，其它外县学生一律必须内宿。上下课及宿舍作息，必须严守时间，夜间自修和早读集中在课室，由老师随堂辅导监督。外宿生也必须到校参加早操和早读，非有事情均不得请假缺席。张竞生本人则时常执行检查，使规定不致成为空文。良好的风气，使学生自重自爱，金中校纪校风焕然一新。
　 彻查整顿校产。金中原来的校产十分丰厚。之前由于校方管理不力以及与奸商勾结，校产租价奇低，导致收入锐减，学校经营困难，使张竞生的改革处处捉襟见肘。张竞生针对这一情况，大力彻查和整顿校产，并排除阻力与租户签订合乎市价的新合同，为学校资产的良性发展壮大作出重大贡献。
    张竞生的这些教育改革和管理理念，富有改革创新精神，代表了现代普通教育的方向，即便是对当今的教育改革也具有借鉴意义。
    开男女同校教育先河
    开男女同校先河。张竞生反对男尊女卑，提倡男女平等，男女同校，德智体并重。作为率先在欧美受到现代教育的先驱者，张竞生是在省颁布男女同校令后积极推行此政令的少数校长之一。张竞生排除异议，以校长的名义向潮属九县发出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之公告。“本校自下学期开始，实行男女同学，女生考试合格者，可以申请优待，免收学杂费，并供应早餐。”这一年，金中通过考试，最终录取了八名女生。她们亦成为潮汕乃至广东最早接受教育的一批女性，为金中辉煌校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开创了金中男女同校先河。
    此外，张竞生十分注重学生的体育锻炼，他把金山顶上一个废弃的火药库辟为操场，每天集合学生做早操，同时每周除军训外还规定体育课时分班开展田径、球类活动。游泳也是张竞生当时大力推广的一项运动，但过后一名学生在韩江游泳时意外溺毙。此次事件也成为后来张竞生遭致非议乃至驱逐的伏笔和导火线。
    但主要原因还是当时张竞生的那些改革和主张触动了地方和学校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在内外压力下，1921年9月27日，张竞生召开学校大会，宣布辞去金中校长职务。张竞生本打算推行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新学制与提升办学水平，将金中改制发展成岭东大学的宏愿也未能实施，令人感慨。 

5.

黄绪虞，民国海军基地司令
陈庆文 

    在汕头民革尘封的档案里，有一份发黄的民革党员入党申请表。表的右上方贴有一张相片。相片中人国字脸，戴着眼镜，留着一字型胡须，身着中山装，颇具儒雅风度。这个人叫黄绪虞，生前担任民革汕头市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协委员、汕头市政协委员。在民国时期，他还曾是一名海军基地司令。
    黄绪虞历任民革汕头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政协汕头市第一、二届委员会委员；政协广东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汕头市第二届人大代表。1958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此后健康状况日差。1960年6月4日在汕头市逝世。1961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79年改正错划右派，恢复政治名誉。
    黄绪虞夫人张慧秋，北京人，所生五子六女居住在大陆和港台地区。
    黄绪虞昔年攻读航海、海战术、海军军事教育专业，对海军、海事有相当研究，著有《中国海军之沿革》一书。
    东渡日本求学研习
    黄绪虞，又名黄舜琴，广东省普宁县洪阳镇雨堂村人。1886年出生，清光绪年间应试录为潮州府学生员，后入金山学堂就读。1906年随学长东渡日本，入东京同文书院求学。1908年前后，留日学生因受康梁变法影响，纷纷弃文习武，投笔从戎。适清廷驻日本大使馆招考官费留日海军学生，黄绪虞即报考日本海军士官学校，与湖南沈鸿烈、河南曾敬甫、广东普宁方念祖等为同学。
    在学期间，正值辛亥革命成功，黄绪虞立志刻苦研习，报效祖国。通过努力，他精通日语及所学专业知识。1912年毕业归国，在袁世凯、黎元洪统治时期之北京政府海军部任科员、科长，并被派赴各舰队实习。1918年9月，奉命调任驻日本大使馆海军武官。1922年奉命回国，出任南京海军总司令部中校副官。
    张学良介绍入国民党
    1925年，黄绪虞转入东北海军，历任东北舰队司令部副官长、东北海军“利捷舰”舰长。1927年起，任济南海军办事处处长、沈阳海军司令部军卫处处长、东北海军总司令部参议。1930年，在沈阳，经张学良将军介绍并领衔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1931年调任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前创建的青岛海军学校校长。
    黄绪虞接任时学校仅有将校班、轮机班各一班。为不负张学良的重托，黄绪虞任职期间，悉心治校，使青岛海军学校初具规模。3年间，共培训本科毕业生和学员兵数百人。
    1934年因东北舰队舰只叛乱事件受嫌，黄绪虞离开东北海军，次年到南昌、上海等地任职。“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因与张学良的密切关系，受到蒋介石的排斥，被派至苏州、昆山等地搞军输。1938年，在一次归途中，黄绪虞所乘小型运输船遭日寇炮火攻击，被迫弃船登岸，几经转折，回到上海。然而上海租界已成孤岛，航政局不裁而散。黄绪虞举家回汕。翌年，应两广监察使刘侯武之邀，往广西桂林任两广监察使署主任秘书。1942年9月，出任饶平县县长，到任不久，他即清查积案，释放无辜受害的教师。1943年潮汕大旱，灾情严重，黄绪虞反对横征暴敛，实行减免田赋，遭受上峰斥责。1943年6月黄绪虞卸职回家乡普宁。抗战胜利后，黄绪虞出任南京海军司令部第一署署长。1946年末调任台湾海军第三基地司令。1948年2月，奉命调任广州海军第四基地司令。随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看到国民党官员派系纷争，腐败丛生，黄绪虞心灰意冷。是年秋，他脱离国民党海军，辞职回汕头定居。
    黄绪虞一生戎马生涯，但他十分关心潮汕家乡。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认为汕头北连闽浙、上海诸港，毗邻香港，南接南洋群岛，具有发展海运，繁荣经济的有利条件，因此积极倡导建立省立汕头商船职业学校。学校建立后，黄绪虞又多方介绍数名海军人才到该校任教，为汕头的航运事业培育了不少人才。该校1955年迁往武汉，易名为“航海交通学院”。1950年，黄绪虞被推选担任普宁县第一水利副主任（治河处主任），期间，他尽自己所能带领乡亲根治洪阳河水患，并开辟洋港新河。他还被推选为普宁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晚年在汕头加入民革
    1956年，两鬓灰白的黄绪虞居住在汕头市区公园路75号，日常生活由其子女奉养。经吴华胥和谢丰介绍，他申请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黄绪虞在加入民革的申请表中写道：“民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民主党派组织，而且领导人是前曾见过数面的李任公（即李济深），我心中无不向往……我想参加民革，加强学习，为国家贡献一切力量，并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奋斗。”
    参加民革组织后，他积极联络民革成员，开展自我教育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次向居住在台湾的老部下、老同事、学生去信，希望他们齐心协力，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贡献。也曾通过香港《文汇报》发表对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宣传文章，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政治部聘为对台工作宣传员，录音在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广播。1956年任市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和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他跟随政协组织到各地参观并进行社会调查，目睹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提高，他为之欢欣鼓舞。在1957年的一篇发言稿中，黄绪虞写道：“我热爱今天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我决心跟共产党走。我还想再活一二十年，鼓起勇气，为社会主义做点事。我还要亲眼看到我们这个关系到世代儿孙幸福的社会主义得到完全成功。”
 
6.

翁照垣，抗战后回汕办济贫会
陈健

    翁照垣，是从潮汕地区走出去的抗日将领。可这样一位战功显赫的将军，现在却鲜少为人知晓。我是一名高校教师，教的就是政治历史，我还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可我对翁照垣将军一无所知，直到我在市档案馆看到这样一份电文：
    “广东省全省保安司令部代电：（机密）奉广州行辕主任张转奉主席蒋代电，抄发李济深秘密组军情报一件，开‘李济深在港活动仍甚积极……（3）翁照垣近往返汕头香港间甚密，并转向普宁、南山、惠来各县活动，近并于其家乡集众百余，惟动向未明’。希注意查报，切实侦查。民国36年6月7日”
    “张”，是张发奎，“蒋”当然是蒋介石。翁照垣和大名鼎鼎的李济深过从甚密，还让蒋介石和张发奎紧张得不得了。这翁照垣，他到底是谁？
    打响淞沪抗战第一枪指挥官
    带着疑问翻查资料，才知道他竟是如此让人骄傲的抗日将军！1932年打响“一·二八”淞沪抗战第一枪的指挥官，正是翁照垣！1932年1月，中日在上海的摩擦加剧，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蒋介石授意军政部长何应钦将翁照垣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六旅调防，以避免和日军正面冲突。当时上海市民屡遭日寇欺侮，群情激愤，团团围住翁旅长指挥所，极力挽留一五六旅。翁照垣是血性男儿，当机立断，抗命不从，坚守驻地。28日午夜11点30分，上海枪声骤起，日军发动进攻。翁照垣一声令下，我军反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了！
    一夜之间，惠来葵潭人翁照垣成了民族英雄，堪比卫青岳飞袁崇焕，大名响彻神州。章太炎先生赠联盛赞翁照垣：“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武。”名士常燕生亦作长诗《翁将军歌》，传诵大江南北。其诗有云：“将军长啸指须发，剑气喷薄如龙浮。……长江万里锁废垒，将军立马寒飕飕。兼旬环击不得下，伏尸百步惊沙鸥。”
    翁照垣这一枪，打在日寇的身上，更激发了全民族的斗志。“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国人在抗战中，前仆后继。”此后，翁照垣一路抗战，屡建奇勋，还曾一度出任潮汕地区抗日武装总指挥，真可谓既卫国、又保家。
    卸甲归隐于汕头与惠来
    抗战胜利后，翁照垣拒绝出任潮汕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大隐隐于市”，在汕头和惠来两地做起了寓公和商人。翁照垣在汕头的住所位于如今的共和路附近，商平路永兴街则有他的商行——“兴记行”，专营锡矿和酒类。他还捐资、集资修建了汕头新华电影院和新观电影院。翁照垣就真的解甲归田、营商自乐了吗？
    不，翁照垣可是咱们潮汕人哪。潮汕人素来不“安分守己”，喜欢折腾，要不怎会有“东方犹太人”之美誉？翁照垣也是这样。他当年放着好好的仕途不走，跑去法国学开飞机，飞机掉了，他跳舱后居然只受皮肉之伤，法国人惊异不已，前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的父亲——邹韬奋先生也对他交口称赞，夸他是“勇敢的中国人”。那么，抗战胜利后的翁将军，他究竟在干什么？
    创办汕头市济贫会收容孤贫
    现在的市中心医院，抗战胜利后那里曾是汕头市济贫会，专门收容孤儿和贫民。翁照垣就是它的创办人。此外，翁照垣还在如今深汕公路东至汕头、西至海陆丰、北至梅塘一带，组织了一支武装，叫“联防护运队”，简称“联运”，下设2个中队，约二百多人，负责保护来往商贾货运安全。正是“联运”的行动，让当局产生“于其家乡集众百余，惟动向未明”的想法，这才有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份电文。
    现有的档案资料显示，翁照垣于1947年后，即成为李济深、陈铭枢在潮汕地区的代理人，负责在潮汕组建反蒋军事基地和武装。有中共老党员后来回忆，翁照垣实际与中共交往甚密。李济深、陈铭枢得到了中共的大力协助，翁是他们的代理人，与中共的关系自然亦较为亲密。尤其是翁照垣创办的济贫会，为中共的解放战争亦贡献了力量。
    可令人好奇的是，1949年后，李济深、陈铭枢都参与组建新政权并官居高位，而翁照垣却迁至香港隐居。翁照垣逝世之时，蒋介石还致送挽联：“绩著旗常”。当中原委，实乃后人难以明了之谜。

7.

曾杏村，潮汕报人“鼻祖”
□ 曾旭波

    创办岭东第一所阅报所
    曾杏村（1870—1933），一名纪维，民国后又更名曾在，字恒存、亦作幸存，潮安人。
    杏村青年之时，眼见甲午战争的惨败与八国联军的入侵，导致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当时，国内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为了宣传民族救亡，鼓吹维新变法和实现他们的“开通民智”的主张，开始实行一系列的社会文化改革。一些觉悟的知识分子看到文言文不利于向广大民众传播文化、交流思想，纷纷著文讨论白话文的地位，认为白话文更有利于对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启蒙教育。
    受到维新派人士的影响，曾杏村等人于1901年在汕头育善街创办了汕头埠乃至整个岭东第一所阅报所。紧接着，又于1903年12月在汕头埠大峰庙（即存心善堂）后座创办潮汕历史上最早的方言白话报《潮州白话报》。次年，《潮州白话报》因编辑之间观点相左等原因停办，曾遂东渡日本留学，结识了孙中山，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创办《潮声》行文用潮汕话
    1906年，学成归来的曾杏村，已是一位加入中国同盟会的革命志士。为了宣传革命思想，唤醒人民推翻帝制，1906年4月，他又在外马路大峰庙（现存心善堂）后座，创办了《潮声》半月报。《潮声》是曾杏村继1903年创办的《潮州白话报》后，又一次以白话报形式在岭东出现的报纸。此时，也正值中国各地白话报刊创办的高潮时期，它与上海、浙江等地风行的白话报刊遥相呼应。
    曾杏村取“潮声”之名有多层意思，其一是报中行文为潮州地方方言，读起来是潮州的声音，潮州人的口气，让人倍感亲切；其二是潮汕地方近海，枕海听潮，会使人动心，《潮声》如若能办得如此，让读者动心，是办报者的最大愿望；其三，《潮声》也代表革命浪潮的声音，其寓意是欲全潮汕人民惊醒魂梦，唤起精神。
    曾杏村为了让平民百姓只要略识文字，便能读懂报纸，报中无论新闻还是时事、谈丛、调查以至军谈、杂录、告白等等，都用潮汕方言写成，让读者读报就像拉家常一样亲切，直白，易懂。如在第九期《潮声》有一则题名叫《和尚学堂》的新闻，这则新闻这样写：“京城有个和尚，叫做觉先，前年走去日本游历，看见伊许块个和尚，都兴旺过地个，独独俺中国个和尚，做会衰小衰小，都无乜色水，到返来后，就在京城想心事开学堂，听呾开两个乞平常人读，一个乞和尚读，甲开一个叫做佛教个总公所。只件事，管学大人也大块赞成伊。所以去年三月就开办。共主和尚觉先，真有道行，今年又走来杭州块招攀，物阿物，杭州个和尚也就听伊，开一个学堂乞平常人读，一个学堂乞和尚读，又开一个工艺院，乞穷人去学习······”。
    不畏强权揭露贪官嘴脸
    《潮声》所刊登的内容针砭时弊，常常刺痛了统治者的神经，创办一年左右便停办。曾杏村遂又创办《双日画报》。1908年底，《双日画报》报道光绪帝死因是被毒毙，触怒慈禧太后，《双日画报》被封，曾杏村亦被捕入狱。但囿于曾杏村已是一位普受尊敬的知名报人，就连监狱都视他为座上宾。不久，在各界舆论的声援下，当局不得不把他释放。1909年吴子寿创办《图画新报》，遂聘刚出狱的曾杏村出任主笔。曾杏村再次凭手中之笔，继续以漫画式的语言讽刺清廷，揭露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
    辛亥革命成功，1913年曾杏村出任在汕头埠出版的《掞华报》主编。不久，袁世凯复辟帝制，诛锄异己，曾杏村名在通缉之列，曾杏村遂逃亡到上海。倒袁后，曾杏村被委任为孙中山大元帅亲督的粤军援闽第一兵站主管。不久卸职，云游祖国大江南北和东南亚各地。晚年潜心书画，“以国画意境融合透视学理，开新派画风之先河”。民国十四年，上海商务书馆征集举办图画比赛，他获第一名。逝世后，其子女将他遗作编辑成《曾恒存先生画集》出版。

8.

林修雍，筹建中山公园功绩显著
□ 蔡炫辉

    林修雍（1894—1933）
    林修雍，字浩如，号渔父，澄海溪南南砂乡人，早年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政治经济系，是国民党的左派人物。曾任澄海、揭阳、陆丰等县县长，大元帅府特派潮州善后委员会委员，湘军总指挥部参议，国民党汕头市第一、二届执行委员，广东行政厅潮州沙田局局长。第二次东征时，林修雍深得周恩来赏识，委以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第二科科长。1926年7月，受中共汕头地委推荐，任东江农工运动人员养成所所长。他亲自上课，主讲《国民革命与农工运动》，对培养农民运动骨干，推动潮梅地区农民运动起了积极作用。
    汕头中山公园自1928年建成开放，便以其绿水环绕，湖光柳色，假山奇石，楼台亭阁，曲桥回栏，嘉木繁英吸引南来北往的游客，历经多次修建，成为中国南方著名的人工公园。其中的纪念亭，除了作为亭子本身的功能之外，更有一番教育意义和文化底蕴。
    据1934年《公园报告书》中绪言所记载，1927年，为建设中山公园，当时成立了粤自筹建委员会，以负责公园建设的筹备事项，委员会成立以来，虽然遭遇各种波折，但公园的筹建却始终进行着。
    中山公园所在地址，原是一淤泥堆积而成之地，地势低洼，韩江支流水涨时即汪洋一片。筹建委员会成立后，多方设法筹款建设资金，先是募捐到1个月的市内房租，用于建筑平民新村，后获得政府批准发行奖券，又遭到奖券发行公司的制肘，中间曾数度中断发行。1928年公园正式开放后，就将公园门票收入用以开辟数条路基及修搭竹木茅亭。之后采用游艺会、募捐、摊派、发彩票等形式筹集资金，不断扩建公园。公园的建成和扩大，得益于委员会的积极筹建。
    为纪念筹建公园委员会常委林修雍建园的显绩，1932年，在公园展览馆东面建立了“浩然亭”。该亭是一座由十六根园柱支撑的长方形凉亭，蓝色琉璃瓦覆盖其上，更显气势恢宏，落落大方。
    建亭之初，中山公园建园委员会原定亭名为“浩如亭”。林修雍婉言谢绝，并亲笔为该亭题名“浩然亭”。一字之改，其意深远，表现了林修雍一心为公，不为名利的正大豪迈气概。林修雍此举一时传为佳话，也为后人所称颂。1933年林修雍病逝，追悼会便在浩然亭前举行。
    文革期间，浩然亭变成储物的大仓库。也许是作为他用，才使浩然亭躲过浩劫而得以完整保存下来。1989年浩然亭重修，可惜林修雍当年所书的“浩然亭”匾却佚而不存。
    林修雍擅长书法。他所生活的年代，正是碑派书法统治书坛，碑学理论大放异彩的时期。他与曾习经有姻亲关系。曾习经，揭阳人，光绪十六年进士，历官至度支部右丞，是碑学大家。在曾习经的影响下，一些帖学书家也向碑学靠拢，吸取北碑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林修雍写碑与曾习经的影响也许不无关系。他不仅接受康有为的书论，而且以康有为的书法实践为楷模。从林修雍现存的书作看，用笔直入平出，点画沉厚朴拙，转折浑圆，收笔处或铺毫展送，纵逸飞动；或戛然而止，斩钉截铁，颇有“康体”遒劲磅礴，豁达大度的气象。回思林修雍的为人处事，看看眼前的淋漓墨迹，确有“字如其人”之感。
 
9.

黄勖吾，一手创办汕头华侨中学 
□ 江翊芬

    广东汕头华侨中学前身是创办于1932年的“汕头海滨师范学校”，至今已有81年的历史。在这81年的历程中，侨中培育出众多的学界专家、政界精英、商界翘楚和侨界俊彦，为汕头教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在这灿烂辉煌的背后，最值得后辈追思和纪念的就是她的创始人、首任校长黄勖吾！
    负笈南京 学富五车
    黄勖吾(1905—1980年)，字剑秋， 出生于澄海樟林，其父黄俊卿为旅泰华侨、米业巨商。黄自幼天资聪颖，求知若渴，尤其喜欢文学和书法。上世纪20年代，刚成年的他远赴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求学。“国立中央大学”前身是“国立东南大学”，当时和北京大学是国内仅有又难分伯仲的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特别是1919~1925年中国第一个教育学博士郭秉文任校长期间，东大更有“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之美誉。1927年东大改为“国立中央大学”，黄勖吾正是在这段时间就读于该校中文系，并于1931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的。在他就读期间，校长先后为张乃燕、朱家骅。张乃燕是留欧理学博士、化学专家，对史学也颇有研究，又工于山水画作；朱家骅更是我国教育界泰斗、外交界耆宿、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在这样的名人主政下，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自然也是名师云集。其中，对黄勖吾影响和启迪较大的有国学大师胡小石、王伯沆，语言文字学家汪旭初、黄侃，曲学大师吴瞿安等，这些大师在古文字、声韵、群经、史籍、诸子百家、金石、书画、辞赋、诗歌、词曲、戏剧等方面，各有所精，又身兼数长，黄勖吾如饥似渴地向大师们求教，刻苦学习，见识和学识飞跃长进。尤其在书法方面，深厚的学识和自幼临池的功夫相得益彰，使得其书法作品出神入化，颇有大家风骨。1931年，大学毕业后，恰逢南京博物院正在酝酿筹建，他因为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即被筹备组聘为南京博物院指导员。
    办学鮀城 始有侨校
    1932年，深受先进教育思想影响的黄勖吾，深感潮汕地区文化教育的落后，萌发了兴学育才的强烈愿望。在开明的父亲大力支持下，独资买下了位于汕头市外马路294号一处私人房产，聘请高级教育人才，创办“海滨师范学校”，设高师班与简师班，并附设普通初中班。1936年，省教厅通知私立学校停招师范班。“海滨师范学校”改名为“汕头私立海滨中学”，属完全中学建制。由黄炎培、蚁美厚等11人组成校董会，黄勖吾任校长，同时由萧佛成（著名爱国华侨、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一届中央执委）等前往泰国募捐，筹款兴建校舍。新校舍耗资13万大洋，位于同益路1号，1937年6月落成。校园总面积9056平方米，使用面积5557平方米，有回形教学楼1幢，群言堂横屋1座和后操场科学馆1幢，共24个课室、1个小礼堂、1间图书馆、1间实验室。学生最多时1000多人。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汕头处于防空备战状态，学校师生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学习生活。1938年，学校迁往潮安华美乡，8月又从华美迁回汕头；1939年3月，日机空袭频繁，学校又从汕头迁往揭阳顶埔村新楼乡；1939年6月日军登陆汕头后，占海滨中学校址为“粤东派遣军司令部”；1940年2月学校由新楼乡再迁到普宁流沙，借用秦氏大宗祠上课，此时学生已不足200名。1943年，由陈欣实代校长，黄勖吾受聘为中山大学文学系副教授。1945年日本投降后，校方向国民党接收组多方交涉，收回海滨中学原址复课，黄勖吾再次回到汕头，受聘为南华学院中文系教授兼教务主任，同时兼任海滨中学校长。
    黄勖吾办学期间，十分注重创办刊物。1934年9月以后，“海滨师范学校”陆续创办了《海滨学术》期刊、《海滨》月刊、《海滨文艺》、《海滨木刻画刊》等刊物，黄勖吾把刊物当作“推进文化唯一动力”，亲自撰写《孔子思想概观》等文章，又邀请“国立中央大学”的校友和潮汕知名人士加入写作团队，如中央大学经济学士、潮州人林运铭，潮汕著名女诗人、澄海人许心影等都曾为刊物撰文；他又把刊物作为宣传革命理想的阵地，发表关注国际国内政治动态的文章，并在汕头、广州、上海、南京等各大书店设分售点，扩大社会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3月，海滨中学又出版了半月刊《号角》，黄勖吾亲自撰写序言《前奏曲》，鼓舞师生及民众跟随民族解放的号角勇往直前，同仇敌忾，维护国家民族尊严和领土不受侵犯。
    在黄勖吾的爱国进步思想影响下和浓厚的学术氛围熏陶下，汕头海滨中学人才辈出，成为当时粤东学子向往的一所学校，在东南亚华侨华人中有很大影响。
    时局变迁 旅居星洲
    解放前夕，感觉到时局变化的黄勖吾离开汕头，一度客居香港，不再担任海滨中学校长。1949年11月，市军管会接管学校。1950年4月“汕头私立海滨中学”改为“汕头市私立华侨中学”，成为汕头市第一所华侨中学。
    1948年底，黄勖吾正式移居新加坡。起初从事师资培训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应新加坡南洋大学之邀, 任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暨南大研究院高级院士，并在新加坡渡过了中年和晚年。
    词章书法 著述等身
    黄勖吾到新加坡后，从事华文教育、词章创作和书法教学普及工作。除了担任中文系教授和南大研究院高级院士外，1969年揭阳籍化学家黄丽松主政南大期间，他还负责南大李光前（东南亚橡胶大王、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的女婿）文物馆的设立并任该馆主任，对亚洲的图书、文物的保护，居功至伟。同时，他还担任新加坡中华书学研究会顾问、菲律宾环球词苑苑士、新加坡新声诗社名誉社长。
    在词章和书法方面，他一生著述等身！主要著作有《文哲论丛》、《大学国文选》、《艺术与人生》、《中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常识问答》、《白云红树馆文钞》、《诗词丛谈》、《中国书体与书法》和《白云红树馆草书洛神赋》等，这些巨著对后人教益良多，备受行家推崇！
    几经颠沛 侨中幸存
    1952年1月，省教厅批准“汕头市私立华侨中学”为省立中学，改校名为“广东汕头华侨中学”，为全国最早成立的一所公办侨中，面向海内外接收侨生入学和补习。1954年，中侨委决定在汕头创办“汕头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 在金砂乡新建占地100亩、有五层教学大楼、可容2000人大礼堂、400米跑道和四栋三层学生宿舍的校舍，作为侨补学校校址。1965年，侨补校移交给汕头市教育部门，侨中随后迁入。1967年，学校改名为“汕头市延安中学”，1969年又改为“汕头市第十中学”，1979年7月，汕头市革委会批准，撤销汕头市第十中学，复办“汕头华侨中学”，1986年，省教厅批准重新恢复“广东汕头华侨中学”，也才有了今天位于金砂东路的“侨中”。
    伊人已逝 桃李天下
    2012年，侨中八十华诞，学校领导钩沉尘封已久的历史，这位当年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历尽千辛万苦、千艰万难创办学校的老校长再一次得到后辈的缅怀和纪念。他一生从教48年，担任校长18年，为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遗憾的是，天不假年，1980年8月22日凌晨1点，黄勖吾因心脏病猝发，在新加坡陈笃生医院逝世，享年76岁。
    值得告慰的是，当年他所创办的侨中，在历代学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在学界，侨中培育出中国工程院院士饶芳权、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潘懋元；在政界，侨中有全国人大原常委王宋大、林业部原副部长蔡延松；在商界，侨中更有泰国正大总裁谢中民、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刘锦庭；在体育界，侨中还有九夺全国冠军、十七次创全国记录的新中国撑杆跳高运动开拓者蔡艺墅……如今的侨中，已经步入“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的行列，在汕头乃至整个粤东教育领域依然占有重要的一席!

10.

黄伟斌，特赦战犯选择回汕报国 
□ 陈庆文

    在汕头，有一位广州黄埔军校毕业生、曾在解放战争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列为国民党战犯，特赦后任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的传奇人物，他叫黄伟斌。
    烽烟岁月如梦逝
    黄伟斌，又名黄和杰，别号承烈，是汕头金砂乡人（金砂乡以前归属澄海区域），1905年12月出生，幼年时在汕头读私塾，后进入辛亥革命志士林仔肩任校长的汕头市升平街演说会高等小学读书。黄伟斌曾说，读高小所学的主要是国文，数学只是略懂一般分数、比例和四则运算，物理、化学和英文各科都没学过。1921年，16岁的他在父亲开设的大安街开乾茂号竹器店当店员。次年经亲友介绍远赴安南（今越南）摆草市一所小学任助理教员。
    在越南期间，黄伟斌怀着报国情怀加入中国国民党，被推举为安南总支部宣传干事。他目睹国家军阀混战，备受帝国主义列强蹂躏、海外侨胞遭受欺压的状况，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与其在海外受压迫、欺凌，不如投笔从戎，回国寻求出路。于是，他以侨生的身份于1924年底考取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黄埔军校，成为第三期步兵队学员。当时，与他一起考取军校的潮汕籍泰国和越南侨生还有庄文彬、连士英、吴克白、庄荣汉、陈可超5人。在学期间，黄伟斌先后学习了《步兵操典》、《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筑城学》等课程，与黄埔一期生蒋先云、潮籍同学叶古衣等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蒋先云和叶古衣都是中国共产党员，见黄伟斌思想进步、学习认真，便介绍他加入中共。
    黄伟斌后来回忆入党的情形：当时——1925年11月，他正在潮安部队。党代表蒋先云约了他和其他3位入党的同学在师政治部补行宣誓。大家举起右手宣完誓就各自走了。整个誓词记不起来，只记得“……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一句。
    从投考黄埔军校起，黄伟斌就成为一名职业军人。他多次聆听了党代表廖仲恺、政治教官周恩来、教育长邓演达的演讲，也听过校长蒋介石的训话。1925年5、6月间，随步兵队学员参加讨伐叛乱滇军、桂军的战斗。由于他学业优秀、作风勇猛，尚未毕业就被分配到潮安县当见习官、代理排长。1926年任上尉连党代表。同年调任第四军政治部宣传科中尉科员。接着，任第十一军第二师七十七团二营代理少校营长。1927年4、5月间，他随七十七团团长、著名将领蒋先云一起参加了北伐战争，并参加了与奉军作战的河南临颍战役。1927年8月，奉命由湘回汕，迎接南昌起义部队并奉周恩来主任之命任广东东江工农红军总教练。其后，黄伟斌任第四军教导团第九连上尉连长，率部参加广州起义，部队担任永汉南路至天字码头的警戒。起义失败后，他出走到香港，从此与共产党组织失去联系。不久，他辗转到泰国佛丕市任一间小学的校长。    
    1933年，是黄伟斌人生的一大转折。经黄埔同学联系，他由泰国回南京办理了“自首”手续后，进入国民政府的阵营。从任保定第六补充团团副始，之后竟一路“官运”亨通，先后任陆军某团少校团副、中校团副、上校团长、上校参谋长、上校中队长、上校副官处长等职。他随国民党部队转战南北各战区。1948年被蒋介石委任为总统特派战地视察第十三组和第七组上校视察官，连续“视察”各部队。1949年7月，在河南永城陈官庄军部掩体外，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由于为蒋介石集团效劳、与人民为敌多年，这个曾经追求进步、“红”于一时的黄埔军人被列为战犯，结束了他25年的烽烟岁月，随后被关押在山东济南战犯管训所。
    新生年代终无憾
    在长达20多年的监禁中，经过政府管教干部的教育，黄伟斌接受改造，终于幡然悔悟，认识到自己对人民犯下的罪恶。1975年3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他与293名最后一批在押战犯一道获特赦。根据政策和本人的要求，黄伟斌没有选择去台湾，而是返回他阔别几十年的家乡汕头市。市有关部门安排他为市政协文史研究员，每月发给薪水，并安排了茭萣地一套住房给他居住。
    这让黄伟斌十分感动。他说，我过去追求利禄，甘作蒋帮爪牙，罪恶深重，但共产党不计前嫌，给我宽大改造和新生，我一定好好工作以报答。他静下心来，慢慢回忆他的人生道路。黄埔军校的峥嵘岁月，逐渐在他脑海里浮现；他的良师益友、优秀共产党员蒋先云烈士的形象也在他的心中愈加清晰。还有，蒋介石对他“封官”的过程也时而被勾起。于是，黄伟斌写下了《从黄埔军校到参加广州起义的回忆》、《悼念蒋先云》、《蒋介石特派的战地视察组及视察官》等文章，发表在《汕头文史》、《黄埔同学会期刊》等书刊上。他写的文章，都是亲历亲为的写照，记叙的历史比较翔实、客观，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1980年，黄伟斌获悉汕头市有个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的民主党派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便要求参加组织。他在申请书中写道：“我决心以有生之年，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多做有益于人民的事”。参加民革后，他积极参加组织的学习和活动，并撰写对台宣传稿件。1981年，他与另一位特赦人员张中岳，作为特邀人士，被安排为政协汕头市第五届委员会委员，这让饱经风霜、白发苍苍的黄伟斌感到欣慰。
    黄伟斌的结发妻子佘佩君，澄海月浦乡人，生育一女。
    1983年10月，黄伟斌因病在汕头去世，终年78岁。

11.

谢逸桥：同盟会岭东地区主盟人
□ 曾旭波

    谢逸桥（1874—1926）
    谢逸桥，家名锡元，学名延懿、元骥，字逸桥，梅县松口铜盤村人。祖父谢益卿和伯父谢梦池均为清末南洋侨领，父亲谢国生为邑中宿儒，生有八子，逸桥是长子。
    谢逸桥少年时，眼睹英、美列强入侵我国，腐朽的清政府懦弱无能，甲申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每次战争，无不以中国最终战败、割地赔款而告终，此时，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给他的思想带来深刻影响。
    1895年，孙中山策划了第一次广州起义，因事机泄漏而失败。起义参加者之一的程壁光逃到南洋槟榔屿谢逸桥之伯父谢梦池家中至次年才离开，谢逸桥因此结识了程壁光，知道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兴中会，对孙中山产生了敬慕之心。
    1900年，兴中会在香港开会，谋划广东独立和惠州起义，谢逸桥当时正协助丘逢甲等人创办岭东同文学堂，得知消息后专程赶赴香港认识孙中山，请求加入兴中会。为探得救国之路，谢逸桥于1904年毅然决定东渡日本留学。
    1905年7月，孙中山到日本，倡导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同年8月20日，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改名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谢逸桥，积极参与同盟会的筹组工作，并成为同盟会首批会员。1906年，受孙中山的委派，谢逸桥以同盟会岭东地区主盟人身份回国。回国后，谢逸桥在汕头潮汕铁路局任高级职员，他利用此有利身份，秘密进行“往来运械递信诸务”，为在潮汕地区发动武装起义作准备。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先后吸收了萧惠长、姚雨平、李次温、林修明、郭典三、古直等一百多位岭东知识分子加入同盟会。1907年5月，受孙中山的委托，谢逸桥组织部分同盟会员配合潮汕会党许雪秋、陈芸生（均已加入同盟会）等策划丁未黄冈起义，试图在岭东建立革命根据地。黄冈起义军与清军进行了七天七夜的血战，最终因寡不敌众失败。
    黄岗起义失败后，清吏到处搜捕革命党人，谢逸桥只能先回梅县，之后到南洋一带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为了宣传革命思想，他开始筹备创办《中华新报》。1908年4月17日，在梅州籍华侨鼎力支持下，《中华新报》在汕头正式出版。《中华新报》由梁千仞任社长，[注1]总编辑林伯举，同年8月底，陈去病来汕头，被聘为主笔。[注2]1909年春，陈因病辞职，遂由叶楚伧任主笔。[注3]《中华新报》不但抨击清廷，还暗中传递革命消息，运送武器弹药，并作为联络海外志士的中转站。1909年，叶楚伧到汕头不久，谢逸桥询知叶尚未正式加入同盟会，乃由其作介绍人，谢良牧主盟，让叶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爆发，谢逸桥兄弟为该役作出了重大贡献。广州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谢逸桥兄弟的积极参与，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肯定和褒扬。
    中华民国成立后，谢逸桥急流勇退，孙中山多次写信托谢良牧转交谢逸桥，敦请他赴南京、广州任职，都被他一次次逊谢。谢逸桥认为：革命是破坏行动，政治是建设措施。从事破坏者，未必善于建设。认为政治对他来说，尚缺乏素养，应该让能者居之。为了继续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1913年2月，谢逸桥在汕头跟古公愚、林百举、张怀真等人创办了《大风日报》。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大风日报》在1913年4月16日，便发表题为《万恶政府》的时评，揭露袁世凯政府结党营私、丧权辱国、排除异己、杀戮党人的种种罪行，发出了广东舆论界讨袁的先声，同年9月16日，《大风日报》被当局勒令停刊（袁世凯倒台后才复刊）。
    1918年5月，孙中山护法运动失败后，准备离穗赴沪，应谢良牧之请，亲自到梅县松口探望在家乡养病的谢逸桥。孙中山在谢家新落成的“爱春楼”住了3天。为表彰谢氏对革命的贡献，孙中山兴致勃勃地为“爱春楼”题联：“博爱从吾好，宜春有此家”。题罢意犹未尽，又写一联：“爱国爱民，玉树芝兰佳子弟，春风春雨，朱楼画栋好家居”。
    谢逸桥善诗，曾编有《谢逸桥诗钞》，可惜未能传世。晚年的谢逸桥患咯血病而居家，以诗、书、画自娱，主持家乡公益事业。1926年5月，病逝于汕头寓所。
    注：

    1见广东丘逢甲研究会编《丘逢甲集》，岳鹿书社2001年12月一版，页635。

    2见林抗曾《林百举与南社》。

    3同注2。

12.

丘逢甲，汕头创“同文”广东第一
林允源

    丘逢甲（1864—1912）

    丘逢甲，字仙根，号蛰仙，又号仲阏，笔名仓海，世称“仓海先生”。祖籍广东镇平(今梅州蕉岭县)，清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64年12月26日）生于福建省台湾府淡水厅铜锣湾（今苗栗县），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志士、卓越的教育家和著名诗人。
    甲午战争后，清廷割让台湾与日本，丘逢甲领导台湾乡绅群起反对。在朝廷决意弃台的情况下，他倡议成立台湾民主国，被举为副总统兼义军统领，与日军在新竹一带血战二十余昼夜，弹尽援绝，队伍被打散后被迫内渡返回大陆，寄居在潮州府城。
    内渡后，他为了拯救国家、振兴民族、培养造就一代新人，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教育事业上，积极创办学校，推行新学，先后主讲于潮州韩山书院、潮阳东山书院和澄海景韩书院，在汕头埠创办新式学校“岭东同文学堂”，开启民办教育的先例，为岭东新学的提倡和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为岭东培养了一大批著名人物。
    丘逢甲还是晚清著名的爱国诗人，曾被梁启超誉为“诗界革命的巨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诗集《岭云海日楼诗钞》，是一部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并在艺术上具有特色的杰出诗集。
    潮汕地区之所以文化渊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外来名贤对潮汕文化的开拓、推动及影响，丘逢甲在潮汕创办新学十余年，贡献之丰，为人所敬仰。作为一位和汕头有着深远联系的人物，丘逢甲在汕头创办清末民初广东第一所著名新式学校——“岭东同文学堂”的事迹，是很值得我们了解及学习的。
    （一）撰写《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缘起》
    甲午战败后，眼看着亡国惨祸迫在眉睫，在这个外敌侵凌、清政腐败、人民愚弱之时，丘逢甲深感非兴办新学，启发民智不足以挽救国家之危难。他于1900年为在汕头创办岭东同文学堂而亲自撰写了《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缘起》一文，系统地阐述了该学堂的办学宗旨和具体办法。该文一开始就指出，“国何以强，其民之智强之也，国何以弱，其民之愚弱之也。”；“西人已以学强其国，于是侵凌远东。日本志士，相与奋发，不三十年亦遂以学强其国，而同在东方，土地、人民十倍于日本之中国，乃鄙夷西学不屑道，以驯致于贫弱而危亡。”丘逢甲在文中表明了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的原因，“我潮同志等患中国之弱之由于民之不学也，因思欲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欲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爰立庠序，呼同类特创设岭东学堂，举我邦人士与海内有志之徒而陶淑之。”文章的结尾还规定了学堂开办的章程。《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缘起》通篇文笔犀利，痛陈时弊，唤起民族觉醒，表现了丘逢甲忧国忧民的心情和重振国威的强烈愿望，充满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称得上是我国近代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教育文献之一，亦为岭东同文学堂的正式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岭东同文学堂成立
    丘逢甲认为汕头是岭东门户，对外是通商商埠，经济繁荣，来往人多，易以萃会才智，造就人才。1900年春，他不辞辛苦前往南洋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向当地的华侨筹募办学资金，共募得十万余元，这为同文学堂的正式成立提供了经费。在其从南洋募款归来之后，学校基建工作就迅速地进行。1901年春，丘逢甲等人在汕头正式创办了岭东同文学堂，校址位于现在的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外马路129号内)，当时濒临海滨，地方宽敞，环境清新，是一座庭院式的平房，一进门就可看见丘逢甲题写的“同文学堂”牌匾。
    （三）锐意改革教育和教学方法
    丘逢甲在办学过程中很注意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让学生全面发展。比如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增长学生的见识，扩大学生的视野，并注重从课程的设置上，发展他们的智力。据同文学堂学生李次温回忆说：“当时乡先辈教导后进，多务压抑而使就范”，唯丘先生乃“务提起后进意志，使之自重、自奋，乐而上进。”他反对传统的读死书、死读书的陋习。
    丘逢甲非常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他积极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命运、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以欧西新法教育青年，以革命维新鼓励士气”，使过去被封建思想禁锢的青年，初次受到了西欧自由民主的洗礼。他常教导学生：“当兹国危民困，我望汝辈树捍卫国家民族之勋业耳，不忘汝辈只作博士也”，他对同文学堂学生搞革命活动和发表革命言论的行为，都置于默许，彼此心照不宣，认为“此乃天赋人民思想言论之自由权”。在兴学过程中，他始终以自己深厚的爱国情怀来激励学生担负起救亡图存、报效祖国的重任，并希望他们将这种思想付诸行动，因而同文学堂在客观上成为了培养、哺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士的温床。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丘逢甲还注重学生体质的锻炼，特开设兵式体操课程，聘请日本东亚同文会退伍军官为教习，并以自己的身份和关系，向当时的惠潮嘉道台申请领取枪弹，作为学生上课练习射击之用。每次学生操练兵操，他皆在旁认真督课。这在当时来说是别开生面的。
    （四）岭东同文学堂的影响
    丘逢甲从创办之初就将同文学堂打造成一所“造就圣贤有用之学”的新式学堂，是培养岭东维新志士的摇篮，同文学堂的师生们不但倡导新思想，还直接参与和领导了革命斗争，在岭东领导了时代的潮流。从这里走出来一批批爱国热血青年，不少学生后来都参加推翻满清皇朝的革命，有的还成为“讨袁”、“北伐”的领导人。对此，丘逢甲在《岭云海日楼诗钞》中写到，“岭东同文学堂于汕头，为粤东民立学校之嚆矢。……有志者趋之若鹜。辛亥革命，岭东义士多孕育于是。”丘复在《仓海先生墓志铭》中也有这样的描述，“十余年来，岭东民气蓬勃复发，国民军起，凡光复郡县，莫不有岭东人参予其间，皆此校倡导之功也。”
    抚今追昔，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丘逢甲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为传播新知识、新思想而创办新式学堂，倡导教育救国、促进社会变革所付出的种种艰辛与努力。

13.

卓积基，解放前夕率汕头学警起义 
陈庆文 

卓积基    
    卓积基（1923—1994）原民革汕头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市政协副主席卓积基，广东中山人。他的大半世人生，是在汕头度过的。汕头，是卓积基的第二故乡。
    率部起义，为解放汕头做出贡献
    卓积基，曾用名卓康成。于1923年2月出生在中山市官塘村一个农民家庭。1930年起就读于中山县立小学、中学。抗战爆发后，他满怀报国热忱投身国民党军队，在第十二集团军独立第九旅当兵，不久晋升为班长，参加了1938年阻止日军进犯广州的惠广战役。
    1939年秋，随爱国将领华振中部参加反攻日军占领潮州城的战斗。自此，卓积基与潮汕大地结下不解之缘。1940年9月，调澄海县政府任办事员、保警中队分队长，后任饶平县保警中队分队长。1946年，任汕头市警察训练所分队长，1949年任中队长。这期间，他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军事上在各个战场不断失利的局面，逐步认识国民党反动派已没有前途，遂寻找光明出路。他结识了在警察训练所做厨师的进步人士余先生，随后又接触了中共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启发和教育下，下定了弃暗投明的决心。
    1949年4月16日，卓积基佯装带队组织“战备行军”夜间训练，率领汕头警察训练所第六期学警79人（一说“76人”）起义。队伍于当晚携带轻机枪2挺、三八式步枪58支等武器，沿汕樟路过金砂乡赴澄海，渡过莲阳河，在隆都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头，奔赴凤凰山革命根据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第四支队，被委任为支队教练参谋兼教导队长。在人民解放军队伍里，卓积基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充满敬意。他认为，只有一支具有高度觉悟的人民军队，才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性，才有良好的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和官兵关系，才能以劣势的装备战胜强大的敌人，因此在训练队伍时，他全身心地投入。
    1949年11月汕头解放时，卓积基任汕头市公安接管部军事代表，为巩固新生政权，维护稳定局面作出应有的贡献。1950年2月，任市公安局行政股长、交通队长。这期间，他积极工作，在年度评功活动中，三次立功受奖。1960年5月转到教育战线工作，先后任工业专科学校总务科副科长、第二中学总务主任、华侨中学副校长。
    建言献策，做共产党的诤友
    卓积基对世纪伟人孙中山先生怀着崇敬之情，对以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精神为宗旨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有所向往。1981年，他如愿加入了民革组织。1982年，又服从组织安排调入民革汕头市委任专职副主委。他本着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挥自己影响力的愿望，动员一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和原军政人员以及他们的后代向民革靠拢，把这些人吸收进民革组织，使汕头民革步入了最有特色的发展轨道。1984年8月起，卓积基当选为民革汕头市第六、七、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卓积基用爱国统一战线的方针引领民革工作，他排除各种困难，协助中共和政府落实一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和理顺右派改正工作，协助落实数宗民革成员和台属、华侨房地产使用权，调动了广大成员的积极因素，促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提高了民主党派在市民心目中的地位。
    他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注意发挥民革特色，依靠民革成员创立“升大文科补习学校”、“利民住宅建设信托服务公司”和“民革法律服务所”等社会服务机构。以卓积基为班长的民革汕头市委会，不断加强组织建设，从原来以行业成员为主体的支部发展到在区级建立支部；在汕头大学发展成员并成立支部；成立潮州小组，为后来潮州民革组织的建立打下基础。卓积基重视成员的政治理论学习，通过各种形式组织大家学习邓小平理论、多党合作理论和政协章程、民革党史，不断提高成员的政治素质。他多次组织和部署纪念孙中山先生活动。在参政议政方面，无论是当省人大代表，还是当市政协委员，他都身体力行参加省、市人大和政协组织的视察、调研活动，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他继承民革先辈与中共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优良传统，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决策进诤言，献良策，与中共汕头市委、市政协、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干部关系密切，经常与这些领导同志一起喝茶论道。统一战线的许多干部群众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普通成员，乃至社联人士都乐意与他一起谈国情聊民生、反映社情。他也经常将基层听到的声音向有关部门反映。在他还没离休时，大家已都尊称他“卓老”。卓积基善于向“朋友们”建言献策，直陈一些政策措施利弊，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链接
    卓积基曾任第六、七届市人大代表；第七届市人大常委会常委；广东省第六、七届人大代表；民革广东省第六、七届委员会常委；政协汕头市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汕头市政协历届委员联谊会名誉会长。1993年，因病辞去民革领导职务，不久办理离休手续。1994年2月2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汕头市逝世。

14.

马士纯，在汕头踏上革命征途
陈训霖

    马士纯（1910—1941）
    马士纯，1910年11月26日出生于潮阳县和平区里美乡一个贫困的农家。1928年到汕头市立一中读书，在学校经常参加学生进步活动和宣传工作，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汕头：严守中共秘密
    1930年，中共地下党组织准备在大南山区召开工农兵学代表大会，马士纯和汕头两名学生作为代表赴会，绕道揭阳，在榕城码头被国民党的水警逮捕。当局对他们实行拘禁拷打，其中一个学生供出身份，揭阳国民党政府便把他们解押到汕头监禁、审判。在法庭上，马士纯严守党的秘密，表现出这个年轻共产党员的铮铮硬骨，国民党法庭要他供出地下党员名单，他一言不发。法庭责问他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他严正地回答：“因为共产党爱国爱民!”审问不出结果，敌人就对他施加酷刑，将辣椒水强灌入他的肚里，然后用脚踩踏，使他的身体，特别是气管、肺部受到严重伤害。最终，法院将他判刑一年六个月。
    1932年，马士纯刑满出狱。在家人和党组织的支持下，他远赴上海求学。在上海，他继续参加革命活动，在一次张贴宣传标语时又被法国巡捕逮捕入狱。在监狱中，他再一次受到铁与血的洗礼，敌人对他实施电刑，使他的身体再度损伤。后来，党组织和亲友多方设法营救，敌人也找不到证据，只得将他释放。接着马士纯远渡重洋到泰国找寻他早年出国谋生的父亲。
    马士纯在泰国并没有停止追求光明的脚步。他应聘到进步华侨教师许宜陶、邱秉经创办的崇实学校当教师，与邱秉经主编《崇实》副刊，发表文章，宣传爱国和进步思想，团结进步师生，组织“苏联之友社”，时刻准备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1933年马士纯回到国内。1935年，应早先回国并担任普宁兴文中学校长许宜陶之聘到该校任职，担任舍务主任并兼教语文、公民两门课程，还担任一个初中班的班主任。马士纯一面教书，一面开展革命活动。1936年，共产党人陈勉之受上级派遣找到马士纯，共商在普宁组建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工作。陈勉之、马士纯发展了邱秉经等人入团，又在兴文中学、泥沟村等地吸收一批团员，建立了团支部。1936年10月，中共南方临时工委派李平到潮汕恢复党组织活动。1937年3月，中共韩江工作委员会成立。不久，韩江工委恢复了马士纯的党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马士纯根据地下党的组织原则和活动规律，在学校积极开展活动，宣传党的宗旨、理想和策略，发展进步教师入党，他先介绍邱秉经参加党组织，后来又介绍余天选、王琴等人入党，在兴文中学建立起教职工党支部。他和党支部的同志还在学生中组织“青年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初步》等进步书刊。马士纯是当时学校党组织的带头人，他老成持重，从不公开露面，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他耐心等待，等条件逐步成熟后，再在师生中发展党员，继而建立了学生党支部，使党的力量逐步壮大起来。
    南侨：创办抗战学校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7月，中共普宁特别支部在梅峰中学成立，陈初明任书记，马士纯任组织委员。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党组织在工农群众和知识界中不断发展，8月，在特支的基础上组建中共普宁县工作委员会，马士纯任组织部长。1938年4月，马士纯接任普宁县工委会书记，同年6月调任中共潮汕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后再调回普宁工委任宣传部长。
    在党的领导下，马士纯充分发挥宣传才能和组织才干，为普宁、潮汕的抗日救亡运动作出贡献。1938年，马士纯和支部成员在兴文中学举办新党员训练班，他亲自给新党员讲课，进行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气节教育；在读书会上，他娓娓动听地给青年讲《大众哲学》；在课堂上，他生动活泼地给学生讲语文课和公民课，将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教育渗透在文学、历史和革命故事中传授给学生……他还亲自写文章、文告教育鼓动群众。他写出《假如亡国以后》等一批宣传抗日救亡文章，起草《告普宁中小学教师书》，倡议组织“普宁教育界抗敌联合会”。成立普宁“青抗会”，使普宁成为当时潮汕抗日救亡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为适应潮汕的抗日形势，在中共潮汕中心县委的支持下，由马士纯、邱秉经带领的一批党员和进步教师到揭阳县和顺乡（现属揭西县）石牛埔的义亨公祠创办“西山公学”。西山公学是一所以陕北公学为榜样，以延安“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训为目标，旨在培养抗日革命骨干的学校。学校聘请当时潮汕教育界知名人士张华云为名誉校长，由归侨黄声任校长，马士纯实际上代表党组织负责学校领导工作。1938年7月，学校举办暑期训练班，招生240人。马士纯担任文专高级甲班班主任，并在训练班中亲自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他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精辟地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用和策略，指出这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取得合法地位，潮汕中心县委指示把“西山公学”改名“南侨中学”，由“汕头暹罗华侨抗敌同志会”申请注册。实际上，南侨中学是一所在中共潮汕地下党领导下、以培养抗战人才为宗旨的革命学校，她办学二年多时间，全盛期共设20个班，学生1055人。马士纯不仅代表党组织参加了南侨中学的领导工作，还亲自任课。1939年春，马士纯奉命到潮阳县和平区里美乡上埠村创办南侨三校，担任校务主任。在南侨中学这面潮汕抗日教育的旗帜下面，马士纯是重要旗手之一。
    揭阳：榕水长伴英魂
    1940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潮汕地下党组织有计划地将一批容易暴露的党员干部转移隐蔽。1940年马士纯转往梅县，任梅县中心县委书记，12月被选为中共潮梅临时特委委员，1941年调任梅县县委书记。这段时间，马士纯身体状况很差，工作繁重，环境恶劣，他长期所患的肺病进一步恶化，经请示潮梅特委同意，马士纯于1941年2月离开梅县，辗转到揭阳养病。
    党组织十分关心马士纯的健康，把他安排到党的地下秘密联络站——榕城八社围美宫郑英略家中治疗调养。郑家座落在榕城进贤门外，其照庐毗邻菜园、坟地，十分僻静，是一个理想的地下联络站，是潮梅特委与各县党组织和党的干部联系的秘密活动场所，党组织的很多宣传品、药品都在这里转运，不少党的干部、交通员、伤病员也曾在这里驻足、居留。苏惠、林美南、张克、李平、周礼平等几十人都曾在这里留宿、工作，党的武装干部王武身患痢疾也曾在此处治疗。郑英略一家有四个党员，郑玲是抗战时期揭阳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他们对革命忠心耿耿，对同志怀有深厚的革命感情。
    马士纯身在病榻，心在疆场。他密切注视着政治风云的变幻，关心革命形势的发展，与战友一起分析革命的战略策略，鼓励同志们对前途要充满信心。他又十分体谅组织的困难，劝大家不要为他的病多花钱。马士纯在高美村住了几个月，不久病情进一步恶化，郑英略他们马上报告地下党的负责同志，让组织转告马士纯在潮阳的亲属，设法让家人前来见他一面。马士纯的父亲和妻子赶到病榻前，马士纯知道自己的身体不行了，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望着饱经忧患的父亲和万分悲痛的妻子，露出笑意平静地说：“爸爸，你们不要难过，等八路军、新四军来了就好了……”1941年11月11日，马士纯，这位党的忠诚儿子、潮汕人民尊敬的革命战士，终于带着胜利的祈盼和亲人、同志的关怀离开了人间，英年31岁!
    为了悼念为革命鞠躬尽瘁的马士纯同志，郑英略与地下党负责人张克商量，按照当地风俗为马士纯办了丧事，他们在围美宫实皮巷请来一个可靠的熟人——岳倍兄出面办理治丧事宜，同情革命的村民黄凤阳等人协助抬棺木，郑重地把马士纯同志的遗体安葬在附近的鸟木山上，同时立上一块小墓碑，碑上写着：“祖考伯元马公墓”。伯元是马士纯的化名，用伯元这个名字，目的是为了避过反动派的耳目。
    解放后，烈士的亲属曾想把马士纯同志的坟墓迁往潮阳，但区公所和当地的群众说：揭阳地区是马士纯同志革命活动的主要场所，他热爱揭阳这片土地和揭阳人民，揭阳人民也崇敬他、热爱他，烈士的坟墓在这里也像在家乡一样，不要搬迁了吧!烈属们同意了。1962年，揭阳党政部门重修了烈士墓地，竖立了新的墓碑，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人们追思烈士光辉而短促的一生，回忆当年冒着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下葬烈士的悲壮情景，有人感慨赋诗：铁马嘶鸣日色昏，壮志未酬忍泪痕。青山有幸埋忠骨，榕水长流伴英魂。马士纯的革命精神象悠悠的榕江水滋润着潮汕大地。

15.

叶楚伧：国民党中宣部长的汕头笔政
曾旭波

    1903年，17岁的叶楚伧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不久转入浙西的浔溪公学。该校学生受欧美思想影响，崇尚西方进步学说，不时公开抨击清廷。叶楚伧自此开始接触西方民主进步思想。不久，学校终因学潮被清政府强行解散。叶便集合8位浔溪公学时的志同道合者，研究学术，切磋形势，以求精进。其时，他们相互传阅邹容《革命军》，激发反清革命热情。开始约同志者在镇中公开演讲，鼓吹反清，希冀唤醒沉睡之同胞。
    1904年，18岁的叶楚伧考入苏州高等学堂，1907年学业届满，按清廷规定，高等学堂毕业者，可视为举人，分授七品官职。但当毕业领证之时，某监督受贿作弊而引发学潮，当局以为是叶楚伧所煽动，遂以革命党罪名将叶拘捕入狱。幸童年恩师出面，请乡绅联名致书在京的苏籍京官，竭力为叶争辩，经多方斡旋，方得出狱。从此，叶对清廷彻底绝望。
    1909年春，在汕头主持《中华新报》笔政的同乡陈去病因病辞职，陈在离职前力荐叶楚伧代他主持《中华新报》笔政。在柳亚子等人相助下，叶转由上海到汕头担任《中华新报》主笔，从此开始与报业结下不解之缘。
    《中华新报》由谢逸桥、谢良牧兄弟于1907年黄冈起义失败后筹备，1908年4月正式出版。该报以梁千仞为社长，陈迪予为经理，林百举（一厂）为总编辑，陈去病为主笔。叶楚伧接任主笔后，以隽永泼辣的文笔，倾其全力主持报政，报纸销量亦随之猛增。《中华新报》不但抨击清廷，还暗中传递革命消息，运送武器弹药，并作为联络海外志士的中转站。
    就在1909年，叶楚伧到汕头不久，谢逸桥询知叶尚未正式加入同盟会，乃由谢逸桥作介绍人，谢良牧主盟，叶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其亲笔入盟誓词为：“立誓人江苏吴县叶楚伧，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1909年冬，思乡情切的叶楚伧回吴县与妻儿共度春节。1910年春，叶偕妻周湘兰和子叶南返汕头，僦居崎碌天主堂街龙东里寓所，继续主持《中华新报》笔政。为联络各方同志，叶楚伧与在汕同人组织“诗钟社”，表面上以诗文会友，实则为联络革命同志，开展反清活动。与此同时，还加入了柳亚子、陈去病等人组织的“南社”，借诗词唱酬，宣扬爱国思想，提倡民族气节。
    1911年，在叶楚伧等人的主持下，《中华新报》影响进一步扩大，每日销量从原来四千多份增至一万多份。因报社经理陈迪予为统筹广州起义，常不在汕，报务便多由叶楚伧和林百举（一厂）两人承担。广州起义失败，《中华新报》刊登温生才谋刺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受到清廷的严密注视。不久，四川保路风潮继起，叶楚伧遂在《中华新报》上发表社论“新七杀碑”，粤督张鸣岐以《中华新报》为革命渊薮，下令封禁。1911年7月，林百举到香港商得美籍华人梁某女士之助，在美国领事馆注册，以《新中华报》报名在原址重新出版。
    《新中华报》出版后，叶楚伧继续主持笔政，他精神愈振，文锋更露，而报纸的发行数亦再次迅速增加。每天销量增至一万四千多份，其中销往南洋达八千余份，潮梅各县三四千份。叶在潮梅及东南亚无不受到敬仰而名声卓著。
    1911年9月中旬，广州光复，汕头亦于次日光复，不久潮州亦光复。时汕头商会会长高绳之受众商所托，极力推戴叶为潮州府长，统辖全潮十县。但叶楚伧坚辞不允而赴广州，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正要挥师北伐，遂被姚留任为军中参谋，从此离开汕头。
    中华民国成立后，叶楚伧继续从事新闻事业并步入政界，先后任职于《太平洋报》（创办人）、《民立报》（副刊主编）、《民国日报》（创办人）等报纸。1923年起连任过三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及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著有《世徽楼诗稿》、《楚伧文存》及小说《古戌寒笳记》、《金阊之三月记》等作品。
    叶楚伧（1887-1946）
    叶楚伧，江苏省吴县周庄镇（现属昆山县）人，原名宗源，号卓书，笔名楚伧，后专以此为名，另有叶叶、小凤、湘君、箫引楼主、之子、老凤、单公等笔名。
    叶楚伧出生于书香世家，11岁时丧母，叶父再婚，致使他“少弱伶仃，困厄无以存生”，幸其姨母沈氏夫妇将叶兄妹接到家中承养。
    叶楚伧从小才智过人且性情和顺，勤读经史、博览群书，奠定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从16岁起，先后参加乡试、县试、府试，均名列前茅。到了院试之时，恰因清政府改革学制而未如愿。
 
16.

黄文田，从广东海军司令到汕头港引水员
陈荆淮

    黄文田（1898-1968）
    黄文田，又名乔森，字力耕，潮安县古巷孚中孚梓寨村人，1898年生，是清朝武状元黄仁勇的裔孙。1919年毕业于广东海军学校，继入南京海军枪炮水鱼雷学校深造。1921年毕业后参加广东海军，先后任技术员、副官、参谋、舰长、虎门威远总台台长等职，因政局动荡、派系争斗，郁郁不得志，曾数度离开海军，还曾当过广东航海学校的驾驶科主任和老师。
    抗日卫国 屡立战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华南沿海形势日趋紧张，是年11月，应李汉魂之邀带队在汕头港布置水雷的黄文田突接到余汉谋的电令，要他接任广东江防司令，军衔代将，负责统率广东海军对日作战。
    广东海军虽是中国近代海军中最早建立的一支舰队，与中央海军、东北海军并列为中国三大海军之一，但黄文田接手时却只有极薄的家底。稍大一点的肇和、海周等舰已被日机炸沉，只剩下20余艘千吨以下的浅水炮艇和千余官兵。弹药器材也库存极少，而面对的却是有全面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日本海军。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黄文田知不可为而为之，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应急的防御措施：征集废旧舰船和鹿角、山石沉塞虎门至黄埔航道；集中剩余舰艇巡防珠江各出海口；通过香港抢购TND炸药自制水雷二千余个；募集离职海军士兵组成11个水雷队，与原辖的3个水雷中队一起布防广东各海口，以定雷封锁、漂雷攻击、时间性水雷奇袭等方式与日寇周旋。这些措施，挫败了日军沿珠江进攻广州的阴谋，并在广州战役中阻滞了日海军溯江助攻部队的前进速度。广州失守后，他率部退守西江，积极开展水雷游击战，先后炸沉日伪舰艇15艘，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其中有两次战斗值得专门一书。
    一是三水高要马口之战。1938年10月29日，黄文田接到三水河口发现日军装甲舰的报告，他马上下令刚撤退至肇庆西江一带集中的执信、坚如、仲元、仲恺、湖山、飞鹏等6艘炮艇前往围剿。谁知日军已抢先在思贤滘、马口山上筑好炮兵阵地。下午5时，双方发生炮战，激战中，敌机赶来助战，领队的执信舰舰长李锡熙被炸断大腿，仍坚持指挥舰艇抵近射击。敌集中火力攻击，执信舰再次中弹，爆炸沉没，副舰长林春炘等23名官兵阵亡，舰长李锡熙伤重牺牲，轮机长杨信先等15人重伤。执信舰沉没后，余舰继续战斗，激战3小时，坚如舰中弹失去战斗力，其它几艘不上百吨的小艇也各有损伤，弹药也将耗尽，不得已只好返航。此仗虽未能达到消灭日军溯江部队的目的，只击毁其4座炮垒，自己也伤亡惨重，但像这样主动进攻、顽强战斗的战例，在整个广州战役中还属罕见。《粤桂区海军抗战纪实》一书评价此役说：“而敌人西进锐气已为之顿挫，西江正面乃在我少数舰艇及江防部队保卫下渡过危机”。
    今天的肇庆市鼎湖区河浦桃溪村平头山咀矗立着一座“海军马口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这是当年黄文田带领部下全体官兵捐款建成的，现已成为一处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另一次战斗发生于1943年3月17日。是日黄文田所派的水雷游击队在顺德县马宁河设伏，刚调任为伪广州要港司令的原汪伪海军部常务次长萨福畴乘协力号舰并带1609号炮艇出巡，航经此处，结果两艘舰艇均被炸沉，弃船登岸的萨福畴等7名要员被水雷队捕获，后押送重庆伏法。此仗震动日伪广东军政高层，大灭敌人气焰，大长我军士气，是中国海军抗战史上的一大成果。
    黄文田坚决抗日的行为刺痛了日本侵略者，当日军侵占黄的家乡古巷时，专门烧毁其住宅以泄愤。鉴于黄文田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国民政府迟至1947年他退役当了引水员之后终于授给他一个海军少将的军衔。
    清廉刚正 功成身退
    黄文田性格耿直，爱憎分明，严于律己，在部队时的绰号是“黄老虎”和“黄牛”。从绰号可见他待人处事之一斑。
    他多次查获走私货物和银元，连采购炸药外商送的回佣也分文不取，一律上缴；先后被他查处判刑的贪赃枉法部下多名，下至士兵、上至舰长，无一通融。
    黄文田虽为海军高官，家庭经济却不宽裕。他全家上下13口，原有一个弟弟在做生意，弟弟去世后则靠他的薪水和祖遗的一点薄产支撑，一旦失业或家中有意外之事发生，就难以应付。他复员后急急四处奔波，谋一份收入较高职业的经历也可说明这一点。
    1945年7月，抗战临近胜利，粤桂江防司令部奉命缩编为布雷总队，后又被裁撤解散，功勋卓著的黄文田也被一纸命令解甲归乡。说实在，他不是没有重入军政界的机会，不少部属故旧身居要职，内战时国民党军队也需要他这样的军事人才为其出力，海军司令桂永清以及余汉谋、喻英奇、李国俊等都曾邀他出山，都被其一一回绝。他在自述中说：“……那种贪污黑暗、正气消沉、祸国殃民的罪行，令人发指眦裂。故自抗战结束后，我解甲归乡，决不干他们的事，而以技术谋生活。”
    1946年冬，他北上求职途径上海，拜访老上司李济深，李济深对他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一席话，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多次碰壁之后，他终于在1947年由学生沈饶生推荐，进汕头港引水业务所当了一名普通的引水员，实现了他自食其力的初衷。
    扫雷疏港 再立新功
    汕头解放后，黄文田仍留用为引水员，保留高工资待遇。他亲自感受到新中国朝气蓬勃的新精神、新气象，对共产党的领导深为折服。他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并为建设好汕头港提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1950年5月24日，英籍新亚轮在汕头港外航道突然爆炸沉没，随后又有三艘船只爆炸沉没，死伤多人，货物损失惨重。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因此于6月27日发令汕头港停航封港。这对长期依赖外贸进出口、特别是粮食进口维持经济和稳定的汕头市来说，无疑是一沉重打击。市面物价飞涨、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执政才7个月的红色政权面临严峻的考验。
    新亚轮爆炸之日，汕头市军管会即召开紧急会议，驻军首长及与会各部门负责人大多认为是内部爆炸，但应邀出席会议的黄文田却认为可能是水雷所致，以后的调查和生还者的描述进一步证实了黄文田最初的判断是正确的。作为当时唯一的水雷专家，他分析了各次事故的特点和轨迹，得出汕头港外航道已被台湾国民党军舰所布的触发式水雷封锁，雷迹是“之”字形的结论。
    中共汕头市委对黄文田十分器重，在得知长江口也被布雷封锁，上级没有扫雷艇和扫雷工具可支援的情况下。成立“汕头港扫雷指挥部”，特请黄文田参加。黄文田也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他给参加扫雷人员讲解触发式水雷的形状、特点和扫除办法，帮助有关人员设计出土制的扫雷工具和因地制宜的扫雷方案，还亲自指导扫雷行动。
    7月1日，扫雷行动正式开始，经12天清扫，排除种种困难和敌机扫射的阻挠后，终于疏通全航道，捞获水雷8个，恢复了汕头港对外的海上交通。
    汕头港扫雷的经验引起了上级的重视，翌年夏，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中南海军司令部特请黄文田和沈饶生、陈其昌三位扫雷技术人员前往广州，指导珠江口的扫雷行动，他们采用汕头的办法，扫清了虎门至垃圾尾航道，胜利完成任务。黄文田等人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嘉奖。政协汕头市委员会成立后，他被邀为1—4届委员。1968年10月，黄文田在汕头市病逝。

17.

萧乾与礐石梦之谷
林伟光

    现代著名作家萧乾创作有一部长篇小说，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梦之谷》，我们汕头礐石当下也有一个叫“梦之谷”的景区，两者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有的，这后一个实有的“梦之谷”，其实是对前者的现实影射，这是我们后来人的多事。礐石就是萧乾的“梦之谷”，究竟不必具体落实到那一处，太把它落实了，反而失去了它原来的梦似的美丽，有时候不确实更美，恍兮恍兮，更增添了无限的牵引的魅力。
    礐石：成就一段凄美爱情
    这是一个凄美而动人的故事，一段无结局的初恋，作者称为“失败的初恋”，但却也是一份难以忘怀的感情。这初恋中的男女主角，都命硬，历尽千辛万难，却都长寿，在这绵长而坚韧的生命里，他们后来各有遇合，再也没有碰头的机会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走过了千山万水的萧乾最后一次踏上汕头这美丽的土地，但他却婉谢了与所爱者的初恋情人，梦中美丽的大眼睛姑娘的会面。不少人不能够理解，或者还有误会之处。这却正说明了这汕头姑娘在他生命里的份量。晚年，在一篇《回首<梦之谷>》中，他尽量用一种平淡的笔墨回顾这段刻骨铭心的感情，他写道，“那以前，我从没同异性接触过，更不懂恋爱，在那里，由于排戏，竟同一个女生相爱上了。她名叫萧曙雯，虽在汕头出生长大，却是旗人的后裔。她父亲是个穷中医，抽大烟，她还有个后母。我确曾想把她接到北京。当时，有个她小学时的校董在资助她上学，而且确有霸占她的意图。他是国民党汕头党部的要员，经营着那一带的轮船和长途汽车，堪称地头蛇。他打败了我。那是我在爱情上遭到的第一次挫折。”透过这平淡的文字，我们还是咀嚼到了他心中的沉痛。这么大半生过去了，他仍然放不下这段感情。这其中似乎有一个误解，我读《梦之谷》，他们说好了一起走，已经买好了船票，也有过很快乐的卿卿我我，但等到真的要走的那一刻，他却接到了她的一封诀别的信。这对他是一种五雷轰顶的致命打击。他说，呵，这是可能的吗？整个这一早晨，原来她都是在同我演着戏！……她徘徊了一昼夜，她终于选择了那方便省事的路。她跳的正是那无底的深坑呵！可是事实并不如此的，萧乾倒一直都误会了她。事实却是，当这善良而美丽的汕头姑娘即将与所爱者远走高飞时，她发现了危险，恶势力已在码头上布控，如果他们同行时，萧乾马上就会被恶势力所害，为了保全所爱者，她毅然做出了牺牲，于是忍痛地，泪眼婆娑地看着爱人安全地下船去，从此竟是人各一方，再会无期了。这是几十年之后，我们所了解到的实情。不知萧乾知道真相之后，他会是怎么的一个心情？
    汕头：成了萧乾第二故乡
    这个生动而美丽的爱情故事，有更多旖旎的柔情是以礐石作为背景的，萧乾的文笔又是那么深情，把礐石和汕头的大街小巷、中山公园、小公园、礐石海的小火轮，以及人文风情都写得那么逼真，仿佛让我们感受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汕头的活色生香。萧乾此时不满二十岁，从未踏出故都，因为学潮入了黑名单，匆匆地跟了一个叫赵澄的汕头青年就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汕头。他第一次见到了大海，亚热带的风光，那听不懂的潮汕方言，裙屐翩翩的独特的人情风俗，都使他忐忑，充满了好奇。可是，这乍然的背井离乡却又使他多么的寂寞。不过，汕头毕竟给了他生命刻骨的感受，因此他视汕头为第二故乡。这里给了他一段刻骨的相思，虽然苦涩却也有甜蜜，有泪水却也有快乐。异性的温暖，还有友情的温暖，汕头人的侠义与多情深深感动了他，他与赵澄一家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人生暮境，这是多么美丽的人间真情呵。
    不错，汕头给萧乾留下过创痛的记忆，可是却也给了他更多的赐予，所以，萧乾对汕头的感情很深。这里的生活，在他漫长的人生中，所占的时间几乎微乎其微，但其份量可并不轻呵，他的初恋和友情，使他得以完成了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梦之谷》，这是他创作生涯里不容忽视的记忆。这也使汕头这座美丽的南国海滨城市深深地刻印进了这位著名作家的心里。后来，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已是《大公报》著名记者了，还多次踏足汕头，为这里的穷苦人们仗义执言，写下了好几篇感人而深刻揭露旧时代罪恶的特写。
    书名：邀请冰心亲笔题写
    潮汕，人文底蕴深厚，这里孕育了不少名人，即现当代文学史里就有好几位潮籍作家，冯铿、洪灵菲、杨邨人、戴平万、秦牧、碧野、梅益，还有郑正秋、蔡楚生、伊琳、陈波儿等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把汕头，乃至潮汕用文学形式生动地进行描写的，并有影响的，却还只有这个不是汕头人的萧乾。萧乾把他的生命和感情的燃烧，把他对汕头的热爱，用美丽的文字，生动地展现，留给了历史，也留给了我们。
    1980年，这部写于1937~1938年的长篇小说，得以再版，可以证明它的艺术生命力是何其巨大。据说，在这边始终没有再版时，《梦之谷》在香港和东南亚却经常被盗印，而且十分畅销。这固然由于这个动人而凄楚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人们，但很显然的，却绝不仅仅如此的，《梦之谷》里故事所依托的背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汕头，人文、风情、风光却都无一不也是勾引人们怀念的因子，香港和东南亚地区，有多少离乡背井的潮汕游子，在眼泪汪汪的阅读中，他们也寄托了无尽的乡思。
    萧乾对汕头的深厚感情，还有一件事可以佐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汕头日报》文学副刊“韩江水”，这是解放后整个潮汕乃至粤东的文学重镇，是影响了半个多世纪潮汕文学的文学园地。编辑部想从数十年来于此发表的众多文学作品中精选出若干佳作，选辑出版一部作品选集，当时就想请有“文坛祖母”之誉的冰心老人题签，却苦于没有途径。正当此际，编辑部有关编辑忽然想到了萧乾。自与潮汕结缘之后，他对潮汕一直予以热情关注，尤其对改革开放后已成经济特区的汕头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对当时刚刚创办的汕头大学，更是十分关心。他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后一次踏足这座城市之后，就一直保持着和《汕头日报》“韩江水”有关编辑的密切联系。因此，这一请求很快就得到了萧乾的热情支持。那时，他的身体已动过肾摘除手术，虽精力仍好，但年龄毕竟已逾八十，又正与夫人文洁若女士在“两人车间”里争分夺秒地赶译英国作家乔伊斯的“天书”——《尤利西斯》。他是完全可以婉拒的，可是，他没有，一听讯立即搁下手头上紧张的工作，即与冰心先生联系，竭力促成此一桩美事。于是，冰心题写的《韩江入海流》的书名，很快寄来，为这本“韩江水”优秀文学作品选集增色不少。近日，我还在镇凯兄的书橱里见到了这本书。它见证了一段文坛的佳话，也见证了萧乾和汕头的不解之缘。
    这里还得再提到那位大眼睛的潮州姑娘，她并没有屈服于恶势力，后来与一位大学生结婚，一生都在潮汕各地从事小学教育。生活的艰辛，爱人的误解，她都默默忍受。后来，萧乾虽回避不见，但夫人文洁若女士却衔命以记者身份去见她，深深地同情她艰窘的生活，并为之鼓与呼，终于使她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从学校厕所旁的一所小房子搬到了较为宽敞的新房子，这位坎坷一生的老人，晚年也得以安享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萧乾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他对这份感情的难以忘怀。
    我们不能忘记萧乾和汕头的因缘，这段历史好像还没有被很好地描写过，好像曾经拍过一部电视剧，但过分地强调了爱情的成分，使它陷入了庸俗的窠臼。时间过去，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已都不太明白“梦之谷”与萧乾的关系，这是令人惋惜的，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显然做得并不够好。我想，萧乾和汕头，和礐石“梦之谷”，有更多的文章可由我们来做，这是一笔可贵的文化遗产。
 
18.

尹维峻：辛亥女杰魂断汕头
陈荆淮

    20世纪初，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中国历史的天空，陨落于僻处南方海滨的汕头市，世人无不为之痛惜，她就是被孙中山赞为“革命女英雄”、黄兴题赞“革命女侠，民国功臣”、周恩来夸为“了不起的革命女英雄”、时人将她们与秋瑾合称为“中国近代史中女界之三杰”的尹氏姐妹中的尹维峻。
    光复会年龄最小的会员
    尹维峻1896年生于浙江嵊县城关镇，1905年随大其5岁的二姐尹锐志到绍兴明道女学校读书，时值秋瑾自日本回国在该校代课，在秋瑾等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她们的思想日趋激进，是年，由徐锡麟介绍，姐妹俩加入了光复会。尹维峻时才9岁，是光复会年龄最小的会员。
    年龄虽小，尹维峻却出奇的成熟、能干，光复会的很多重大活动都能见到她的身影，她很快便成为该组织的骨干。她与锐志被秋瑾派往上海，以她们名字中的第一字命名组织成立“锐峻学社”，开展革命活动。又协助秋瑾、孙武等人创办“中国公学”。秋瑾筹办《中国女报》，维峻是该报的总发行人。秋瑾主持大通学堂筹划在江浙举义，她们被派往嵊县联络会党，占领西乡，准备接应。丁未安庆起义失败，徐锡麟、秋瑾相继牺牲，尹氏姐妹也列清廷通缉名单，被迫流亡上海，仍继续秋瑾未竟事业，奔波于沪、鄂、京、粤各地，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不遗余力。她们办女校、成立“中国女子国民会”，提倡妇女解放，培育革命人才；联络会党，在新军中发展会员，辛亥武昌新军首义就有她们的一份功劳。
    1909年，尹氏姐妹率领敢死队员十余人赴北京，秘制炸弹，谋刺清廷大员，未果返沪后又重组锐峻学社，成为光复会总机关；发行《锐峻学报》，宣传革命思想。1911年春，与陶成章、黄兴等人谋划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回上海代替赴南洋筹款的陶成章主持光复会日常工作。
    驰骋战场的巾帼英雄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上海革命党人闻风而起，尹氏姐妹早就在新军、学校中播下革命种子，此时即以陶成章的名义运动上海各界响应。她们以锐峻学社为起义总部，组建光复军，尹维峻任光复军敢死军司令官兼筹饷局局长。11月4日，光复军攻入江南制造局，救出陈其美，上海光复。是日下午，尹维峻即率领敢死军乘火车赶往杭州，与蒋介石等人的队伍会合，围攻江苏巡抚衙门。凌晨两军对峙之际，尹维峻骑高头大马，左手执枪、右手执弹，一马当先，冲入衙门，掷出炸弹轰毁殿堂，义军紧随拥入，守军惶恐投降，浙江巡抚曾韫束手就擒，杭州解放。返沪后，她又与李燮和、陶成章一起组织北伐光复军。其时，尹锐志因赶制炸弹不慎爆炸受伤，维峻于是又率领“女子荡宁队”参加江浙联军会攻南京的战役。在强登中华门、攻占雨花台的战斗中，她再次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为光复南京立下大功，受到通令嘉奖。现存世有一幅日本画家当年绘下的《南京城攻击女国民军之奋斗》图画，描绘的就是这次战斗的场景。此后，尹维峻又带她的敢死队和侦察队北进徐州、淮河流域，准备北伐直捣燕京，因共和告成，班师回宁。
    1911年是尹维峻光华四射的一年，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舞台上，15岁的她跃马挥戈，驰骋战场，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也成为了名扬大江南北的巾帼英雄。
    保护孙中山的“女侠客”
    在革命的实践中，尹氏姐妹练就了一身本领，武功、枪法无不精通，所以对孙中山非常敬仰的她们在孙中山回国后就参加了护卫孙中山的行列。孙中山曾在公开场合说尹氏姐妹十几次救过自己的生命，流传最广的有哈同花园和南京夫子庙两救孙中山的故事。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国到达上海，上海各界人士在哈同花园举行欢迎宴会。由于事先截获清廷刺客潜伏哈同花园的情报，担任贴身警卫的尹氏姐妹提高警惕，不放过任何可疑的迹象。当宴会结束观看戏剧表演时，她们发觉一名武生表现异常，后又发现其似有发动态势，尹锐志立刻拔枪击灭舞台灯光，掩护孙中山离开，尹维峻紧接着跃上舞台擒住刺客。这就是哈同花园未遂刺杀案。
    另一则故事发生在1912年1月2日，已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到南京夫子庙向民众发表演讲，尹氏姐妹仍然暗侍左右。演讲中她们发现有三个张勋的败兵混在听众中，形迹可疑，接近时又听见他们用粤语商量分工刺杀孙中山，以向主子邀功。听懂粤语的尹氏姐妹当即分工发动突袭，夺下他们的武器，吓得败兵抱头鼠窜。孙中山因此再逃过一劫。
    鉴于尹氏姐妹对辛亥革命的杰出贡献，孙中山特任命她们为临时大总统府顾问。
    23年华逝世汕头
    1912年夏天，民国政府派尹维峻到西洋留学。翌年秋，尹维峻回国，被委为长江上下游总稽查，负责七省水警防务及统领长江舰队。
    1914年，尹维峻与同乡、也是光复会及同盟会会员的裘绍结婚。
    1916年，他们定居杭州，参加了反袁护国、驱逐光复会叛徒朱瑞的运动。
    1917年，她与裘绍赴日本考察军政及明治维新和女子教育。7月，随孙中山到广东开展护法运动，裘绍被任命为陆军少将兼护法军政府参议，维峻任军政府高级顾问。
    1918年，南方军政府组建援闽浙军驻扎汕头、潮州一带，伺机进占北洋军阀盘踞的闽南地区，以吕公望为总司令，裘绍为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及二师师长。时驻闽南北洋部队中有不少原光复会的浙江老乡，裘绍在尹维峻陪同下多次前往策反，引起敌方忌恨。1919年7月16日，北洋军阀的刺客到汕头援闽浙军司令部行刺裘绍，裘绍外出，怀孕6个月的尹维峻在与凶手搏斗中受伤，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后不幸逝世，享年才23岁。辛亥革命之星遽然陨落汕头市。
    裘绍在隔年3月21日赴厦门同安策反时也不幸中伏牺牲。裘、尹两人的灵柩于该年冬天归葬于杭州西湖孤山北麓。入葬前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孙中山发来唁电，陈独秀等各界人士400多人出席，章太炎主持追悼会并送挽联。挽联写道“倒满清反袁名扬天下，过潮汕同安痛莫可言”。裘、尹夫妇遗骸现已移葬西湖南天竺辛亥革命烈士陵园。
    尹维峻遗有一子三女，由姨妈锐志鞠养成人，他们都继承父母的遗志，投身于民族的解放事业。其中在汕头出生的小女儿裘振先抗战赴延安时改名“左克”，曾任中共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校”及“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党组书记，1941年秋反扫荡中为掩护卫校和医院撤退，带队阻击日军，被日军残暴地用刺刀刺杀，牺牲时才22岁。

19.

张华云，“六娘”一曲成千古
卢博

张华云（1909―1993）
    张华云，生于普宁县燎原镇泥沟村，父亲是晚清秀才。193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文学院历史系。青年时期就倾向左派，与共产党人黄声、李雪光、赖少其等早有交往。大学毕业后回乡从教，先后在普宁县简易师范学校、省立韩山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1938年与黄声创办西山公学，任名誉校长。1949年在河婆参加中共潮汕干校教育班工作，同年10月随军进城，任军代表和民主同盟汕头分部主任。1950年任市第一中学首任校长。1952年任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委常委、汕头市政协副主席。1954年当选汕头市副市长。
     张华云是潮汕家喻户晓的民主人士，他一生大起大伏的传奇经历以及他与潮剧的不解情缘，至今让老一辈潮汕人记忆犹新。今年是他逝世二十周年，谨作此文权当一瓣心香，纪念这位潮汕著名教育家和剧作家。
    推潮剧上新水平
    张华云学识渊博、造诣深厚，是诗人、教育家，还是著名潮剧剧作家。他熟谙潮汕文化，热爱生活、明察秋毫，富有喜剧创作的天赋才能。1956年，由他执笔整理编剧的潮剧《苏六娘》，全剧贯穿反封建礼教主线，剧中人物六娘坚贞不屈、桃花机敏勇敢、渡伯热心仗义，个性表现淋漓尽致，结局不以六娘投江而以郭苏出走又十分顺情顺理。此剧由广东省潮剧团于1956年11月首演，1957年到北京、上海等地演出，备受好评。1959年初，由香港鸿图影业公司拍摄成彩色影片。此剧和他创作的《剪辫记》、《程咬金宿店》、《双喜店》、《难解元》、《判妻》和《南荆钗记》等著名喜剧，被誉为“在潮剧舞台艺术上独树一帜”、“潮剧喜剧创作的鼎盛期，是和张华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截至1966年，张华云共创作、移植、改编、整理长短剧目剧本32部。他的剧作主题鲜明，抨击封建礼教，谴责以强凌弱，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人物性格突出，情节缜密合理。戏文不但浸透浓烈的潮味，且洋溢着文学艺术的光华，大大提高了剧本的文学艺术性。这些剧目均深受观众喜爱。一位泰国侨领曾说：张老的戏文真是一首首的美丽诗词。他的唱词令人拍案叫绝，经久难忘，如《苏六娘》中“我知儿比莲子心更苦，怎知母比青梅泪更酸”，《双青盲》中“三人相共二只目，二人倒有六只脚”，等，或形象熨帖，或幽默贴切。
    “潮韵长飘新砚池”
    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中，作为民主党派参政人士和分管文教副市长的张华云，转眼变成“大右派”，1960年右派摘帽后被安排为正顺、玉梨潮剧团编剧。长期受到不公的对待。
    1976年10月一声惊雷，“四人帮”终于覆灭。1979年秋改正了他的右派冤案，两年后他当选市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3年又转任市六届政协副主席。面对这跌宕起伏的人生转折，他激动地自述心迹：“我得到了新生，我像爆发的火山一样，要把蕴藏着的岩浆喷干。老实说，我没功夫去抚摩伤痕”。
    此后十年，成为他艺术创作的高峰期。他重涉潮剧创作，新编了《判妻》、《南荆钗记》等剧目。1984年广东省剧协等结集出版了《张华云喜剧集》，收入了《苏六娘》、《剪辫记》等八部经典剧目。同年，他发起创立了汕头市政协岭海诗社，创作了大量歌颂新时代的诗词歌赋，同时催生了一批诗社、画社、丝竹社、翰墨社，繁荣了汕头社团文化。八十高龄尚先后出版了《铁峰诗词选》、《筑秋场集》、《潮汕竹枝百唱》等力作。他逝世前一年，汕头隆重举办了“张华云潮剧剧作展演暨八秩晋四荣寿大庆”，成为潮剧史上一大盛事。
    1992年汕头市委副书记陈厚实亲笔题写七律一首，高度评价了这位潮汕著, , , 名的诗人和剧作家：清香远播故山芝，潮韵长飘新砚池。眼底千圈皆是戏，袖中一抖即成诗。苍龙日暖行酥雨，老树春浓发稚枝。淡却利名唯积厚，徐来寿考过期颐。

20.

吴珏，抗日时期在汕编撰爱国报刊
吴游

    吴珏（1906-1959）
    吴珏，字双玉，原名元华，潮阳河溪籍，生于汕头市，父亲吴子寿先生是潮汕民主革命先驱、报业开拓者之一。吴珏自幼深受家学的熏陶，年轻时师从赵元任大师，通晓世界语、英语、俄语等多种外语，又精研国学音韵、文史民俗等，博学多才,著有多种语言音韵与文史方面的学术著作及《工夫茶说》等专著，编纂过《潮汕字典》《潮州方言志》等（大部分书稿或初版著作因其反右时落难而失落或流失于海外）。饶宗颐先生等知名学者对其学术成就曾给予很高的评价。
    抗日时亲临前线采集新闻
    吴珏青年时期受父亲影响，活跃于粤东新闻报界，曾主编过《雷报》、《风报》。《雷报》刊行于1929年，“专以敢言称，排版新颖”，是当年汕头销量最多的—份小报。1934年，他亲自创办《衡报》，该报创刊于潮安，后移到汕头，“文字颇敢言，销路不恶”，至1935年6月因经费不足而停刊。抗日战争期间，吴珏曾任第六战区抗日军队随军战地记者（六战区所辖范围为鄂西、鄂中、鄂南、湘北及湘西、川东、黔东）。他经常冒着炮火、跟随抗日军队亲临前线，采集第一手战地新闻，并手绘战区地图，及时准确向新闻界提供抗日战场我军民浴血抗敌的战地通讯。他的这一段生涯，后来在反右期间被罗列为其“历史污点”之一。这个话题在吴家曾经是忌讳的，因而详细情况后人已难以全面了解。
    于潮汕一带编撰爱国报刊
    1939年汕头沦陷后，吴珏辗转于揭阳一带，从事于教学及抗日爱国报刊的编撰工作。后来陈亦修先生（潮安人）在揭阳创办了《光华日报》，遂延揽吴珏协助编撰之事，该报社址设在榕城韩祠路。这份在榕城出版的《光华日报》以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新闻为主要内容。由于吴珏通晓多国语言，又有丰富的办报经验及文史学养，正是当时爱国新闻界缺乏的人才，因而成为其时揭阳抗日报界的佼佼者。其编撰的报纸不断揭露日寇在我国的侵略暴行、全面报道我国抗日军民英勇抗敌的新闻，对潮汕军民抗击日寇、与日伪政权斗争的事迹尤以大篇幅刊出。同时每天编译外电、介绍美、俄、英等国盟军抗击德、意法西斯的战斗。这些报道在潮汕地区产生了很积极的影响，起到了振奋人心、鼓舞军民抗战士气的巨大作用。
    1945年3月8日，日寇攻陷并全面占领榕城，《光华日报》社址被迫内迁，陈亦修与吴珏带领一姓程的青年及一名电台收报员到灰寨乡（今属揭西县），借乡里一间祠堂继续办报。灰寨是贫困山区，环境恶劣，诸多不便，但报社仍坚持每天出版八开单面油印《战地午报》一张，基本都是战地新闻，有时也配以手绘的战况地图，直观易读。这份报纸是吴珏每天上午把从电台接收到的国内外新闻进行编辑，再由程君协助，将报纸内容用钢板和铁笔手工缮刻于蜡纸上，再油印出来的。当年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等重大消息，就是《光华日报》最先在潮汕国统区传布的。
    1945年9月底，光华日报社从揭阳搬迁到汕头，设于外马路261号，吴珏仍为主编，他还亲自为该报重新题写了报头报名。几个月后报社搬到至平路54号原文明商务书局旧址。不久吴珏因有志于深入发掘潮汕历史文化而辞去该报主编。1946年9月5日，他创办的《方报》发刊，社址在汕头居平路16号。该报除新闻报道及述评外，还有“潮风录”等专栏，介绍乡邦及中外人文精粹、名家作品等，文化气息浓烈。
    主编、协助编撰多部潮方志
    1946年10月25日，由潮州修志委员会主编的《方志》旬刊在汕头《岭东民国日报》出版连载，聘请吴珏为主编。至1947年11月3日改在《大光报》（汕头版）上继续出版，并由旬刊改为周刊，主编单位名称改称“潮州修志馆”【馆址设在汕头市同益后路6号（即后来的民生路7号），1948年起至1949年解放，吴珏任馆长】。1949年4月26日，《方志》周刊同时刊登潮州修志馆启事，称“现因州志付梓，印事多忙，短期内拟暂时停版，一俟馆务稍松，当即继续刊行”。至此，《方志》共出版一百零二期，内容丰富充实，刊登了很多各地寄来可作志料的文章和实地采访所得的报告，及修志馆同人有关潮州问题的写作；目的在于沟通各方文献消息，希望得到各方面人士的补充订正，确保其可靠性，以资修志馆修纂《潮州志》选用。广大读者给予了热情支持。
    自1947年秋起，吴珏便在办报同时承担了协助饶宗颐先生编纂《潮州志》的重任，直至1949年志稿完成并部分付梓。现知由他独力分纂完成的有《方言志》、《职官志》，与他人共同编纂的有《大事志》、《交通志》、《实业志》、《外编》，并覆校《兵防志》、《实业志》之商业和金融部分，等等。
    解放后，吴珏先生先后在汕头市聿怀中学、广东省金山中学（即现在的汕头金中前身）任教。其出色的教学及其为人的高尚品格至今犹为他当年的同事和学生所传颂。1958年，吴珏被错划为右派，次年2月，身体瘦弱的吴珏先生不幸病逝于青海黑石头劳教场，时年53岁。
    吴珏先生的旧友人蔡起贤先生曾赋《烛影摇红·悼吴双玉先生》一词，追思纪念吴珏先生：“穷塞边头，夜深冰雪凝云闭。荒坟寥落鬼啾啾，魂也归无计。应念孤雌稚子，傍楼阴，遥天洒泪。千秋沉恨，杜宇声中，依稀心事。/鼙鼓相逢，鸥盟当日，犹记磐沟灰寨，正栖皇，同坠沧桑涕。剩得方言文字，任飘零，何人料理。只凭杯酒，一酹湘纍，人间何世”。

21.

许涤新，高龄出任汕大首任校长
本报记者 邓丹丹

    许涤新（1906-1988）
    许涤新，1906年10月出生于广东揭阳县棉湖镇(今属广东揭西县)的一个小学教师家庭。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等职。1981年被任命为汕头大学首任校长，1986年改任名誉校长。1988年2月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75岁出任汕大首任校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向全国人民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筹办建立经济特区，而此时的汕头地区人民也强烈希望开办一所大学，为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人才。1980年5月，汕头大学成立筹委会；1981年8月26日，教育部通知：“国务院批准成立汕头大学”。1981年11月，75岁高龄的许涤新被任命为汕头大学首任校长。当时，许涤新仍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和经济研究所所长，被任命为汕大校长后，除其他必要的工作外，他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汕大的筹建和招生等各项工作上。 
    汕头大学创建初期，还没有正规的校舍和教学楼，在汕头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将原设于现在校园西侧的汕头市委党校校舍让与汕头大学。因此，汕头大学在新校舍还未动工的情况下，于1983年9月开学，当时，汕大只开设了法律、中文和英语3个专业。1984年元旦，汕头大学举行奠基典礼，正式破土动工，开始第一期校舍基本建设工程。为支援汕大建设，1984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也将蓬洲营房60亩地产和地面4392平方米的建筑物无偿赠送给学校，为汕大解决了当时缺乏教学用房和教工宿舍的困难，帮助学校顺利过渡到新校舍落成。
    1984年1月4日，许涤新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话时说：“一定要把汕头大学办好，而且一定能把汕头大学办好。”他认为，办汕头大学，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是发展广东东部地区的物质生产和科学文化的需要，是粤东地区的人民和海外侨胞几十年的殷切盼望。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人才，而汕头大学的任务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 
    鞠躬尽瘁培育英才
    对于办好汕头大学，许涤新还提出了几点建议。他说，汕头大学的开办，师资不足，图书设备也不够，生活条件、工作条件还存在许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汕大筹委会和大学的负责人不但很关心，而且千方百计想办法加以解决，但在没有解决之前，只能靠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许涤新讲述了自己以前参与筹办《新华日报》时的一段经历，当时他和同志们不仅住在简陋的草棚里，还要冒着被日寇飞机轰炸以及被国民党特务盯梢的危险，尽管环境艰苦，但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干下去，任何生活上的困难都不在乎。许涤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汕大师生，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因为暂时条件差就发牢骚，要跟过去比一比，现在比过去好得多，大家更应该多作贡献。
    许涤新还认为，要办好汕头大学必须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除了采取一些优惠措施，聘请一批专家、学者到汕大来担任教授之外，汕大的教师必须提高自己的水平，特别是年轻教师，要抓紧时间钻研业务，提高自己。他曾饱含深情地告诫年轻教师们要珍惜时光：“你们年轻，脑子又好，体力又好，要抓紧时间提高自己，对国家对人民作出贡献，‘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为激励汕大师生们专心治学，许涤新还曾特意为汕头大学图书馆题词——“咬住青山不放松，集中持久系统化”。他解释说，前一句是出自郑板桥的诗句，而“集中持久系统化”这七个字则来源于周恩来总理与他的谈话。1942年，许涤新患了病，周恩来将他送进重庆的一间医院。有一次他告诉周恩来，他要专门搞经济问题的研究，周恩来说：“那好啊！”同时还说：“做学问要有系统，不能东一点，西一点，道听途说。要集中，把一个一个问题搞透。而且要持久，不要改来改去，那将一事无成。”此后，许涤新在治学过程中对这番话深有感悟，他也以此勉励汕大师生，对于所学的学科要“集中持久系统化”。 
    为人亲善幽默风趣
    许涤新在工作治学方面虽然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但在旁人眼里，他平时也是个亲和幽默的人。 
    汕头大学奠基典礼的前一天晚上，许涤新十分高兴，因为潮汕地区终于办起了大学。一时高兴，他喝了不少家乡特产的一种酒，全然忘记自己为了在第二天的奠基典礼上能精神饱满而刚吃过安眠药，结果他倒在洗漱间里就睡着了。正当周围的人和医生都急得团团转时，许涤新自己醒了过来，他还开玩笑问大家围着他干什么，他说自己只是忘记吃过安眠药又贪杯喝了荔枝酒而已，睡得太好啦！现已退休的汕头大学办公室原主任方壮友回忆当年许老的这件趣事时，直称他是个平易近人而且不失幽默的人。
    后来，许涤新患重病在北京住院，汕大师生听闻消息后无不悲痛揪心，学校决定让方壮友代表师生到北京探望老校长。虽然当时医院规定不让见客，但当许涤新听说是汕大的老师要来看望他时，急忙吩咐医护人员一定要让他见。而就在方壮友1988年2月8日抵达北京的那天清晨，许涤新不幸与世长辞。 
    尽管许涤新已经逝去，但他的谆谆教导和严于治学的精神依然长远地影响着汕大师生。如今，他题写的“咬住青山不放松 集中持久系统化”依然珍藏在汕头大学，而由他亲自题写的苍劲有力的“汕大医学院”院名，也似乎在时时勉励师生们要努力工作和学习，争取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22.

张中岳，南浔抗战立战功
陈庆文

    张中岳（1906-1986）
    张中岳，又名张笃光、张国梁，广东潮阳人。历任国民党部队中尉排长、上尉连长、营副、中校营长、上校团长。虽然个头不高，但身材结实，一生中打过不少硬仗。他的左腮上有日寇的弹片伤痕，左臂上有日寇留下的弹孔。1938年，作为江西南浔会战（赣北会战）中担任西牯岭鹅公包阻击战的指挥官，率部抗击日寇，消灭日军101师团坂塚大队，立下了战功。
    1906年，张中岳出生在潮阳谷饶乡。他的父亲早逝，由开药店的兄长供其上学。1923年，在家乡读完小学后，考入汕头市华英中学。因不满学校灌输的帝国主义侵略文化，于1925年秋离校，考取上海大学附属高中部。
    曾与向警予、杨之华、王稼祥同窗求学
    他的同班同学中，有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人的向警予、杨之华（瞿秋白夫人）、王稼祥等人。受进步同学影响，张中岳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心存向往。他目睹黄浦江上外国军舰耀武扬威，面对外有列强、内有军阀，国家积贫积弱的局势，内心十分不安。后来，他听了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的讲课，对大革命出现的局面满怀信心。于是，他从上海奔向国共合作北伐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13师教导营任准尉司书。1926年冬，张中岳考进广东守备军干部教导队军事政治训练班。
    1927年底毕业后，张中岳踏上从军之路，在国民党部队任职，从中尉排长起，一直到上尉连长、营副、中校营长、上校团长。张中岳与各路军阀打过仗，参加过对工农红军的作战和对中央苏区的封锁。抗日战争中，张中岳在上海、江西南浔、南宁昆仑山、广东乐昌、江西信丰等地与日军打过几场硬仗。抗战胜利后，他退役回到家乡谷饶乡，与当地士绅共同创办“创大初级中学”（现谷饶中学）。不久，重返国民党部队，任64军辎重兵营上校营长，参加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内战。淮海战役期间，在江苏邳县碾庄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随后被列为战犯，关押在苏州禹城及济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直至1975年3月获特赦。
    特赦回汕头后，市有关方面安排张中岳为市政协文史研究员。1980年，张中岳加入民革组织。1981年当选为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开赴南浔线，誓死保河山
    国民政府于1937年9月修正陆海空军奖励条例，增加对军人于战时或平时著有功绩，或学术技能特有专长者，颁发“干城”勋章。干和城，都用于防御。“干城”二字，本于《诗经》，原文为“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意为“捍蔽如盾，防守如城”，象征着荣获此章者，捍外而卫内，使国家坚强巩固，荣光四射也。
    张中岳就曾是一位“使国家坚强巩固，荣光四射也”的赳赳武夫。他凭借在南浔会战中英勇抗敌而获得“干城”勋章。
    1938年8月中旬，日军侵略了南浔铁路东部，控制了鄱阳湖一带，继而纠集101师团、106师团二万余人，向江西腹地进犯。为了保卫我河山后方，薛岳兵团奉命迎战日军。国民党第66军160师（师长华振中）由南昌开赴九江，开辟南浔战场。在南浔线北至东西牯岭，南至星子县及庐山脚下，以黄老门、马回岭为中心，设下道道防线。时任66军160师480旅958团第一营营长的张中岳（当时姓名为张国梁），率部开赴前线。一营官兵多为广东人，讲粤语，彼此互相照应。张中岳左耳患“中耳炎”，士兵找来虎耳草挤汁为他敷伤。每到一处扎营后，张中岳总爱叫人节录岳飞《满江红》中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贴于营部，鼓舞士气，并以韩复榘逃命被处决的故事教育官兵。8月下旬起，日军在鄱阳湖的三艘军舰，向我阵地炮击，炮声在南浔线方圆几百里阵阵轰响；日本飞机轮番向我阵线轰炸，使驻防星子县的我军事设施连遭损失。张中岳的958团一营，奉命防守东牯岭，开头并未与日军正面交战。
    血战鹅公包，勇挫日寇兵
    9月下旬，958团一营受命调防西牯岭的鹅公包岗，与比邻的金轮峰守军958团第二营（营长曾宗山）形成双“卡”。张中岳率一营将士在鹅公包光秃秃的山岗上，挖壕筑垒，严阵以待。
    9月28日清晨，日军向金轮峰进攻，遭抗击，屡攻不下便改变线路，折向鹅公包来。日军全不知几百名枪手埋伏在岗上，等到接近一营阵地时，张中岳扣响左轮枪，将士们的枪口齐吐火舌，把日军打得失魂落魄。日军大队长坂冢毕竟凶悍狡猾，他指挥稳住阵脚后，伺机反扑，但每次都被一营打退。为了全歼敌人，张中岳挑选12名战士，各带6枚手榴弹，从左右两侧迂回包抄到敌人屁股后，叫敌人阵中开花。日军气势顿挫，龟缩至山脚下一片疏林中，并调来飞机助阵。张中岳命机关枪对敌机射击，敌机马上灰溜溜逃窜。下午4时，日军孤注一掷，又一次向我阵地狂攻。一营伤亡增多。莫福如旅长传来指令，守不住阵地军法制裁。张中岳保证说：人在阵地在，愿与阵地共存亡。当一营的兵力消耗过半、伤员累累时，曾宗山营冲向敌后开火。日军乱作一团。见时机有利，张中岳高呼一声：“冲啊”，战士们如饿虎下山，猛扑向敌人，直杀到天昏地黑。日军丢盔弃甲，死的死，逃的逃，彻底失败。一营俘虏了4名日军（两名伤势重不久死去，一名剖腹自尽，一名押送旅部）。清扫战场结果，缴获重机枪3挺，步枪100多支，击毙敌军官计10人，其中有大尉、中尉、少尉、中队长和小队长。大队长坂冢下落不明。战士们说：“别看日寇凶狠，坂冢还不是‘饭桶’！”（“坂冢”广东话与“饭桶”谐音）
    鹅公包血战，虽然我方也有伤亡，但却狠狠地打击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日寇的威风。由于作战有功，张中岳和曾宗山都晋升为团长。张中岳同时获得上级授予的“干城”勋章。

23.

吴元成，抗日救亡运动的少年英豪
吴游

    吴元成（1921-1945），潮阳河溪籍，生于汕头市，系潮汕民主革命先驱吴子寿先生之九子（吴家排行不分男女）。由于父亲中年时已将全部家产献尽于民主革命事业，聪明善学的吴元成在汕头市立一中附小毕业后，便只能辍学打工谋生。父亲的影响及艰难生活的磨砺使他早熟、坚毅，忧国忧民，立志报国。
    “少工队双吴”蜚声潮汕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吴元成立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加入“汕青救会”。不久，他协同吴南生组织起“汕头青抗会少年工作队”，吴南生任政治指导员，吴元成担任少工队队长，具体领导少工队的日常活动。成为当时闻名的“少工队双吴”。抗日救亡运动将吴元成陶冶成为一名有组织才能的优秀少年干部，他们领导的少工队汇聚了一批优秀的爱国少年，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各种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蜚声潮汕各地，例如当年少工队演出的《打鬼子》，就是吴南生编写的、潮汕地区第一个抗日潮剧，直到汕头沦陷后，该剧还一直在潮汕抗日前线演出，是最受抗日军民一致欢迎的剧目。当时参加演出的少工队员，现在还健在的，就有元成的弟弟吴荣（当年用名元容，离休前任职汕头市戏剧研究室主任）。
    机智沉着保卫工作出色
    1937年冬，由吴南生介绍，吴元成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他被调到中共汕头市工委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不久转任工委书记李平的警卫员，很快成为李平身边的好助手。翌年初，他陪同李平到潮汕各地巡视检查工作，他们分别化装成小学教师和学生，骑着自行车从汕头出发，一路风餐露宿，经潮阳的金浦、和平、赤寮，到惠来县城，然后再翻越大南山，到达普宁县的流沙，过陂沟、涂沟至梅峰中学。一路上，元成机智沉着、费尽心血确保了李平同志的安全。
    1939年2月，中共潮汕中心县委在澄海莲阳北李有德小学召开扩大秘密会议。吴元成负责检查监督这次重要会议的保密保卫工作，他和当地党组织密切配合，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和潮汕各地与会的30多名党员干部的安全。会议期间，元成还以他的组织才能成功组织了一场自编自演的文艺晚会，活跃了会议的气氛。同年春，日寇逼近汕头市，形势危急，潮汕中心县委决定把地方机关撤至潮安县彩塘的打铁东里村王玉珠家里。吴元成负责护送中心县委领导同志及机关文件转移工作。他克服各种困难，在恶劣的条件下出色完成了任务，直到汕头沦陷，整个机关再次转移到潮安文祠，从无发生过意外问题。
    坚持抗日保存革命火种
    1940年初春至1942年夏，吴元成先后担任潮安三、四区区委组织委员，揭阳县委组织部长、副特派员等职。在此期间，他除了勤勤恳恳做好队伍内的工作外，还为当地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1941年底，揭阳因天灾粮食失收，官僚奸商趁机勾结抬高米价，每斗米从3元猛涨至10元，贫穷百姓难以生存。吴元成化装成商人，多方奔走，连续几天几夜做大户米商的工作，劝他们应为抗战大局着想，体恤民困，不可发国难财。劝导工作最终以他的气势及才智取得了效果。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和勤奋学习，他已然具备了较高的政治和文化素养。
    1942年6月，“南委事件”发生后，潮梅地下党暂停组织活动。党组织决定让吴元成回家乡潮阳华阳乡（今属河溪镇）隐蔽下来。10月，由潮梅特委委员罗天布置，吴元成以“九舍”（九少爷）的身份回到华阳家乡，与同乡地下党员吴表凯（解放后曾任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广东省政协常委）会合，在邻乡桑田下寨开小米店作掩护。数月后，元成又与弟弟吴元容、吴元基等人以开设小酿酒坊、杂货店为掩护，安置保护了林秉先、李瑞婉、张桐萱等一批地下党员。由于元成的父亲及祖父都曾有恩于华阳乡，乡民尊之为先贤，元成亦有父亲剑胆琴心之风骨，为人豪爽而正派、有德有信，因而很快就得到乡亲们的敬重和信赖。他和战友们在那里如鱼得水，遵照党组织“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使桑田、华阳一带成为当时地下党隐蔽的好去处，革命的火种在那里得以保存下来。
    1944年秋，潮梅地下党恢复组织活动，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吴元成根据上级指示，于1945年初在汕头市中山路75号楼下（吴家住宅附近），开设集成号挨磨粜米店（兼营木炭），作为潮澄饶党组织的地下情报站。他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进行接送情报及联络工作，还秘密散发传单，传播抗日救国道理。春夏间，情报站被日伪侦缉队盯梢，他立即向上级汇报，迅速转移到澄海农村去。5月6日，元成参加了敌后游击队奇袭彩塘伪警察署及联防队的战斗。该仗俘虏伪军警60余名，缴获了一批枪支子弹及物资。战斗结束后，游击队把俘虏教育后释放，并在市场进行抗日宣传，吴元成以简要通俗的演讲号召沦陷区被压迫人民起来消灭日本鬼子，还散发了署名“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的传单。该仗震动了潮汕的日、伪军，鼓舞了我抗日军民的士气民心。6月，吴元成与余兆麟等3名游击队员奉命伏击锄除了澄海县伪警探队队长等汉奸。不久他又与李习楷、李亮、许杰等兵分三路顺利完成了收缴澄海冠山乡汉奸武器的战斗任务，该次行动中，元成带领一路游击队员直捣伪乡公所，缴枪10多支。
    壮烈牺牲年仅24岁
    1945年8月17日，抗战刚胜利，国民党军队便在潮安县登塘的居西溜（俗名猪屎溜）对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一支队发动袭击。支队党代表周礼平及一批战士壮烈牺牲。不久，党组织为增强一支队战斗力，任命吴元成为副支队长。此后，一支队转战潮汕平原。每次战斗，吴元成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敌人到处围堵，给养、弹药极其缺乏的情况下，部队深入凤凰山区。吴元成与其他领导一起，吃大苦耐大劳，呕心沥血带领部队渡过难关。11月19日，吴元成与支队长李亮在揭西大洋乡迎接从东纵归来的谢育才、方东平时，部队驻地遭到国民党186师557团的进攻，他们带领20多位战士与敌人激战一天，掩护了领导和机关同志安然脱险。但在阻击战斗中，吴元成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仅24岁。
    解放后，人民政府在潮安登塘建立韩纵烈士纪念碑。吴元成和一批韩纵烈士的名字镌列在纪念碑上，他的事迹载入了潮汕抗日救亡的光辉史册。

24.

陈去病，诗文作枪在汕宣传革命
曾旭波

    陈去病（1874—1933）
    陈去病，原名庆林，字巢南，一字佩忍，号垂虹亭长，江苏吴江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反清爱国志士、诗人和报人，1906年加入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同盟会。
    组织学会响应维新运动
    陈去病以“去病”为名，是自勉要像汉朝大将霍去病一样，“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以此表其反清决心。但作为文化人，陈去病反清的行动，却不是霍去病那样用武力去推翻清廷，而是用自己擅长的诗文作投枪，并以结社的形式，组织各种反对清廷腐朽统治的活动。
    早在1898年，便在家乡与金天翮组织雪耻学会，响应维新运动；为纪念明末进步思想家黄宗羲，于1906年在安徽府中学堂与黄宾虹等组织“黄社”；与吴梅等组织“神交社”；1908年，在绍兴府中学堂组织“匡社”；为了纪念秋瑾，又在杭州组织“秋社”。1909年，更是在苏州与柳亚子、高旭一起创办了后来成为著名的诗歌团体——“南社”。
    来汕担任《中华新报》主笔
    陈去病另一反清行动，就是投身报业，以报纸为武器，宣传革命，唤醒国人。1904年他在上海担任《警钟日报》主笔，同时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提倡戏剧改良。1906年在上海编辑《国粹学报》。武昌起义后，又创办《大汉报》，在绍兴为“越社”主编《越铎日报》。
    陈去病一生虽然生活于江浙和上海，但在1908年8月，却因在杭州组织秋瑾遇难周年纪念活动而遭当地清吏的追捕，为逃避追捕而短暂来汕，担任《中华新报》主笔。
    《中华新报》是由同盟会岭东地区主要负责人谢逸桥于1908年4月在汕头创办的报纸。报纸创办后，由梁千仞任报社社长，林伯举为总编辑。
    1908年8月，陈去病从杭州来汕头，担任《中华新报》主笔。他的加入，壮大了《中华新报》的编辑力量。他在报上大力宣传革命，使这张报纸成为革命党人在岭南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
    陈去病在汕头虽然时间不长，但只要有空闲，还是会跟同好游览潮汕的山山水水，吟诗作词以寄其爱国情怀。1908年9月22日，他跟友人在汕泛海登别岛，此日恰是南明隆武帝后忌辰，他登岛遥祭，作诗哀悼，并以诗寄赠柳亚子等人“落日秋风涌海涛，碧天无际阵云高。扁舟独泛沧溟阔，穷岛来寻越鸟巢。白帝音哀啼碧血，桥陵弓堕想乌号。空闻五指山头石，尚荷先皇宠御毫。”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几乎同日毙命，消息传至汕头，陈去病和林百举等报社同仁狂喜，通宵庆宴于酒楼。
    扩大《中华新报》影响力
    1908年12月，陈去病便因病辞职离开汕头回上海治病。他人虽离开汕头，但他时时关心着《中华新报》，他一方面力荐叶楚伧来汕顶替其主笔一职；另一方面，把在上海友人的诗文寄到《中华新报》发表，扩大了《中华新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1909年5月15日《中华新报》登载了他寄来的柳亚子词《满江红·祝<民呼日报>出版，用岳鄂王韵》，1909年6月17日发表高天梅为本人诗集题诗，抒发“誓将词笔挽山河”的志向与感奋，以文笔鼓吹革命主张。特别是在1909年南社成立后，他把在汕头结识的许多潮梅诗人发展成为南社社员，如古直、钟动、林百举、姚雨平、丘心荣、曾勇甫、李翼中、李次温等均先后成为南社社员。南社社员的作品，多为鼓吹革命，激发民气，颂扬民族英烈、游侠壮士，从而一扫当时盛行于潮汕的同光体那形式主义、拟古主义的文人诗风。

25.

蔡公时，汕头纪念的“外交第一人”
陈荆淮

    蔡公时（1881-1928）
    蔡公时，江西九江人，同盟会会员，曾参加钦廉、镇南关、河口起义。辛亥革命参与江西光复，任江西军政府交通司司长。讨袁失败后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护法运动回国，历任大元帅府参议、北伐大本营参议等职，是孙中山逝世时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的随从之一。尔后，历任国民党工统指导委员会委员，金陵关代理监督兼交涉委员，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山东特派交涉员等职。1928年5月3日，在日本制造的济南惨案中被残酷杀害，是中国外交史上首位殉难的外交官。
    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5月1日，蒋介石率领的北伐第一集团军击败奉系军阀张宗昌、孙传芳的联军，占领山东济南。与此同时，日本田中内阁也以保护日本侨民为由派兵进入济南，并首启衅端与北伐军发生冲突。5月3日夜，日军悍然违反国际公法，冲进我外交部山东交涉公署，将当日刚赶来办理对日交涉的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其属下职员捆绑殴打，在蔡公时表明身份并严正抗议之后，竟毫无人性地将他割耳削鼻剜舌，一番折磨后枪杀。交涉署职员16人也同时遇害，仅一勤务兵受伤后拼命逃出，日军暴行得以昭示天下。此次事件，日军屠杀中国军民数千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事后，上海、北平、江西各界为蔡公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国民政府追认他为烈士，并定其被害日为“国耻日”。许多政要、闻人纷纷题词挽联，李烈钧所作挽联为：“糜役不从，革命军中拼九死；以身作则，外交史上第一人。”李烈钧还联合蒋介石、谭延闿、孙科等24人撰《蔡公时烈士事略》发表于报端；徐悲鸿创作了大型油画《蔡公时被难图》；香港名导黎民伟导演的《蔡公时》也在不久后面世——蔡公时的英名遂为国人所周知。
    然而，随着时局变化和时间的消磨，蔡公时的名字一度被人们所遗忘，如今，也很少人知道，这位为国殉难的外交官与我们汕头颇有一段渊源。
    蔡公时第一次来到汕头是1918年。是年初，孙中山命方声涛领护法滇军移防潮汕，与刚组建的援闽粤军协同实行征闽战役。受方声涛邀请，时任大元帅府参议的蔡公时转任滇军总指挥部秘书长。期间，滇军内部发生权斗，蔡公时斡旋于各派之间，却不幸被误解拘禁，险遭不测。脱险后他便留居于汕头，以诗书自娱，还一度卖字为生。他的才华得到一位富商家小姐的亲睐，这位小姐名叫郭景鸾，毕业于香港华仁书院，喜爱诗文，时年21岁。他们相知而相恋，并于是年在厦门结婚。
    有人说，蔡公时是潮汕人的女婿，但据我所知，郭景鸾一家是时虽经商于汕头，老家却在广东宝安。1922年11月，郭景鸾与蔡公时的唯一儿子蔡灿就是在宝安娘家生下的。蔡灿后改名蔡今任，现居台湾。蔡公时牺牲后，郭景鸾在其胞兄郭景生陪同下，携子自汕头乘轮赴沪，当时的《中央日报》曾有详细报道。郭景鸾后来筹款兴建了上海蔡公时学校。
    蔡公时善诗词、擅书法，犹以魏碑见长，与于右任、胡汉民等同为“海派”停云书画社会员。江西九江名胜烟水亭保留有其题撰的楹联。在汕头赋闲的三四年时间里，他留下了不少诗词墨宝。现澄海樟林西塘内楼阁挂有他当年偕夫人赴潮安观花会创作的七律：“料得潮安满县花，轻风细细柳横斜。三春景象归双眼，万叠云山载一车。远渡浓荫空钓渚，清溪隔岸有人家。江州司马青衫旧，也逐裙钗闹岁华。”潮州西湖中麓镌刻有他的《雨后游西湖》七绝诗：“坡老当年亦善谀，尝将西子比西湖。谁知雨洗浓妆后，更有杨妃出浴图。”原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生捐给省博物馆的珍藏书画中也有蔡公时的《行书七言诗轴》。此外，可能留在潮汕的蔡公时墨宝还有不少。
    蔡公时第二次来汕头是1923年。之前他应召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任大本营参议。是年随李烈钧莅汕收编陈炯明的旧部。他的建言多被采纳，唯赖世璜复叛归附陈炯明叛军一事，蔡公时事先警觉，历陈采取果断措施，但李烈钧念及私谊及赖以往战功，未采纳蔡的良策，结果赖如蔡之所料复叛。李烈钧因此对蔡公时深为佩服。
    作为蔡公时居停生活过的城市，汕头人民对他的英雄行为十分崇敬，1930年他们在汕头中山公园西南面，即今天馆花宫内花厅的地方建了一座三层城楼式的凉亭，命名“济案纪念亭”。亭中树一蔡公时纪念碑。中山大学名教授梁方仲抗战前谒该碑亭，并赋《汕头中山公园》七绝一首，诗中注释称“蔡公时碑已无法辨认”，而碑亭更于日占期间被毁，至今未复，令人扼腕叹息。澄海人为纪念济案及蔡公时也将一条街道命名为“五三马路”（在今中山南路）。而在新加坡饶平人张永福的晚晴园（现为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则曾长期屹立着一尊蔡公时立像，那是陈嘉庚带领华侨捐建的，原拟运回国内，因抗战阻滞，日军占领新加坡时埋于地下，二战结束立于晚晴园，2006年终于如愿运回济南安放在趵突泉公园畔“五三惨案纪念园”。老同盟会会员、曾与蔡公时同在孙中山身边共过事，后主编《南澳县志》、《饶平县志补订》的另一饶平隆都（今属澄海）人陈梅湖所作《挽山东交涉员蔡公时联》曰：“同幕溯当年，记湖滨惜别，随节遄征，晓风残月，柏松关谋，竟付诸漳水，避地隐乌衣，一纸书来，音尘遽邈；招魂悲此日，想历下临危，抗词骂虏，劓鼻削耳，行人署死，真重于泰山，成仁追忠壮，千秋名立，竹帛长留。”

26.

陈伟南，汕潮揭同城化的倡导者
沈启霖

    陈伟南认为，“汇聚乡亲力量，参与社会事务，表达潮人心声，支持政府施政，配合潮汕三市工作，社团活动才有生命力”。因此，他总是站在社会的前沿主动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急社会之所急，帮人民之所需，结合弘扬潮学、宣传潮汕、热心公益等经常性工作，初步营造汕潮揭同城化氛围。
    陈伟南先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祖国伟大变化和辉煌成就的见证者。
    改革开放以来，他本着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赤诚丹心和实际行动，见证和参与了香港社会的巨变和发展历程，见证和参与了潮汕等地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发展历程，见证和参与香港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的加强和发展历程，为香港和潮汕等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峥嵘岁月——
    筚路蓝缕创基业
    陈伟南，原名陈鸿志，字国宪，1919年2月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沙溪乡。他8岁时进村办学堂“时敏学堂”读书，14岁毕业于潮安县第七区第三小学。因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报考当时费用偏低的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沿革至今为韩山师范学院）。
    1936年夏，陈伟南从韩师毕业后回乡亦农亦商，扒过猪粪，种过水稻，卖过生柑，理过帐目。1937年春，陈伟南执意只身到香港闯世界，先投靠在其姐夫经营的主理转口贸易的香溪公司当小店员，他勤学苦干，忠于老板，诚待顾客，认真办事。深得老板赏识，他的经商才能得以施展。
    由于日军侵占香港，交通断绝，经济窒息，商家星散，香溪公司也于1942年初被迫歇业。失业后的陈伟南每天挑着一担杂粮做起小摆卖，藉以维持生计。后跟人家合作经营粮食门店，事业稍有转机。
    由于潮安沦陷，日寇飞机多次滥炸沙溪村民房，陈伟南的祖宅被日寇强占，他的父亲屡遭威吓，精神失常，他不得不于1942年底回到沙溪，服侍父亲，以尽孝道。1943年春，潮汕地区天灾人祸并发，田地龟裂，满目疮痍。陈家也为生存苦苦地挣扎着，直到抗战的胜利。
    1946年，陈伟南再度赴港，与林作辉先生合作，创办星州胶业公司，从星、马进口橡胶，在香港及中国内地销售，稍后创办星洲贸易有限公司。为扩展业务，冲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加强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往来，他又于1952年在澳门创办了星华贸易有限公司，经销中国粮油、土产、副食品。1964年，他创办了屏山企业有限公司，兴建饲料加工厂。1983年，又吸收世界先进生产技术，采用先进设备在新界开办了屏山饲料厂，生产饲料，同时经营添加剂，对香港禽畜饲养业的发展，对满足市民副食品的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国际饲料》杂志曾撰文介绍：“屏山企业有限公司是亚洲最大饲料企业之一”，陈伟南也被港人称为“饲料大王”，成为港澳工商界的佼佼者。
    浓墨重彩——
    倾力倡导同城化
    陈伟南能够根据事物的发展态势，立足现实，放眼未来，谋大势所趋之策，推人心所向之举，其中，“三个倡建”促进了汕潮揭同城化框架的初步形成。
    1、倡建潮汕三市港澳政协委员联谊会。潮汕地区分成了地级的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后，陈伟南敏感地意识到必须及时加强大潮汕意识，促进三市之间以及港澳三市潮籍人士之间的团结，防止分市离心。在他的热心精心的组织下，潮汕三市港澳政协委员联谊会于1993年6月正式成立，庄世平为名誉会长，陈伟南为会长。此后，在他的组织协调下，联谊会经常开展活动，为振兴潮汕经济，协助维护港澳地区安定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倡建香港潮属社团总会。香港潮籍人士超过一百万，各种各样的潮属社团也有一百个左右，成立一个潮属社团总会，是广大潮籍人士多年的心愿。由陈伟南首倡、香港潮州商会等30多个潮属社团发起组成的香港潮属社团总会，于2001年10月正式成立，陈伟南为主席。总会成立以来，促进了潮属乡亲与香港其他族群融洽相处，为香港的繁荣和家乡的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倡建粤东经济社会协作框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潮汕一分为三在活力迸发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客观上削弱了传统潮汕血肉相联的凝聚力和协调性。陈伟南敏锐地感受到宜未雨绸缪，毋临渴掘井。省粤东工作会议后，在陈伟南的倡导下，2007年3月，潮汕三市主要领导聚首香江，共谋加强粤东各市协作的大计。陈伟南还对一些具体问题亲力亲为，悉心指点。2007年9月11日，汕头、汕尾、潮州、揭阳粤东四市经济社会协作第一次党政联席会在汕头市隆重召开，四市书记、市长和陈伟南先生出席会议，表明四市将加强基础设施、经贸协作、旅游开发、科教文化、环境保护、社会管理等方面合作。四市市长共同签署《粤东四市经济社会协作框架协议》，粤东互惠共赢、共创繁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012年3月12日，陈伟南星雕塑在沙溪镇绿杨广场揭幕，潮州市委、市政府号召进一步弘扬伟南精神。
    陈伟南先生以其爱国爱乡、感恩社会、艰苦创业、敬业乐群、崇文重教、热心公益、乐襄义举、无私奉献的精神光华，注入了潮汕文化的新内涵，成为新时期潮汕精神的重要内容。
    陈伟南星———
    乐善好施获殊荣
    陈伟南现任香港屏山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创会主席、香港潮安同乡会永远荣誉会长、潮汕三市港澳政协联谊会会长、香港大学名誉大学院士等几十个职务。经过几十年的筚路蓝缕，成为知名的爱国实业家。
    改革开放以来，他率先回内地投资兴办实业，在潮汕等地多次捐资兴建学校、医院，以及各种公益事业。
    近30年来，陈伟南先生乐襄义举，重教昌文，扶危济困，热心公益，其捐资门类和范围具有相当的广度，计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民政、侨务、社会治安、市政建设、村政建设和军队建设等11大类40多项，共计捐资超亿元，范围遍及潮州、汕头、揭阳、广州、北京、珠海、上海、四川等地，赢得了海内外人士的普遍称誉，受到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荣获国际天文联合会命名“陈伟南星”荣誉、广东省“热爱儿童”奖章，香港“铜紫荆星”奖章，分别获得“广州市荣誉市民”、“汕头市荣誉市民”、“潮州市荣誉市民”、“揭阳市荣誉市民“等光荣称号。
    陈先生乐襄义举虽比不上香港爱国知名人士李嘉诚先生捐巨资兴办汕头大学的轰轰烈烈，但他的义捐无论在高度、广度、深度、大度上都有其独特的典型意义。
    陈先生常说：“我的捐资数目微不足道、远不能与巨富李嘉诚先生相比，我只是本着至诚之心、为家乡做点应做、想做的事而已”。多么真诚朴素的语言，里面饱含了他对家乡、对祖国无比热爱的赤子丹心。

27.

蔡文玄，在汕创办《南潮日报》
曾旭波

    蔡文玄（1904-1995）
    蔡文玄，1904年6月12日出生于潮安县金石镇石门村，文玄一名亦作文贤，笔名柳北岸、杨堤、白芷、秦西门、朱贝、吴六桥、李村等。18岁时考入广东省立金山中学，1926年7月毕业，是该校第十七届毕业生。文玄早年热衷于绘画艺术，亦曾考取天津南开大学，却由于经济原因不能升学而从军北伐，不久解甲。
    现今在潮汕，提起香港著名美食家、电影人蔡澜，认识的人一定不少，然而若问蔡澜的父亲是谁，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
    蔡澜的父亲叫蔡文玄，文玄一名亦作文贤，笔名柳北岸、杨堤、白芷、秦西门、朱贝、吴六桥、李村等。是新加坡现、当代著名诗人、作家和电影人。
    诗歌作品具有浓烈民族精神
    蔡文玄出生于潮安县金石镇石门村，18岁时考入广东省立金山中学，1926年7月毕业，是该校第十七届毕业生。文玄早年热衷于绘画艺术，亦曾考取天津南开大学，却由于经济原因不能升学而从军北伐，不久解甲。
    为了生计，1936年前，于南洋与汕头之间来回奔波。在南洋，曾出任马来亚柔佛坡大笨珍大同学校校长、创立文笼画室、担任海星影片公司书记职位兼丹戎巴葛华英戏院经理；在汕头，先后与友人创办《南潮日报》、主编《正报》的文艺副刊《活地》，还从事教育工作。
    1936年，蔡文玄受新加坡邵氏公司之邀请再次去新加坡，担任邵氏影片公司中文部经理，直到1973年退休。退休后，他出任邵氏机构董事。任职邵氏公司期间，曾主编公司出版刊物《电影圈》、《娱乐报》等，编写剧本并拍摄过16部马来影片和数部华语影片，如《Ibu》、《马来风云》、《蛇郎君》等。
    蔡文玄喜欢写诗，成就最好也是诗歌。他的诗作，曾发表于《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民报》的《新年代》和香港的报刊。主要作品有诗集《雪泥》、《旅心》、《鞋底的泥沙》、《梦土》、长诗《无色的虹》等。其中《无色的虹》曾荣获新加坡书籍奖（1978年）及东南亚文学奖（1988年）。
    蔡文玄是新加坡近代华文文学的重要作家，是第三位获得泰国政府颁发的“东南亚文学奖”的作家，1970年，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及作家协会第二届主席。1976年出任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会务顾问，1982年担任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及新加坡文艺协会顾问。
    蔡文玄的诗，虽然多为抒写个人的情怀，以及描写外在的景物，但处处都渗透着浓烈的民族精神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犹如一棵千年老树，尽管枝桠摇曳，但树根绝不动摇。
    在汕办报呼吁谋国志士奋起
    其实，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蔡文玄就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青年。1929年，蔡文玄曾与其好友一同在汕头创办《南潮日报》，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929年初，蔡文玄与友人许楚岫、庄启汉、孙来卿、林少韬、蔡开和等人有感于“中国自有报纸七十年矣，执笔者聊存寄生之心，经营者巧为猎官之计，丑态百出，怪象环呈”，“无冕之皇，侪诸皂隸，毛瑟之枪，势成弩末，舆论之威权，不获托新闻机关以为充分之表现，卒至社会失制裁之方，民众无锄奸之力”。因此，那些窃国者常常利用这些“聊存寄生”之新闻媒体，为自己作宣传，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十七年之往事所以使吾人民感慨涕零至今犹深抱无涯之惨痛者，其症结不在于凶暴势力之摧残，而在于新闻机关无健全之组织，新闻事业有麻木不仁之病征”。为此，他们在汕头外马路新闻社借址设立《南潮日报》筹备处，于1929年5月11日在《汕头日报》刊登《创办南潮日报启事》，目的就是要在这“血雨腥风波谲云诡隐尤未艾”之时，呼吁那些“谋国志士奋然兴起”。
    为了得到更多社会舆论的支持，蔡文玄及友人在此之前还四处奔波或写信联系，得到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故宫博物院参事于右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侨务部部长萧佛成，复旦大学教授、著名报人戈公振，国民党中央执委、民国政府卫生建设委员会主席、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禇民谊，国民党上海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冯少山等十八位名人的支持赞成。十八人名单在5月11日《汕头日报》刊登《创办南潮日报启事》时一并刊出。
    创刊号获多位名人题词
    然而，好事多磨，经过五个多月的艰难筹备，《南潮日报》才于1929年10月下旬准备就绪，报社地址设于公园前路，并拟于10月25日正式出版。但24日夜印刷机器突然损坏，第一期的报纸未能印出，只能先印一张创刊号于25日出版。
    创刊号上，禇民谊为报纸题写报头。于右任、戈公振、、陈畏垒、潘竞民等人亦分别题词。陈畏垒的题词是“愿全中国的新闻记者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出于自身职业的利益”；作为报人和学者，戈公振深感新闻自由之可贵，其题词是“言论自由是现代文明之根源，欲中国进于文明，愿诸君子一致为言论自由而奋斗”；潘竞民形容该报的出版是“华南之光”，而于右任则更是直呼“南潮日报万岁”。
    1929年10月27日，《南潮日报》第一期正式出版，蔡文玄亲自为首日出版的报纸撰写社论《我人之愿望》。文章首先回顾筹备报纸五个多月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事态万殊，波澜起伏”，“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接着，文章笔锋一转：“今且于本报诞生之良辰，适闻腥风血雨之恶耗，戎马关山，极目怆怀，有使吾人不能已于言者，谨以后死者之责任，致其极恳挚之愿望如左”。第一个愿望，就是要爱护国家来之不易的统一，谁若再割据兴兵，将“举全国之人民，当存敌忾同仇之雄心，以为除恶务尽之快举”；第二个愿望，就是祈望“立法制度之完备与全国官吏、人民尊重法治精神之养成”；最后一个愿望是“教育建设与物质建设之二大问题”，应成为今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图治求存之焦点”。
    但是，良好的愿望，并不等于就有良好的结局，只经营了半年的《南潮日报》，便因事被当时的国民党广东省宣传部查封了。

28.

郑铁如，金融生涯缘起汕头
吴游

    郑铁如（1887-1973）
    郑铁如，字寿仁，广东潮阳人。早年入读上海梅溪学堂，后肄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辛亥革命后留学美国，1915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商科，此后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研究院继续深造，先后攻读货币、银行、会计和国际汇兑专业。1917年回国，曾任著名实业家张謇的秘书、北京大学讲师及教授等。1921年后，历任中国银行汕头支行行长、汉口分行副行长，1927年后转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
    一生求进步 为国勤奔波
    郑铁如素有爱国情怀，一生追求进步思想。早在辛亥革命期间，他就曾辍学投身革命，参加沈定一组织的学生革命军。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在香港筹集大量资金物资声援十九路军抗日。“七七”事变后，他又在香港大力推销爱国公债支持全民抗日。他曾为国内水灾赈济，为发展抗日大后方交通运输动员香港华资银行踊跃输将。当宋庆龄在香港组织“一碗饭”运动、为八路军募捐棉衣时，郑铁如腾出家中一个房间专门用来存放制衣的布匹、棉花和成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通过将全部资金调存英美银行的办法，最大限度保存了香港中行财产。日寇占领香港时，以他的抗日爱国行为作为“罪证”拘捕他，日军诱以伪职，他坚拒不就，表现了忠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上世纪40年代后期，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中国大陆江山即将易手，那时精通外汇业务的郑铁如已为中行香港分行积累下大笔财富，中行在香港金融系统各行局中实力最为雄厚。在动荡的局势下，为保住这一笔可观的外汇，郑铁如将一部分资金购买地皮筹建中国银行大厦，其余部分贷放给香港的工厂。当国民党当局策动他把资金转移到台湾时，郑铁如拒绝；而在周恩来关怀（派章汉夫赴港晤谈）及潮籍同乡友人庄世平的鼓励下，他于1950年1月11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新中国后的一个星期）通电全国，接受北京的管理，香港十几家中资银行纷纷效法。印度、新加坡以及英国等海外机构也陆续响应。郑铁如此举为国内经济建设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于北大辞职 回汕办金融
    潮汕是郑铁如的家乡，他半个世纪的金融界生涯亦是从汕头起步的。据胡适1921年的两段日记记载——8月17日：“郑铁如昨日从汕头来，本拟今早北上带家眷南下，……我留他在上海帮忙，他答应了”。8月30日（仍在上海）一段：“夜到郑铁如处吃饭，同席的有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君（嘉璈）”。看得出，此日记之前，郑铁如已辞去北大教授职，或已就任中国银行汕头支行行长之职；而胡适当时则是在上海考察商务印书馆，临时拉路过上海的郑铁如暂留下帮忙。9月9日他又记在北京遇见郑铁如。如此，郑铁如当于不久后“带家眷南下（汕头）”赴任。
    郑铁如当年来汕履新，下车伊始就干了件“行外”的事——发起组织“汕头体育会”，并亲自担任会长。该会旨在“发展体育，强健民众体魄”，先由原汕头“南雄足球队”和“群学会”等社团足球组织合并而成，逐渐增设篮球、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体育项目，建立了多项球类队伍。后来汕头体育会足球队曾先后出征厦门，获得全胜。由是观之，郑铁如也是个热心体育事业的人。
    倡“废两改元” 推币制变革
    郑铁如放弃北大教授职务进入中国银行，缘于痛心中国的外汇业务掌握在外国银行手中，决意“跳槽”发展中资银行外汇业务。而在中行汕头支行行长任内，他还发起并积极推动了一场变革汕头地方货币的行动，即1925年汕头的所谓“废两改元”事件。此前汕头市民日用收支通用一种由本地大银庄垄断发行的纸币——七兑票，早在1923年，郑铁如就从专业的角度出发，首先公开痛陈汕头废弃七兑票之必要，引起部分地方银业界人士不满及抵制。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占领汕头，国民革命政府主张统一财政货币，申明以“杜垄断而利民生”为施政方略。郑铁如借此东风，再度呼吁变革汕头的币制。是年5月16至24日，他在《申报》以连载方式发表了长达八千余言的《论汕市急宜废弃七兑纸采用大洋本位》一文，该文系统阐述了汕头变革币制的重要与必要性，并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当时的国民革命政府也认为七兑票是“旧经济界之恶劣产物”、“奸狡资本家于中作祟”。在郑铁如的努力推动下，是年冬，长期处于汕头本位货币地位的“七兑票”被潮梅财政局下令废黜，汕头的地方货币控制权由主宰、发放七兑票的地方金融业者及其行会易手于官方及商会。这是汕头由传统商埠向现代都市嬗变过程中必须跨越的一步；此后潮汕进入了保证货币时期，以大洋为结账本位。当年中国银行汕头支行作为推动汕头币制变革的一支劲旅，功不可没。
    安葬八宝山 港澳第一人
    1927年，郑铁如调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在香港的岁月里，郑铁如依然保持着对故乡及父老乡亲的感情，他与不少旅港潮籍爱国人士乡谊友情笃挚。1941年，笔者祖父吴子寿先生（潮汕民主革命前辈）在港逝世，为他举行的公祭大会就是郑铁如先生主持的。1960年，郑铁如与潮籍名商汤秉达及名流何贤联手邀请广东潮剧团到香港演出，受到热烈欢迎，由此还带出一个潮剧在香港及东南亚的兴旺时期。
    郑铁如自汕头进入中国银行，从此五十年如一日，为中国银行的发展壮大、为国家的银行外汇业务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才智，德高望重，享誉中外。1973年5月18日，郑铁如先生在香港逝世，终年86岁；周恩来总理发去唁电表示深切悼念，电文并追述及赞扬了他为新中国作出的贡献。中央特派专机护送其骨灰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为港澳人士中第一人。 

29.

吴履逊，为护民勇斗喻英奇
周晓云

　　▲吴履逊
　　▲吴履逊1938年撰写的《一·二八的回忆和教训》封面。
　　▲吴履逊对郭沫若称呼自己“同志”的回应。

    吴履逊（1903-1974）
    吴履逊，又名铁生，少时考上上海沪江大学。大学毕业后东渡日本，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2年毕业后回国，时值“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正在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的生死关头，吴履逊来到上海，由潮籍抗日名将翁照垣介绍，参加了以蔡廷锴为军长的十九路军，被任命为翁照垣将军的156旅炮兵营长。1937年任潮汕驻军独立第九旅副旅长兼潮汕警备司令部副司令。1947年辞官回汕头,1948年移居香港。
    吴履逊既是抗日名将，又是一代儒将！他的诗词、书法、政论都有较高造诣。抗战期间，曾与叶剑英、郭沫若等人到广雅中学等学校演讲，深得师生欢迎，有《一·二八的回忆和教训》等多部著述和诗作出版，在其家乡，留下多处题匾。
    在汕头，对于许多熟悉当年历史的老人家来说，吴履逊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铁骨铮铮的抗日英雄，而在中国现代史上，他更是众所周知的抗日名将。
    在上海打响抗日第一枪
    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时任十九军七十八师159旅6团3营中校营长的吴履逊，为了保卫祖国神圣国土，保卫民族尊严，带领全营战士英勇抗敌，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共击退日军数十次的进攻，使敌军伤亡惨重。吴也因此一枪成名，成为了永记史册的英雄。这段英勇的历史，吴履逊还曾于1938年撰写成册——《一·二八的回忆和教训》。
    为完成军人的神圣职责，吴履逊毅然和日本妻子季子离了婚，将妻子送回日本。郭沫若的《在轰炸中来去》，记下了季子夫人和吴履逊分手时的话：“你是军人，国难当头的时候，正是你应该效命疆场的时候，请不要顾虑我。我虽然是生在日本的女子，但日本军部的侵略兽行，我是彻底反对的。你的儿女我要尽心抚育，要使他们继承你的志气，使他们永远是中国的儿女。”吴履逊则赋五律一首以明彻底抗战之初衷：“我乃本初衷，歼倭气胜虹。男儿忠国志，当效老陈翁。死守吴淞口，弹倾蕃寇戎。睡狮惊梦起，拒敌力无穷。”
    1938年，吴在大鹏湾之役中大歼日军，荣升少将副旅长兼潮汕警备司令部副司令。
    在汕率部坚持抵抗日寇
    1939年6月21日，日军开始攻占汕头。时任独九旅副旅长的吴履逊和旅长华振中，带着当时驻守汕头的少数兵力，誓死守卫汕头。在敌人主攻的金砂乡一带、石炮台至外马路海岸节节抵抗。最终仍是寡不敌众，不得不撤离市区。
    此前，吴履逊着力配合华振中做好市民疏散工作。据潮汕青救会老同志刘庆英介绍，当时为了保护尚未疏散出市区的市民，在日军进城之时，独九旅和保安团于各个要口奋力抵抗，却不敢擅用大炮，以致将士死伤惨重。撤出汕头市区后，他们在鮀浦一带坚持抵抗，使日寇不得进一步入侵揭阳等地。
    反喻英奇“抽头”险遭杀身
    1948年，吴履逊与喻英奇闹矛盾并被扣押一事引起了汕头仕绅界不小的震荡！当时，喻英奇为扩充部队准备军需、军饷、军粮，决定在汕头公开开赌、抽头，同时在粤东各江港口对出入船只装载的货物按件抽取护航税。此事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吴履逊对此也十分不满。
    据吴履逊之子吴百明先生回忆，当时有货船的船主来找吴，请他帮忙减免护航税。吴很爱护百姓，谁有困难他都会尽量帮忙。吴让勤务兵拿着自己的名片去找海关关长，关长一看吴的名片，就给船只放行。但喻因此少了一大笔收入，与吴之间也就产生了利益冲突。
    不久后，得知吴在永平酒楼用餐，喻就以“包庇汉奸，私通澄海匪徒”的罪名，派卫兵去酒楼抓捕吴履逊。吴被抓的消息一经传出，他的许多好友争相为他奔走。包括有曾与吴同在独9旅任旅长的华振中。而吴的一位结拜兄弟李刚也是国军将领，在得知消息后，立刻电告喻英奇，命令他不可伤害吴，定要保证吴的人身安全，并即刻乘坐军机来汕。众人合伙把吴从监狱中保出来后，害怕喻还会报复，第二天就陪着吴一同搭军机前往广州。
    潮汕将领中与郭沫若交情最密
    在国军将领中，吴履逊是受蒋介石排挤而又比较亲共的将领之一。或许也是因此，吴履逊虽是抗日名将，仕途却不顺遂，其巅峰也只是少将副旅长、中将参谋。1928年至1930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与日本共产党的一些同志有过接触，并结识因受蒋通缉而旅居日本的郭沫若，从此两人成为挚友。
    1935年，傅抱石在日本留学时，曾以日本绢作国画《苍山渊深》赠郭沫若。后郭沫若转赠吴履逊，并题以一绝云：“银河倒泻自天来，入木秋声叶未摧。独对苍山看不厌，渊声默默走惊雷。题赠履逊同志清玩，蜀南郭沫若”。郭沫若亲切地称吴履逊为“同志”，是对吴履逊的充分肯定。

30.

何应钦，东征北伐时期转战汕头
周晓云

    人物
    何应钦（1890-1987）
    何应钦，字敬之，贵州兴义人。国民党政治家、军事家、一级上将，黄埔军校总教官。从辛亥革命起历经东征、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撤往台湾，历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和“行政院长”。
    作为国民党的重要军事将领，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人物，何应钦漫长的一生拥有许多辉煌历史。他开始崭露头角，引起蒋介石的注意，是从筹备建立黄埔军校开始。后来，随着在两次东征以及北伐中的杰出表现，何应钦成功获得蒋介石的青睐。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何应钦在东征、北伐时期，活动的主要地点就在汕头。
    东征结束后任潮梅绥靖委员
    1925年，第一次东征结束后，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趁孙中山逝世和东征军远驻东江，广州空虚之机，威逼广州，图谋叛乱。5月13日，蒋介石和廖仲恺、许崇智等高级将领以及苏联顾问加仑，在汕头粤军总司令部开会，决定“放弃潮、梅，以全力铲除革命障碍之杨、刘，以巩固革命根据地”。第一次东征中的两个教导团改编为党军第一旅，何应钦任第一旅旅长，全旅归蒋介石节制调遣。
    平定杨、刘叛乱后，8月26日，军事委员会宣布所属各军一律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党军和粤军一部分改编成第一军，由蒋介石任军长，何应钦为第一师师长。9月底，开始第二次东征，首要目标是惠州。攻克惠州后，蒋介石率东征军继续东进，一路势如破竹，到11月初就收复了潮州、汕头。11月5日，何应钦率第一师进入潮安城；蒋介石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何应钦为潮汕善后督办。12月10日，蒋又呈请任命何为第一军军长兼陆军军官学校潮州分校校长。12月26日，何被任命为潮梅绥靖委员，坐镇东江。
    率部驻防警戒敌军侵袭后方
    1926年1月到3月之间，蒋介石暗中积极准备发动“中山舰事件”。但他感到成败难测，难于下最后决心，遂密电当时在汕头的何应钦，要他出主意。何接到密电后，立即复电，表示他和第一军坚决支持蒋，必要时请蒋到汕头指挥。有了何应钦这种表示，蒋介石定下心来。不久就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后，蒋在党内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遂积极赞成北伐主张，借以扩大他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北伐战争正式开始。根据作战计划，何应钦奉命率第一军之第三、第十四两师及张贞的独立团驻防潮梅，以警戒福建孙传芳部周荫人侵袭后方。
    何驻防潮梅的兵力约7000人，而周荫人所辖部队总兵力有5万以上，双方兵力悬殊。但不久，何已了解到，对方兵力虽多，但内部矛盾重重，这是瓦解周荫人部的好时机。经过积极联络，8月27日，何在汕头接见周部第三师两个旅的代表陈泽梓，对其礼待有加。在洽谈中，陈表示了准备投向国军的意向，还将周部的攻粤计划交给了何。这让何喜出望外。
    在汕制定作战计划克复福建
    9月，周荫人率军开始进攻广东，何应钦获悉情报后，向他在东征时的老搭档、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发电，催促他迅速赶到汕头，共商对闽作战策略。切列潘诺夫接到电报后，立即由海路来到汕头。此时何应钦已在房间内等候多时。房间里的办公桌上摊着一些地图，最上边的一张是标有闽粤边界的敌我态势图。显然，他对敌情已心中有数，但还是急于想听取切列潘诺夫对前线事态的判断。
    经过反复研究，切列潘诺夫向何提出了一个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积极进攻的作战计划。何应钦完全赞同。他一方面电请总司令部批准他们的攻闽计划。一方面积极进行各种战斗前准备，布置潮汕后方警戒，在汕头海域马苏口一带设水雷，以防敌舰潜入。部署完毕后，何应钦还由汕头至高陂视察准备情况，并等候总司令部的命令。
    这期间，他们接连给蒋介石发去4封电报。好不容易盼来回音，没想到却是相反的意思：不批准主动发起进攻。何应钦的作战计划只好作罢。直至10月，周荫人发起攻击，何才率部作战。10月8日，在接到蒋从速进攻的命令后，何应钦知晓蒋态度已由防御转变为进攻，遂以第一军军部名义发出命令，向敌军发动攻击。至12月底，福建全境即被全部克复。12月23日，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福建省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
    晚年仍以棉湖之役为荣
    何应钦在汕头活动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却给他留下了深刻记忆。他在东征、北伐期间参与指挥的几场成功克敌的光荣战役，直至其晚年仍念念不忘。
    1950年是第一次东征中的棉湖之役25周年。当时已随蒋介石撤退至台湾的何应钦，在3月13日的棉湖之役纪念日招待酒会上，发表《棉湖之战感言》，大谈当年军队的勇敢精神，“士气旺盛，有高度的攻击精神，人人抱定必死的决心……”
    事实上，棉湖之役之所以令何如此难忘，不仅因为它是第一次东征中最著名的战役，还因为它让何收获了赞扬、褒奖以及蒋介石的感激。
    1925年2月，陈炯明右路林虎部与蒋介石所率部队在揭阳、普宁一带发生激战，棉湖之役由此拉开序幕。这一役中，何应钦率领的教导团第一团先是占领了棉湖，击退敌军，后又三次遭遇敌援军反攻，在战事一度告急的情况下，仍死守阵地，最后，等来了援军教导第二团，两面夹攻敌军，取得棉湖之役的胜利。
    在随后的庆功大会上，何应钦和他的教导第一团受到廖仲恺、加仑、蒋介石的高度赞扬和褒奖。苏联顾问加仑将军当场解下佩剑，赠送给何应钦，而蒋介石甚至以3月13日这一天作为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

31.

张问强，在汕发起组织“青救会”
林琳

    【人物】张问强（1906－1992）
    张问强，福建永定县人。1926年毕业于厦门集美中学。1933年到汕头《星华日报》任编辑，后任主笔。1939年6月日军攻陷汕头市后，转往香港，在中国新闻学院任讲师。1941年冬日军攻陷香港，回梅县任《汕报》总编辑。1945年7月被捕，在国民党所设监狱坐牢3个月。
    1947年6月在汕头《汕报》任总主笔时，获知国民党又要拘捕他，即离开汕头赴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2月在广州南方大学任校刊和学报总编辑；1952年调香港，先后在香港《周末报》、《循环日报》、《正午报》担任总主笔、总编辑。1974年7月起任香港《文汇报》顾问。
    1992年10月，时任香港《文汇报》顾问的张问强病逝，香港各界为他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张浚生参加了告别仪式并为其亲护灵柩。
    潮汕文化界老一辈的文化人没有不认识张问强的。与其有着近60年友谊的潮汕青救会老同志刘庆英说，张问强从事新闻工作近60年，对抗日救国、文化教育、民主进步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当年张问强在汕头任《星华日报》主笔的时候，他的言行和文字影响了一大批优秀青年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在汕头发起组织“青救会”
    1931年8月，刚从印尼回国的张问强经其兄介绍，来到了汕头《星华日报》当编辑，并主编副刊“流星”。当时就在汕头市区“民族路”胡文虎楼里办公。他经常联系并发表潮汕进步人士的作品，自己也以犀利的文风针砭时弊而著名。1937年，被誉为“华南最优秀报纸”的《星华日报》在潮汕地区发行量位列前二名。面对日寇入侵我华北地区，已是该报主笔的张问强与汕头驻军负责民运工作的陈其光出面发起组织“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简称“青救会”），大张旗鼓推动潮汕抗日救国运动，壮大抗日救国队伍。
    1937年8月13日，“青救会”正式在民国汕头市政府大厅里宣布成立。由于张问强所在《星华日报》的强大影响力，以及他个人在青年中的威望，大家公推他任理事，负责外交和宣传工作，后又兼任梅兴潮等10多县组成的岭东青抗会（岭青通讯处）理事。他除了负责协调国民党市党部、市政府、驻军的关系外，还把《星华日报》变成“青救会”的喉舌。
    成为潮汕青年的精神导师
    作为青救会“外交部长”和“宣传部长”，张问强一方面善于与国民党当局打交道，一方面利用其主笔身份，撰写许多生动的社论，并发表许多进步青年的文章，呼吁国共团结一致抗日救国。
    青救会初成立时，借用友联中学操场作为活动场所。许多青年经常聚集到这里，听张问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通报全国抗日战况。“由于他的年纪比大家大、阅历比大家多，分析问题透彻又击中要害，我们都非常喜欢听他‘开讲座’，他俨然成了大家的精神导师。”刘庆英（图右一）介绍，汕头沦陷之后，张问强转往香港，后又潜回到揭西五更富，在撤到那里办学的汕头聿怀中学当语文教员。
    任《汕报》总编宣传抗日救国
    在聿怀中学期间，张问强不时与老朋友刘庆英通信，述说自己热爱新闻工作之心志，请刘代为推荐到报刊部门工作。当时《汕报》已从汕头迁到梅县，社长李玉畊与刘庆英是故交，听知大名鼎鼎的张问强愿意再执新闻之笔，甚为高兴，即让刘写信转达他的邀请。1942年暑假，张问强来到梅县担任《汕报》总编辑，他以抗日救国为编辑基本宗旨，宣传抗日，坚持民主进步，使该报呈现勃勃生气，成为与当地发行量最大的《中山日报》并驾齐驱的一份主流报纸。
    妻子谢常是潮汕揭阳才女
    张问强到《汕报》任职后，为让副刊更活泼更贴近读者贴近现实，请时任《中山日报》编辑的刘庆英兼职编辑副刊稿件。1943年，刚从学校毕业的揭阳女子谢常（谢芳郁）也来到《汕报》副刊当助理编辑，她对张问强由崇拜到产生恋慕，俩人在长久的共事中，因共同的价值观越走越近，最后结为伉俪，成为当时新闻界一桩美事。
    他们的感情如陈酒般越酿越醇，不离不弃相伴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张问强离世后，同是香港《文汇报》顾问的谢常仍居住在香港。

32.

吴华胥，民革汕头首届主任委员
陈庆文

    吴华胥（1899－1991）
    吴华胥，著名报人、教育家、中共党员，民革汕头市委会创建人之一。市委会第一届主任委员。曾任汕头市民政局局长、副市长。历任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常委、市政协委员、常委，市政协五、六届副主席，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民革省委常委、顾问、民革市委会名誉主委。
    汕头市政协原副主席、民革主委吴华胥，是一位毕生革命，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祖国的人。说起吴华胥的革命经历，那可是亦文亦武，故事多多。
    文化战线上的先锋战士
    1899年12月，吴华胥出生在广东省惠来县南美村一个贫民家庭。少年时就读于县立中学、广州市潮州八邑旅省中学。青年时代起，吴华胥就立志报效祖国，他运用手中的笔，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1923年8月，他与方汝楫创立惠来青年社，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中学毕业后，在省立韩山师范学校任职。1925年任汕头市第三小学校长，同年6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1月任共青团汕头地委宣传部长，不久转为中共党员，并被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任为改组国民党惠来县党部特派员。
    “四·一二”事变后吴华胥到香港，由中共广东临时省委指定为共青团广东临时省委筹备秘书，6月，在港党团机关遭破坏后，吴华胥回潮汕，同其他同志在惠来组织坑仔农民武装团队，率部参加攻打隆江和神泉等地的战斗，以策应“八一”南昌起义军入潮汕。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他转移至香港、泰国，并与伍治之等参加暹罗反帝大同盟。1930年被捕入狱，次年被驱逐出境，到香港从事文化教育工作。1936年与中共党组织接上关系，参与李章达等人组织的港九救国会、港九中华艺术协进会，编辑党刊《战鼓》，宣传民主进步，并做交通工作。
    1938年，他回潮汕参加抗日，先后在翁照垣部队任《自卫》刊物主编、少校干事。1939年3月起任粤北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少校干事、第十一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少校干事，从事政工教导工作。曾主讲过罗瑞卿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军队政治工作》一课。1939年10月，到湖南邵阳二十六集团军，参加黄琪翔部队的抗日工作。1940年9月，回到韶关，与新华社谭天度等同志接上关系，创办《时报》、《新报》等抗日刊物，编辑和撰写了不少鼓动抗战保家卫国的文章。
    1945年，吴华胥与黄焕秋、卓炯等同志在广州联合创办综合出版社，任社长并编著《世界和平的重建》一书。1946年，在国共和谈及全国要求民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背景下，吴华胥凭着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对国民党玩弄的伎俩，保持高度的警惕。他在《现代生活》创刊时，亲自写了一篇题为《迎接民主的新中国》的发刊词，表达了办刊的宗旨，要与全国人民同呼吸，要为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1947年，吴华胥再度到香港九龙办学，并把学校作为中共组织的交通站。1949年3月，在香港参加中共华南分局主办的政权建设研究小组，同年6月被派往潮汕解放区，在潮汕地委机关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潮汕专署秘书室副主任、汕头人民政府秘书室副主任；1955年任市民政局局长，同年任市政协副主席；1956年11月任汕头市副市长。1958年反右时，受极左路线影响，被错误处理，撤职降级，任市政协副秘书长。1981年起，任市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会副主席。
    吴华胥的革命生涯表明，他不愧为文化战线上的一名先锋战士。他以“笔杆子”为武器，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实现了人生的一次次跨越。
    统一战线的旗帜性人物
    吴华胥不仅是文化战线上的先锋战士，还是统一战线的旗帜性人物。1953年，受省委统战部委托，吴华胥与民革广东省委筹备组派来的徐鹿琴、建国前在香港就参加民革的留日人士谢丰等同志一起筹备民革汕头地方组织。吴华胥认为，只要对革命事业有利，都应去做。所以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民主党派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之中。1953年9月16日，民革汕头市筹备组成立。1956年12月，在中共汕头市委统战部的支持关怀下，经过积极的筹备，民革汕头市筹备组在市区鮀岛旅社举行成立大会。吴华胥当选为民革市委第一届主任委员。从此，他成为汕头市统一战线的旗帜性人物。
    在汕头民革筹备和成立初期， 吴华胥认真贯彻民革组织路线，以原国民党和与国民党有历史联系的中上层人士为主要对象，吸收了原国民党台湾海军第三基地司令黄绪虞、原国民党六十二军后方办事处主任黄鼎生等和一批在国家机关、银行、税务、教育方面工作的人士参加组织。吴华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带领成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精神，推动成员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后的反右和“文革”运动，虽然使吴华胥遭受冲击，但他对爱国统一战线的信念坚定不移。1979年1月，民革恢复组织活动时，他积极参与民革组织工作，任民革机关临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负责对台、文史工作。1986年，因年事已高，吴华胥辞去市政协副主席的职务，身体力行地贯彻党的干部制度改革。1988年，吴华胥又主动从民革领导岗位（市委会委员）退下来，被推举为市委会名誉主委。
    吴华胥一生中写下大量的杂文、评论、文艺作品，晚年撰述不少革命回忆录。比较有影响的有：《在大革命的狂飙中》、《记大革命时期潮汕一部分革命活动史实》、《回忆杨石魂同志》。
    吴华胥对儿女一向“身教重于言教”。他常说：“我把儿女都交给党了。”他把儿女培养成人，党将他的儿女培养成国家的栋梁。其中有的担任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有的是著名学府的校长，有的是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其家风之正，家教之严，所培养的子女大多奋发有为，在潮汕地区是不多见的。

33.

庄世平：“我是潮汕人民的儿子”
本报记者 方晓旻

    在汕头华侨公园里，伫立着一座由潮汕三市政协香港委员联谊会捐建的庄世平塑像。落成两年多来，每每有人经过，无不止步注目，怀念这位倾尽一生之力建设特区、投身公益的杰出侨领、革命家、爱国者、金融家、慈善家，潮汕人民的优秀儿子——庄世平。他的一生与侨乡汕头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香港挂起首面五星红旗
    1911年1月20日，庄世平出生于广东普宁县果陇村一个世代书香的侨商之家。小时候，他在汕头真光小学读初小，14岁考入礐石中学读初中，自幼就和汕头结下不解之缘。1927年暑假，庄世平在汕头目睹了著名的潮汕“七日红”，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受到了最初的革命熏陶。同年，他和林影平在汕头结婚。
    1933年，庄世平毕业于孙中山创办的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年底辗转泰国谋生创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庄世平满怀爱国热情，组织“泰国华侨各界抗日联合会”，广泛发动募捐，支持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创办了国际性的“安达公司”，为中国解放战争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支持，保护了大批的进步人士。
    新中国成立前后，庄世平全情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事业上。1949年12月，他借款创办了香港南洋商业银行，翌年又成立澳门南通银行，成为港澳地区最先与新中国建立金融业务往来的银行，并在香港挂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世平退休时，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资产超百亿，他义无反顾地将银行资产尽数上交国家，每月只领取微薄退休金。直到2007年去世，他居住的房子还是向他创办的银行租用的。
    周恩来生前曾经称赞：“潮汕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两个经济人才，一个是理论的许涤新，一个是实践的庄世平。”这是周总理对庄世平杰出贡献的高度评价。
    汕头特区的首席顾问
    庄世平生前经常说：“我是潮汕人民的儿子”。为加快家乡的建设发展步伐，他几十年如一日，情系桑梓，造福乡邦。创办特区初期，长期以来，庄世平高瞻远瞩，以独到的眼光，提出加快潮汕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并调动各方的力量，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潮汕地区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1982年11月14日，汕头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成立，庄世平应邀出任汕头经济特区顾问委员会主任，他与时任省委书记吴南生、汕头特区管委会主任刘峰等人一起制定了“开发一片、投产一片、受益一片”的战略方针，根据汕头实际，独辟发展蹊径，为发挥侨乡优势，加快特区建设，翌年2月20日，庄世平亲率香港潮属工商界观光团一行73人抵汕访问考察，发动海外潮商回汕头投资。尔后二十多年中，经庄世平穿针引线，一批又一批的海外华侨、港澳同胞来汕投资设厂、捐赠公益，泰国盘古银行、泰华国际银行、香港廖创兴银行先后在汕头设立分行。汕头潮汕体育馆、潮阳大峰医院、普宁华侨中学等侨捐学校、侨捐医院成为了汕头上世纪末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为培养潮汕优秀人才，他支持成立“潮汕星河奖基金会”，为弘扬潮汕传统文化，他支持成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跨进21世纪，已步入耄耋之年的庄世平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2002年国际儿童节，92岁高龄的庄世平还专程回汕出席“中国少年儿童水墨画邀请展（汕头首展）”的开幕式，并将多年积蓄连同零花钱加在一起共14多万元如数捐给广东潮剧院，支持潮剧事业的改革发展，是次，他还促成同行的林百欣再捐巨资助建汕头图书馆。
    汕头大学的特别高参
    庄世平一生重视兴学育才。最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笔是由李嘉诚捐巨资、庄世平精心运筹创办的汕头大学。
    1980年5月24日，汕头大学筹委会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正式成立，省委书记吴南生任筹委会主任，庄世平先生任筹委会副主任。同年秋，在庄世平与李嘉诚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座谈中，李嘉诚当即拍板为汕头大学第一期工程捐赠3000万港币。1987年2月10日，汕头大学成立第一届校董会，庄世平任副主席。随后，各种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包括《关于汕头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试行条例》、《汕头大学校务委员会章程》、《汕头大学系主任负责制试行条例》，设立汕头大学学术基金会，实行师生员工生活律规和职称、职务律规办法;成立汕头大学教师招聘委员会，面向社会公开登报招聘教员；设立奖学金，吸取国内优秀人才赴香港大学进修硕士或博士学位课程，学成后返回汕大任教；设立汕头大学教职员工敬业金，奖励在教书育人中作出贡献的教师等。对于每一个改革方案、章程，庄世平总是反复推敲，逐字斟酌，以期把汕头大学办成国际一流的综合性大学。
    正如庄世平塑像碑文所注：“先生近一世纪人生历程中，每一念皆与国家振兴民族利益相连，每一步皆情系广大人民。他爱国坚定，爱港真诚，爱乡情殷。他大爱无私，生活俭朴，待人至诚，处处呈显崇高之爱国风范与人格魅力，无愧为中华民族之优秀儿子，潮汕人民之永世楷模……”
    庄世平（1911-2007）
    1949年创办香港南洋商业银行；
    1959年起，历任二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4年起，历任第三至七届全国侨联副主席；
    1989年荣获汕头市人民政府授予“汕头市荣誉市民”称号；
    1997年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授予“大紫荆勋章”；
    2007年6月2日，庄世平先生因心律衰竭在香港去世，享年97岁。
    ▲1985年庄世平在香港召开汕头经济特区顾问团会议。

34.

杨石魂，首任中共汕头支部书记
陈琦

    杨石魂（1902——1929）
    杨石魂是中共潮汕地方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汕头第一个中共支部的支部书记，“五四”时期岭东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大革命时期潮汕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担任过汕头总工会筹委会主席，中共潮梅特委委员，中共汕头地委委员、代理书记、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汕头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东江特委委员、前方特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巡视员、中共广东省南路、北江特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宣传部主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1929年4月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年仅27岁。
    杨石魂怀着救国救民的热情，不断寻求革命的真理和民族解放的道路，他始终如一地实现自己“舍身社会，牺牲一切”的誓言，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岭东爱国学生运动领袖
    杨石魂于1902年9月11日出生在广东普宁县南溪镇钟堂村。1917年，在揭阳榕江中学读书时，杨石魂就开始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关心国家大事。当1919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消息传到潮汕时，他便立即响应，成立了榕江中学学生会及揭阳县学生会，组织学生声援北京学生，进行爱国宣传。5月14日，岭东学生联合会成立，统一领导岭东学生爱国运动。杨石魂被选为主席，成为岭东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他带领学生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中。当时，汕头市国民党警察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警察局长李少如是个亲日派，他勾结日本领事，包庇奸商走私贩运日货，群众早就恨之入骨。杨石魂带领学生队伍来到警察局，声讨李少如，砸烂警察局办公室桌椅和门窗，当众焚烧查抄出来的走私日货。在潮汕学运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1920年，杨石魂考入广州铁路专门学校，后在广州铁路工程学院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共领导的新学生社，1923年11月，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认识了阮啸仙、彭湃等共产党人，他的思想更加成熟，成为广州学运骨干。1924年10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粤区代表会议在广州召开，杨石魂等7人被选为青年团粤区（后改称团广州地委）执委，后任宣传部长、训育主任，从此，他担负起领导广东青年运动的重任。
    首任中共汕头支部书记
    1925年3月，杨石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回潮汕筹建党团组织。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他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一起建立中共潮汕党组织。3月中共汕头特别支部成立，这是中共在潮汕第一个党支部，杨石魂任中共支部（特支）书记。由于当时潮汕尚未创建党的组织，因此中共汕头支部成为领导潮汕各县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此后，杨石魂“为党服务，不遗余力”，他曾先后两次遭悬红通缉。
    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在汕头开展有声有色的声援活动。1926年7月，他组织了罢工工人北伐运输队，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后，为反抗国民党，杨石魂挑起领导武装斗争的重担。他组织东江工农自卫军赴普宁参加“四·二三”武装暴动，并于5月17日汇合海丰农民武装成立惠潮梅农工救党军，任中共代表及前方特委书记，率队北上湖南，后按彭湃指示返回汕头，率工农军接应“八一”起义军来潮汕。在“潮汕七日红”期间，他协助周恩来、彭湃等建立革命政权，为起义军筹饷，维护社会治安。10月1日，杨石魂随起义军撤退，并护送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人安全到达香港，寻找到在香港的中共广东省委，为保护中央领导人做出重大贡献。1928年起，根据党的指示，杨石魂先后任中共广东省南路、北江特委书记，在南路（湛江地区）、北江（韶关地区）领导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
    坚贞不屈的工运领导人
    1925年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周恩来任东江各属行政公署委员，主持惠、潮、梅25个县政务。12月，中共潮梅特委（后为地委）成立，杨石魂任委员兼工运书记。这时，年仅23岁的杨石魂挑起领导潮汕工人运动的重担。为了深入群众，充分发动汕头的工人，针对汕头市的工人以交通运输业的人数最多的情况，杨石魂决定从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工人着手，组织他们起来作斗争。杨石魂专门租赁了一辆车子去学当人力车工人，日间拉车，晚上跟工人谈话。他虚心请教，很快学会了拉车本领，也同拉车的工人结成了朋友。这样，人力车工会很快就组织起来了。接着，杨石魂又帮助建筑业的工人组织起建筑业工会，并在彭湃的协助下，以汕头码头青年工人为主，建立了劳动童子军。
    为了统一对汕头工人运动的领导，1926年1月11日，汕头工会联合会正式改组为汕头总工会，杨石魂被选为临时执行委员。5月1日，汕头市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了以各行业为基础的总工会，杨石魂被选为执行委员（后被选为执行委员长）。总工会成立后，杨石魂领导工人积极进行政治斗争，汕头总工会成为岭东工人运动的指挥部。工人运动越是高涨，国民党越把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杨石魂视为眼中钉。1926年12月11日，揭阳县国民党得知杨石魂赴揭阳指导工作消息后，立即指使流氓打手把他秘密绑架，囚禁在潮阳县柳岗乡的山洞中。经中共党组织多方营救，杨石魂终于在7天后脱险。杨石魂被绑架后，遭受残酷毒打，身子很虚弱，不能站立，不能说话，同志们见此惨状，无不为之泪下。但他却说“为工人服务，死也不怕”。他不顾生命安危，日以继夜地工作着。1929年春，受中共中央委派，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杨石魂又奔赴武汉恢复重建中共湖北省委。4月，不幸被国民党逮捕，英勇牺牲。
    在杨石魂的引领下，杨石魂的二弟杨慧生、三弟杨昌明也走上革命道路并为革命光荣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曾令内务部复函杨石魂的父亲，表彰：“三子均为革命牺牲，实属无上光荣。”
    杨石魂一生虽短暂，但浩气长存！他献身革命事业的英烈事迹，传遍潮汕各地。

35.

黄开甲，晚清潮汕最早留美幼童
□ 黄浩瀚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政府孱弱，江山处于内忧外患的飘摇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为代表的“中兴名臣”，亲身受到英美列强恃科技进步、坚船利炮的刺激（湘军名将胡林翼曾亲眼目睹英国军舰在长江上耀武扬威，激起的波浪吞没湘军水师战船，气得口吐鲜血），痛定思痛，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于1871年8月5日由曾国藩和李鸿章合奏朝廷，派遣幼童留学美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技术。同年9月9日由两宫太后下旨同意办理。至此，中国派遣幼童赴美国留学一事，得以实现。
    留学美国崭露才华
    从1872年至1875年共4年间，清廷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9至15岁的幼童赴美留学。在这120名幼童中，广东因开风气之先占了82名。这120名幼童后来能进入美国哈佛、耶鲁、哥伦比亚、麻省理工等著名大学深造的仅有50来名。他们在大学里学习化学、物理、地质、土木工程、法律、医学、海军等专业，以便学有所就，报效祖国。黄开甲就是其中一人，他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留美幼童中唯一一位潮汕人。
    黄开甲的家庭比较开明，其父黄岳川时任职于潮海关（现汕头海关）通事一职。黄开甲被选派出国留美之前，先到清廷设在上海的留学预备学校进行一年左右的中、西文学习。经择优选录后和其他幼童一起先乘轮船远渡重洋抵达旧金山,再坐火车到美国的东北部康涅狄格州的首府哈特福德市。这个城市在100多年前曾经辉煌一时。它是美国的保险业中心和出版中心，打字机和手术麻醉药都是在这里问世的。这些幼童每二、三名寄宿于一户美国家庭，从学童阶段就融入美国社会家庭，进行语言学习。黄开甲在美国先入哈特福德中学学习，这座学校创办于1863年，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古老中学。当时幼童在学校都有“绰号”，黄开甲的绰号是“小旋风杰克”，可见其时他的敏捷和精干。由于学习成绩优秀，黄开甲经三年学习后进入耶鲁大学继续深造。
    黄开甲天资聪颖，在美国留学时各门功课都是优等。钱钢与胡劲草合著的《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在一年一度的哈特福德中学毕业典礼演讲比赛中，当地的《每日论坛》报道了毕业典礼的详细情况。《每日论坛》当时是这样评述的，那天最精彩的当属中国学生黄开甲。黄开甲演讲的题目是讲述法国某大臣的一生。尽管黄的英语略带口音，但他极其出色地运用了优雅的表情——尤其是恰到好处的手势。黄的遣词造句非常得体，段落组织精妙绝伦，成为当天演讲比赛的出彩学生，获得一个美丽的花篮和观众热烈的掌声”。这时的黄开甲开始崭露头角，显示出过人的才华。
    在耶鲁大学读书期间，多才多艺且富有运动天赋的黄开甲，参加了一批酷爱运动的“留美幼童”组建的耶鲁“东方人棒球队”，队员包括蔡绍基(后任北洋大学校长)、詹天佑(中国铁路工程的鼻祖)、梁敦彦(后为清末外务尚书)等，他们在比赛中经常打败美国学生组成的球队，名噪一时，成为当时美国校园响当当的中国学生队。
    遭守旧派阻挠无奈归国
    就在黄开甲踌躇满志攻读耶鲁大学二年级课程时，因清廷守旧派的阻挠，留美幼童全部被召回国。黄开甲也遗憾的成为耶鲁大学的肄业生。回国之初，他们这批人受到明显的排斥与冷遇，所获得的待遇也非常之低（一个月只发给数两银子）。回到上海后，失落的黄开甲写信给他的美国“家长”巴特拉夫人，其中不乏愤怒的倾诉道：“我们曾经幻想，热烈的欢迎、熟悉的人潮和祖国温暖的手臂在等着我们。可是，这完全就是幻想！……通过法租界时，因没有通行证，我们必须下车自扛行李，……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学院已关闭十年了，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一跨进门坎，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
    不久，黄开甲回到阔别9年的汕头埠。
    参展世博汕头第一人
    当时的中国，正是洋务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清末洋务大臣盛宣怀举办邮政、轮船招商局、铁路和矿务等近代事业，需大量熟悉西方知识和事务的人才。黄开甲在汕头作短暂停留后，投奔到盛宣怀处，任其贴身翻译秘书，直接参与了中国洋务的各项活动，并显示出过人的学识和办事能力。1904年世界博览会在美国的圣·路易工斯市举行，曾参加过1876年美国费城百年博览会的黄开甲，以其丰富的阅历，奉命赴美出任中国馆副馆长，直接主持开馆和展览事宜。当时清廷耗银70万两单独建馆参展，在博览会场搭建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中国村”和“中国展馆”。“中国村”由城墙团团围起，入口处有牌楼，里面有六、七层高的宝塔和中国式的亭台楼阁，吸引了众多观众参观。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黄开甲在博览会晚宴上的演说极为精彩，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他就美国限制华人入境政策发表精辟的见解：“在你们对所有的中国人、中国学生关闭大门时，欧洲却向他们敞开胸怀。因为他们知道若干年后这些年轻人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也许你们可以通过武力获得很多你们想要的东西,但必须记住你永远也无法通过武力获得商业的利益……”
    100多年过去了，黄开甲这些留美幼童虽然早已远逝，但那段历史与人物不应被尘封和忘记。当年与黄开甲一起的留美幼童还有后任民国第一任总理的唐绍仪、天津巡警道曹嘉祥、天津招商局总办周寿臣等。最富传奇色彩的是，连续四任天津海关道全部为留美幼童，他们分别是：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蔡绍基。从黄开甲出国留学一事，也可以窥见汕头在当时的中国是开放的、潮流的，风气领先的。
    黄开甲（1860—1906）
    黄开甲，祖籍广东镇平。晚清首批留美幼童，也是潮汕最早留美幼童，同时是最早参加世博会的汕头人。1872年黄开甲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幼童，时年仅13岁。黄开甲在美国先就读康州哈特福德西部中学和哈特福德公立高中，后就读于耶鲁大学。不久因清廷守旧派的阻挠，被召回国。
    黄开甲回国后，在汕头作短暂停留，遂投奔清末洋务大臣盛宣怀，成为其贴身翻译秘书。后出任轮船招商局经理、电报局总办。黄开甲精通外文，学识和办事能力均十分非凡。曾帮助容闳翻译过《银行法》。参加过1876年美国费城百年博览会。1904年清政府首次参加世博会，黄开甲随溥伦贝子访美，出任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副监督，直接主持开馆和展览事宜。日俄战争后，黄开甲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出席“波特兰和平会议”，于返国途中病故于日本。

36.

邓铿，护法挥军转战汕头
□ 吴游

    邓铿（1886—1922）
    邓铿，字仲元，广东惠阳人。民主革命先驱，粤军名将，民国建国元勋之一。
    投身革命 战功卓著
    邓铿1905年毕业于广州将弁学堂，留校任教，后加入同盟会。1911年4月在广州参加由黄兴领导的武装起义，失败后出走香港，同年10月底与陈炯明等往广东东江率领民军起义，任东江第一军参谋长，11月广东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邓任陆军司司长，授陆军中将。1913年二次革命时响应孙中山，失败后流亡日本，助孙组织中华革命党，之后回广东发动讨袁（世凯）驱龙（济光）运动，与朱执信、廖仲恺同被视为孙中山的股肱心膂。1917年孙中山回广东护法，邓任粤军总部参谋长，次年与陈炯明率部对北洋军阀闽督李厚基开战，攻占闽南二十六县，成立闽南护法区。1920年8月与陈炯明等率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粤军回粤后，延揽广东军界精英组建粤军第一师，邓铿兼任师长，由此带出一支高素质的新军，后来发展成为北伐主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1921年底，孙中山建立大本营进行北伐，由邓铿于后方筹措军需及粮饷。1922年3月21日邓结束在港公干返穗，于广九铁路大沙头站被人开枪暗杀，23日逝世。被追赠为陆军上将，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侧。
    护法援闽 进驻汕头
    几年前收藏家罗林虎在网上首发“邓铿寄孙中山实寄封”。该信封标明日期为民国七年（1918年）四月十八日，由邓发自汕头（“由汕邓缄”）。依据信封加注之字样，该信的内容系对福建军事形势的分析。信封上还有孙中山批示：“代復，今与陈总司令接洽”字样。该信的历史背景如下：
    1917年7月，孙中山自沪经汕抵穗主持护法大局（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12月2日，为抗击北洋军阀福建督军李厚基对潮汕的进犯并支援福建护法义军，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闽（闽之广义包括广东潮梅地区）粤军总司令，领军赴潮梅开战。时邓铿任粤军参谋长，为陈之副手。开战不久，粤军连克潮阳、汕头、潮安，旬日之间，潮汕便为粤军所占领。陈、邓奉孙中山之命进驻汕头，设总司令部行辕于崎碌，随后即积极在粤东及赣南招募新兵；又组织民团，以保卫后方治安。1918年3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潮梅督办，邓铿、许崇智协助之。在邓铿的推荐下，孙中山电召在沪的蒋介石到汕头就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之职，15日蒋抵汕，随邓铿赴潮梅各地巡视和检查驻军状况，并谋划攻闽计划。5月21日，受桂系军阀排挤的孙中山离广州来汕头，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但孙中山对援闽粤军仍寄予了厚望。26日他到三河坝视察粤军驻地，会见了陈炯明、邓铿、蒋介石等将领，鼓励大家努力建设好自己的革命军队，并尽快讨伐福建的北洋军阀。6月1日孙中山离开汕头，经台北、日本门司，再返回上海居住。
    1918年6月，陈炯明在三河坝汇城指挥左、中路粤军进军福建，邓铿留在汕头，指挥集结于澄海、黄岗一带的右翼部队，经反复激战，邓铿部8月连克诏安、云霄、漳浦等城，直逼漳州。9月粤军完全占领福建南部。
    回师广东 勇猛克敌
    1920年8月中旬，驻福建粤军奉孙中山之命，返粤讨伐桂系军阀。因为是杀回故乡、“粤人治粤”的梦想将要实现，并得到广东民众的支持，粤军官兵士气高昂，勇不可挡。时邓铿为左翼军总指挥，率洪兆麟、梁鸿楷等部，由云霄、诏安攻澄海、汕头，大军气势如虹，所向披靡。有亲历者讲述：“左路前锋在汕头以东遇上桂军的辎重队，敌方且战且走，连路上的遗尸都来不及掩埋。当左路大军经过时，公路两旁河沟里的尸体，在烈日暴晒下，已经腐烂发臭”。爱国名将张发奎回忆：“我随邓铿行军。直到开抵汕头附近的澄海以前，我们未遭遇莫荣新（桂系军阀）部的抵抗……当我们进攻汕头时，洪兆麟从各连抽调士兵组成了敢死队，由几名军官率领。洪给每位敢死队员发放了一种券证，允诺持证者缴获敌方一支步枪就可领赏50大洋。虽然我在师部追随邓铿，但仍没有步枪，我向洪兆麟要了一张券证，加入了敢死队。见到我们冲上去时，许多敌军残部就投降了，我挥舞着棍棒解除了一个敌兵的武器……邓铿见我作战勇敢，便升我为师部副官，挂中尉衔”。
    邓铿的左路军很快击溃桂系潮梅镇守使刘志陆所部，20日占领汕头，并推进至揭阳、潮阳。21日陈炯明抵汕头督师，孙中山特电嘉慰：“粤军分路进攻，所向大捷，连得名城险要，使敌闻风而溃。……捷报传来，欣喜无量，由此绥定百粤，预祝最大之成功。”
    8月底，孙中山致电邓铿：“乘桂军意志未能统一，惊骇震荡之际，挥军疾攻惠州”。粤军奉命乘胜疾进，10月下旬攻克广州，岑春煊、陆荣廷之军政府瓦解。
    11月，孙中山先生从上海回到广州，再举护法旗帜，第二次护法运动拉开大幕。

37.

杨俊如，汕樟轻便铁路创建人
□ 仲 曦

    杨俊如（1879—1925）
    杨俊如，又名汤贤，字国藩，1879生于潮州府大埔县百堠乡百子墟书房里。杨俊如的青年时代，国家积贫积弱，西方思想技术大量涌入中国，耳濡目染使杨俊如深信“实业救国”。民国初年，杨俊如回故乡筹集建铁路，在汕头成立“汕樟轻便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铁路起止站汕头和樟林命名。铁路于1916年正式破土动工，通车初期沿途乘客甚多，生意兴隆。然而好景不长，灾祸兵燹接连袭来。全线通车后仅仅经营了2年时间，公司已是负债累累。内外交困，重病缠身的杨俊如走投无路，被迫自杀。
    汕樟路是一条纵贯汕头市区南北的主干道，往来交通繁忙。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条路曾经是唯一一条连接汕头与澄海的陆上交通线，得名于民国时期潮汕地区三大铁路之一——汕樟轻便铁路。铁路的创建人杨俊如，其后半生的命运可谓是和这条铁路兴衰与共。
    筹资兴建汕樟轻便铁路
    杨俊如，又名汤贤，字国藩，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生于潮州府大埔县百堠乡百子墟书房里。其父杨锡华，曾在清朝时广西桂林任府经厅（知府属官，主管出纳文书事）。杨俊如的青年时代正是列强打开中国国门之时，国家积贫积弱，西方思想技术大量涌入中国，耳濡目染使杨俊如深信“实业救国”，赴上海经商，资本积累达十余万光洋。
    民国初年，杨俊如回到故乡。当时汕头在澄海县治下，潮州府城到汕头的铁路已经开始运行，而汕头与澄海之间却仍是崎岖小道，且地处韩江入海口，汕头至樟林之间短短30公里便有新津河、外砂河、莲阳河和东里河4条韩江支流，交通十分不便。杨俊如见此情形，认为建筑一条连接汕头与澄海重要港口樟林的轻便铁路将大大方便两地的交通，促进经济发展，便联络同乡萧亦秋等海内外亲友筹得资金22.5万光洋准备修建铁路。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杨俊如在汕头成立“汕樟轻便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铁路起止站汕头和樟林命名，次年正式破土动工，民国七年至下埔段通车，民国九年延至外砂河边。民国十一年8月2日，强台风袭击汕头，已建成的桥梁和路基被冲毁，又发生推车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几经波折，铁路终于在开工8年后，于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铁路修至澄海县城全线通车。沿路遇河设站，到站搭渡，共8站，总站设在汕头盐埕街头，即今中山路同益市场门口，经金砂、东墩、浮陇、鸥汀、下埔、外砂至澄海站。杨俊如原本计划铁路自汕头始一直修到澄海樟林，再集资继续修建直到饶平县城黄冈。1924年秋，杨俊如亲赴香港订购车厢、铁轨，试图改良技术，将铁路延至樟林，然而仅仅延长了3.5公里至莲阳河边的埔尾新乡，新设车站莲河站，又因资金不足而停工。
    铁路通车初期生意兴隆
    据《汕樟轻便铁路一览》介绍，汕樟轻便铁路路轨采用台湾购进的小铁轨，宽度19.5英寸，铁轨重量12磅，枕木用松木或杂木，初时共有轻便车140辆，其中普通车可坐4人，票价1角5分，另有特别车，衹供两人乘坐，票价3角。轻便车没有车厢，座位用藤竹等制成，形状与轿子相类，安放在四轮台车上，后有两根斜木棍，上面钉着一条横木，由两个车夫手按横木，人力推动车走。轻便车开动时由两个车夫推动车辆前进，依靠车辆惯性前进时车夫可站上台车休息，待车速降下时再跳车推动，循环往复。沿路各设候车地方，如果一来一往两车相遇又没有复线可供同行时，则就得一车让路，乘客需下车等候，车夫移车出轨道，让迎面的车通过后，再将车抬上铁轨，乘客重新上车，车夫继续推行。
    这种车不论是运载货物还是乘坐均比走路方便，价格也不贵，所以初期沿途乘客甚多，生意兴隆，获利甚巨。鼎盛时的汕樟轻便车铁路公司有轻便车箱共200辆，推车工人约180名，甚至有“卖票收入的光洋堆在地上状如小山”的说法。
    战争阴云致铁路难维系
    然而好景不长，灾祸兵燹接连袭来。战争的阴云一直笼罩着潮汕地区，国民政府两次东征，潮汕等地战事纷至沓来，各派势力占领汕头后，皆要求轻便铁路公司缴纳各种苛捐杂税。此外，各派势力要求铁路公司“协同”运兵，士兵们也经常坐“霸王车”，收入锐减。而沿途各地方势力也想从公司经营中分一杯羹，稍不遂意即令乡民撬铁轨偷枕木，干扰铁路运行，养护成本日益增加。全线通车后仅仅经营了二年时间，公司已是负债累累。内外交困，重病缠身的杨俊如走投无路，被迫自杀。
    杨俊如死后，公司经营每况愈下，由于经营不善，入不敷出，轻便铁路公司不得不将铁路抵押给日资的台湾银行以换取高息贷款。随着汕头发展繁华，澄海到汕头经商者日益增多，轻便铁路已不足以应对客流，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汕樟公路正式投建，至廿一年（1932年）通车，轻便铁路客源日稀，仅以货运勉强维持。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8月，汕头市政府以市区内不宜设立车站为由，着令汕头站迁至郊外，又因车轨横越中山公园前，阻碍交通，被限令拆除。轻便铁路几被遗弃，无人看护的枕木铁轨自然朽烂。迨至1939年日军入侵华南，汕头行将沦陷，为阻碍日军推进，南京政府下令将潮汕铁路与汕樟轻便铁路全线拆毁。汕樟轻便铁路也如它的主人一般在风雨飘摇中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如今铁路已无存，随着城市改建和老一辈离去，“轻便车头”这个地名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仅仅留下“汕樟路”的地名还记载着当年的光荣与梦想。

38.

陈玉潜，民国潮汕金融商界翘楚
吴 游

　　2011年9月16日，山东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聘请陈玉潜之子陈宗显（右）为高级经济顾问。
    近日于网上偶见一则旧闻，其中提及：“2011年9月16日，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聘请InnoVida亚洲有限公司总裁Andrew Chen为高级经济顾问。Andrew Chen先生（中文名陈宗显），点炻基金高级合伙人，父亲陈玉潜先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原任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曾在新家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地建立华人银行，对开拓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市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国金融界尊崇的老前辈。Andrew Chen先生1972年第一次跟随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40年来一直为中美之间的合作牵线搭桥……”另有一则近年的国内资料称：“陈宗显是年届七十岁的华裔美籍爱国人士，爷爷是清末民初广东潮汕地区的商贾绅士，父亲是原国民党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副手，在广东和东南亚开创了数家银行”云云。
    上述资料的主人公陈宗显先生我不认识，但是他的父亲陈玉潜先生是我父亲的姑表姐夫，我多少听过一些他的事迹。
    陈父在汕创办双语学校
    陈玉潜是晚清汕头埠商界巨擘陈泽润（1842~1905，字承甲，号雨亭）之十子（写有《父亲雨亭公事迹》）。陈家祖籍潮安县凤山乡，后来为避乱而移居桑浦山麓之蓬州所城（今属汕头市金平区鮀江街道管辖）。雨亭公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思想开明，在他发迹至“富甲潮汕”的后半生中，为创办医院、学校及赈灾、支持慈善公益事业等捐献了巨额资金。他亦极其重视子女的教育，从自身的经历中，他深知英语将来必为商业外交之重要语言，故于1897年（一说1900年）开办了“华英学校”，校址设在汕头埠怀安街，聘请加拿大人毛先生（Mr.Moore）为教师。陈家子弟十几人和其他学生近百名就读该校。两年后毛先生契约期满回国，学校停办。但雨亭公不忘初衷，不久又捐资，与英国长老会合力创办起一所新式的英汉双语教会学校，即汕头一中的前身——鮀江华英学堂。当年陈玉潜等陈家子弟都得到了新式学堂的优良教育，且学有所成。
    曾任中行汕头支行经理
    陈玉潜年轻时投身民主革命，据《潮州志·大事志》记载，辛亥革命时期，他曾捐款资助革命党人举事光复潮汕。汕头光复后，陈玉潜与林汉章即受新政权委派，负责汕头邮电部门，在光复后的汕头政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大约在1926年，原中国银行汕头支行经理（行长）郑铁如离汕赴汉口任职，汕头支行之职由陈玉潜接任，至1933年10月，陈又被派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时郑铁如任行长）驻广州办事处代主任，该办事处代办香港分行国内汇兑及存款业务。郑铁如、陈玉潜这两位杰出的潮汕籍银行家当年显然有良好的关系与协作。有趣的是，他们两个家族早在清代就已有亲密的关系，史料记载：雨亭公“廿二岁由南洋返汕，兄弟合资在汕头开创源米店……复应潮阳盐汀乡郑翁（郑铁如先生之祖）之聘至满州营口为裕仁行会计，从此渐有积蓄，二十四岁时已有余资可加入裕仁行……”后来郑、陈在金融界的际会，也许有家族世代的因缘，也许仅是历史的巧合。
    在汕头当行长时，陈玉潜已是潮汕金融及商业界翘楚。1928年春，他应邀入股汕头启予公司，并兼任该公司董事长。启予公司原是汕头波宁轮船公司的股东及高级职员合股开办的，属洋行性质，经营进出口贸易业务。那时因生意萧条，濒临破产。自从拉上陈行长这面大旗，公司生意即红火起来，业务大有进展。可见当年陈在商界之影响力。其实他在启予的股份仅千余元，加入主要是帮助朋友撑门面而已。陈因自幼家教良好，为人比较厚道，虽浸淫于商海，仍葆有助人为乐之心。凭着他的地位及人脉，他经常在就业和生活、读书等方面帮助贫穷的青年人，特别对那些有志气、肯吃苦者，他总乐意扶掖。
    1934年1月，我国实业界响应全国抵制日货运动，在上海设立中国国货公司全国联合办事处，作为在全国范围推销国货的中心机构。陈玉潜以中国银行代表身份出任联办处董事，不久又兼任广州中国国货公司董事。1935年4月，中国银行香港分行驻广, 州办, 事处复改为中行广州支行，陈玉潜任经理。此后他还投资开办有奖储蓄会等。1939年1月，中行在广州湾（即今之湛江地区，时为法国租界）开设办事处，由广支行经理陈玉潜兼任主任。1940年，陈担任中行福建分行副经理，当时梅县办事处升为支行，为便利战时管理，改归福建分行管辖。梅支行管辖东江和潮梅地区国统区各办事处，由陈兼任经理。
    陈玉潜夫妇在汕人气旺 ,
    说到陈玉潜与宋子文的关系，私交方面我不清楚，但是宋子文自1935年4月至1944年2月一直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之职，为陈之直接上司，肯定多所接触。更有一层关系是在广东银行方面（有别于广东省银行），该行是粤省重要的商业银行之一，总行设于香港。1934年9月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而停业，1936年秋，股东决议请宋子文投资，得宋援助，于11月改组复业，实际上成为官商合办银行，宋子文兼任该行董事长。广东银行设有广州、上海、汕头等分行，广州分行在广州沦陷前迁往香港，1946年1月回迁广州，业务十分活跃，具相当的实力及影响，由陈玉潜兼任经理。所谓“宋子文的副手”之说或出于此。
    抗战胜利后，陈玉潜被选为广东省银行公会理事长。还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广州分会副会长（会长由市长陈策兼任）。1949年8月陈玉潜辞去银行公会理事长之职，由省行总经理杜梅和继任。此后陈玉潜移居海外，有资料记载，1950年8月他曾应曼谷京华银行董事长郑午楼之聘请，出任京华银行经理。
    老一辈汕头人提到陈玉潜夫妇时，大都以“十爷十奶”称之，其姓名反而少被人提及。网上曾有人说，十爷的成就靠的是十奶的力量。这是不靠谱的说法，实际上十奶还在穿开裆裤时，十爷就已经在干大事业了。但是从上述传闻亦可想见十奶当年的人气之旺。十奶是我的表姑——当年汕头郭厝内（在福平路）的郭家六小姐。郭家当年是殷实大户，主人郭丽洲，广东宝安人，汕头元兴洋行财东，其夫人就是我的祖父吴子寿先生的胞姐。郭家六小姐郭德斐是公认的美貌才女，与三小姐同毕业于香港圣士提反女子中学，通晓英语。原先六小姐是准备许配给我大伯父吴元海的，最终却嫁了十爷，而三小姐则成了我的大伯母。十奶曾经营怡昌公司，主要做抽纱出口生意，还先后担任过广州中央储蓄会、桂林中央储蓄会会长。

39.

邓演达，辛亥参加光复汕头战斗
□ 吴游

    人物
    邓演达（1895—1931）
    邓演达，字择生，广东惠州人，中国杰出的民主革命战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爱国主义者，中国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人物。
    1909年，邓演达考入广东省陆军小学堂，1911年随广东革命军北伐。1919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0年赴闽参加援闽粤军，回师广东后任新编第一师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1923年1月参加许崇智东路讨贼军，任第三团团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邓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1925年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二大”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伐，指挥攻克武昌，11月兼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1926年12月13日与宋庆龄、孙科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暂时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最高职权。1927年2月9日同徐谦等五人在武汉组成行动委员会，开展反蒋活动。曾被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分别著文号召讨伐蒋介石、谴责汪精卫。同年11月1日，与宋庆龄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声明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1930年8月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任中央总干事，力图建立第三种政治势力。创办和主编《革命行动》，主张在中国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宣传反帝反封建反蒋。11月在上海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积极筹划反蒋军事行动。1931年8月19日因叛徒出卖被捕，11月29日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遗著有《邓演达文集》等。
    据历史资料记载，潮汕大地曾经是邓演达战斗、工作过的地方。早在1911年，他就曾来到汕头，参加光复汕头之役。当年武昌起义后，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决定速起响应，先光复广东再增援武汉，旋即以广东四条大江成立四个军。韩江为第四军，由姚雨平任军长（姚因故未来，以张醁村暂代）。当时邓演达就读的广东陆军小学堂也成立了革命军，邓演达与郭冠杰等人被派来汕头，住在至安街（大光明戏院附近）的长发祥客栈待命，随后他们这批学生兵参加了韩江（或称粤省）第四军的行动，投入了光复汕头的战斗，他们配合潮汕各方革命武装，分头进军汕头巡警局、崎碌炮台等处，缴获驻军枪械一批。潮汕光复后，“陆小”的学生军从潮汕回到广州，经过战斗洗礼的16岁的邓演达当上了训练民军的教官，在革命军中传为佳话。
    1920年春，邓演达应粤军参谋长邓铿函召，从西北赴福建漳州参加援闽粤军，任宪兵连连长。同年8月，孙中山命驻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邓演达在邓铿指挥的左翼军任督战队队长，他屡向上级献策，克敌制胜，其军事才能崭露头角，深得邓铿赏识。左翼粤军势如破竹，很快攻克澄海、汕头等城镇。汕头再次留下了邓演达战斗的足迹。
    孙中山逝世后，邓演达坚定奉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坚持与共产党人紧密合作的立场，而蒋介石则背道而驰。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来汕头的半路返回广州，下达全城戒严等数项命令，包括严密监视邓演达。4月邓被蒋借故调离黄埔军校本部，到潮州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潮州分校校址设于潮州府城湘太马路（今中山路）李氏公祠。5月1日，为纪念国际劳动节，邓演达在刊行于汕头的《岭东民国日报》当日的《五一特刊》上发表了著名的《今年五一节之意义》一文。
    1926年6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与支持下，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邓演达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着手筹建总政治部，不久离潮汕到广州赴任。

40.

范其务，任市长致力建中山公园
□ 曾旭波

　　▲范其务
    奔走革命图谋救国
    积极策划北伐讨袁
    范其务生于1892年，自幼性格强毅，勇于任事。黄埔陆军小学毕业后，进入南京陆军中学继续深造。其时清廷腐败，国势日弱，爱国志士均图谋救国。范此时受革命先驱赵声、林震等熏陶影响，随后追随黄兴、姚雨平、邹鲁等奔走革命。辛亥武昌起义，范其务与同学90余人组成敢死队，随黄兴攻汉口，腿部中弹，犹忍痛凫水渡江求援。汉阳失守后，转入广东北伐军，参加迎击清军张勋部的固宿之役。民国成立后，他被公费送日本留学，初攻化学工程，继习政治经济，获政治学士学位后回国。
    回国后的范其务，积极参加推翻袁世凯政权的运动。1914年，袁世凯党羽龙济光统治广东，范其务奉命与谭启秀、罗侃廷、陈钜海、李一球等分赴潮汕钦廉等地联络军民，秘密商讨驱龙。因事泄，罗侃廷等3人遇难，范其务与谭启秀幸免。1915年，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革命党人于闽粤间谋划讨袁。其时福建漳州驻军一营长为范其务同学，范前往游说该营长，得营长赞同，但团长是袁党羽福建督军李厚基之爪牙，策反遂败。不久，范其务与刘震寰、萧文等分赴河内、云南、龙州、北海、香港等处联络，继续策划讨袁，发起谅山之役，又一次失败，范其务再度赴日本。
    1920年，应两广盐运使邹鲁电召，范其务从日本回国任盐运署缉私科长。次年夏，桂军叛变，扼守梧州，久攻不下。范其务只身履险潜入木双圩，游说桂军师长刘震寰反正，梧州遂克，广西得以平定。自此，两广统一，孙中山亲率各军进驻桂林，誓师北伐。众论以为范其务功不可没。
    出任市长在汕执政
    多方筹建市政设施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正式打响，11月3日，国民革命军进驻汕头市。1925年12月21日，范其务正式出任汕头市第八任市长。其时，国民革命军东征军进驻汕头不到两个月，军阀洪兆麟遗留的破烂摊子均有待一一理顺，特别是市政设施建设。
    中山公园的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山公园原名中央公园，自1921年汕头成立市政厅，首任市长王雨若便将位于市区东北部的月眉坞列入公园建设用地的规划。1923年肖冠英市长呈准市区改造计划，将月眉坞正式列为公园用地。但之后军阀混战，政权更迭，公园建设基本陷于停顿状态。东征军收复汕头后，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由何应钦提议，市民大会通过，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
    范其务接掌汕头市政厅之后，作新的市政规划，将筹建中山公园章程呈省务会议通过并呈准月眉坞全部为公园用地。但市府财政资金紧缺，建设面临重重困难，范其务便和何应钦联合向社会发起募捐，得银元数千元，在园内建筑一座园门和木桥。1926年9月15日，中山公园正式举行奠基仪式，由范其务和何应钦共同主持（1927年9月，萧冠英再次任汕头市长，已转任潮梅财政处长的范其务，为支持中山公园建设，特地拨出罚款毫洋1万元作为专项经费，以之设立苗圃、填高土壤，这是后话。）难怪1930年9月出版的《筹建汕头中山公园平民新村报告书》中，把范其务市长定位为中山公园两位创建者之一（另一位为何应钦）。
    范其务在汕执政大约一年，除了中山公园的建设，对其他市政建设同样留下许多可圈可点的业绩。
    如1922年“八二”风灾之后，汕头市区出现许多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灾民、乞丐和孤儿。于是，仁人善士纷纷捐资，利用崎碌潮梅工艺厂旧址建设了灾民工艺院，并附设孤儿教养院。到了1925年底，因社会动荡，市区的乞丐、散兵、流氓、孤儿有増无减，灾民工艺院的场地便不够用了。其时，范其务甫接市长一职，便马上成立了“汕头华洋灾民工艺院筹备处”，利用赈灾余款和海外捐款在工艺院左侧拓建房舍，并于1926年1月28日开始接纳贫民孤儿和流散人员。1926年7月17日，可容纳“千数百人”的工艺院工程竣工落成。工艺院虽然落成了，但一下子增加了许多难民，经费也成了问题。范其务得知此事后，亲自从市库中拨款400银元，并将此定为规例，即今后每月都从市府拨给贫工院400元为正常经费。
    1901年7月，世界首个载客无轨电车系统在德国开通运营。1914年11月，上海率先营运了无轨电车，成为我国最早运营无轨电车的城市。1926年8月，范其务鉴于汕头乃国际通商口岸，流动人口众多，而市区的主要交通工具只有人力车，因而议拟在市区营运无轨电车。出台了《承办无轨电车应守规则》和《投承汕头市无轨电车简章》，不久得以实施。无轨电车在世界范围的广泛应用，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国各大城市运营无轨电车，基本是在解放后。南京和广州分别曾于1929年和1937年计划开办，都因种种原因未能办成。
    致力桑梓实业建设
    一生俭朴频行善举
    1929年4月，范其务离开汕头，先后调任财政部广东财政特派员粤海关监督、广东省财政厅长、十九路军参谋长、福建省财政厅长等职。范无论到哪里，都整顿疏理，锐意兴革。
    1933年，范其务辞职回乡，致力于桑梓实业建设。1936年11月，范其务当选为国民大会广东省第十三区大埔县代表候选人，后又奉简派为广东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南海县县长。在南海，他先后出巡各区乡，考察利弊，咨询民意，风雨寒暑，未尝稍止，终因积劳成疾，于1937年在广州逝世，终年45岁。
    范其务自奉俭朴，慷慨好友。孙中山在世时，曾赐他墨宝“天下为公”，他以此为自律自励。他养嫠抚孤，爱同骨肉；他热心公益，多次捐赠家乡公学、仰文、松山、岭南等学校经费，拨助洋陶坪渡费基金，并屡有敬老恤贫、周急济难等善举。
    范其务（1892—1937）
    范其务，字志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梓里村人。黄埔陆军小学毕业后，进入南京陆军中学继续深造。随后追随黄兴等奔走革命。民国成立后被公费送日本留学，获政治学士学位后回国。积极参加推翻袁世凯政权的运动。1925年12月21日，出任汕头市第八任市长。在汕执政约一年，对市政建设等留下许多可圈可点的业绩。1929年4月离开汕头，先后任财政部广东财政特派员粤海关监督、广东省财政厅长、十九路军参谋长、福建省财政厅长。1933年，辞职回乡，致力于桑梓实业建设。后又奉派为广东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南海县县长。1937年在广州逝世，终年45岁。

41.

侯祥麟，两任总理委以重任
□ 黄浩瀚

    侯老一生，两任总理付以重托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先后得到两任总理寄以重任的科学家并不多见。然而，侯祥麟就获得此殊荣。侯老是我国著名的石油化学工程学家、燃料化工专家，被誉为“中国石油之父”。
    1957年，周总理亲自主持的《1956年—1967年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侯祥麟是主要参与者。这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性工程，作为其中石油项目的完成者之一，侯祥麟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被寄予重任。
    2003年5月25日，温家宝总理亲自登门拜访时年已91岁高龄的侯祥麟，请侯老“挂帅出征”主持“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为了中国油气资源的未来发展，为了国家的战略需要，侯祥麟不顾高龄，毅然应允，再一次为我国石油化工事业贡献余热和光芒。
    创新奉献，为祖国石油业付心血
    说起侯祥麟与石油和炼油的缘分，始于抗日斗争时期。1940年，在抗战最危急的时候，为了中国军队战时最急需也最短缺的油料，他在重庆和两位燕大同学一起，从就地取材的桐油和菜籽油里，每天为战车炼出一两千公斤宝贵的汽油和柴油，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前线。1944年，受周恩来同志的指派，侯祥麟和一批党内的技术骨干一起远渡重洋，出国深造。1950年5月，38岁的侯祥麟舍弃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义无反顾地启程回国。此后，他以惊人的勤奋忘我工作精神奋斗在科技一线。他的那句“8小时出不了科学家”的话，后来成为许多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座右铭。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试产的航空油料，在地面试验和空中试飞时均出现喷气发动机火焰筒严重烧蚀问题，无法投入使用，导致油料严重缺乏，直接威胁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安全。侯祥麟记得，那时石油部部长余秋里每次见到他几乎都要问航空煤油的研制情况。余部长曾对他们说过：“搞不出航空煤油来，我们过天安门都得低着头啊！”
    为了新中国的石油化工事业不受制于外国，侯祥麟带着百余名科技人员，日以继夜地进行研究、试验。失败、再研究，再失败、再试验。终于找到了火焰筒烧蚀的原因，攻克了这个难关。1961年，在侯祥麟带领下的科技团队，为我国自己炼制出了合格的航空煤油，并于1962年正式供应民航和空军。1962年10月，侯祥麟再次组织研究开发被时人称为“五朵金花”的“流化催化裂化”等5项炼油新工艺技术，并于1965年全部研发成功。在1963年12月的人代会上,周恩来总理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但侯祥麟并不满足既有成绩，继“五朵金花”之后，“催化裂解”等4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技术又横空出世，被再次誉为上世纪80年代新的“四朵金花”。
    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在威武的“战鹰”展翅翱翔时，在罗布泊上空升起的第一朵蘑菇云里，在第一颗导弹发射成功的呼啸声中，在遨游太空的人造卫星之上，无不凝结着侯祥麟与战友们的心血和汗水。“科学家的真正快乐，在于创新与奉献。”这是侯祥麟常挂在嘴边的话。
    赤子情深，心系桑梓寄望殷殷
    “一生中走过的地方实在太多，对许多地方的记忆已经淡薄了，唯有家乡永远在我心中，历久而弥新。”这就是一代石油巨子侯祥麟的故乡情。多少年来，汕头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都深藏于侯老心中。“每次回乡看到的每一个变化都让我特别高兴。”
    侯祥麟时刻牵挂着汕头的发展建设。1954年，侯祥麟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为了家乡的公益事业，他把母亲留给他的镇园和一座花园住宅无偿捐赠给汕头市政府。当地政府在接收了侯祥麟的捐赠后，将镇园首层做了市抽纱公司的商店，二层作为抽纱公司的办公室，部分房间装修后成为市委招待宴请重要来宾和客人的地方。1983年，侯祥麟回到汕头，市委招待他的地点恰好就是在镇园。当时市委有关负责同志询问侯老对房子的处理有什么意见，是不是要回收？侯老坚决地说，将房子捐赠给汕头，是永远不会收回改变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地政府落实政策时又归还了侯家的另一处祖屋，侯祥麟说服亲属把这些祖屋捐给家乡办教育。侯祥麟的父亲曾任汕头市聿怀中学第一任校董会的董事长。1997年初，学校拟建综合楼，需拆掉以其名字命名的小礼堂“乙初堂”。校领导专门打电话征求侯老意见。他一听马上表态：一切以学校的利益和需要为重，你们拆吧。
    1989年，他受聘为汕头经济特区顾问，更是时时为特区建设事业的发展出谋献策、殚精竭虑。
    2008年12月8日20时36分，这位我国著名石油化工科学家、炼油技术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世纪老人，停止了思考。噩耗传来，潮汕大地为之悲怆。
    侯祥麟（1912—2008）
    科学巨子侯祥麟是地地道道的汕头人，他于1912年4月4日出生于汕头福音医院（今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1919年，侯祥麟入读汕头崎碌小学。少年侯祥麟不仅求知欲强，而且成绩十分优异，他从小学时期就立下报效祖国的志向。14岁那年，因时局等原因，侯祥麟离开汕头到上海上初中，从此踏上寻求科学真理，立志报效祖国的道路。
    1931年，侯祥麟考取了燕京大学化学系。1935年毕业后历任上海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研究实习员、重庆西南运输处炼油厂副工程师等职务。1945年赴美国留学，在卡内基理工学院获化学工程博士学位。1949年任麻省理工学院燃料研究室副研究员。1950年学成回到新中国的怀抱。其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石油工业部生产技术司副司长、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院长、副部长，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技术经济顾问委员会首席顾问，中国石油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石油工业部科技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委员。2008年12月8日于北京逝世，享年96岁。

42.

王亚夫，潮汕抗战“歌仔王”
□ 林 琳

    近年一直做着潮汕抗战老兵的专题调查。每每听到老兵们讲述少小时期在家乡接受抗日爱国教育，总离不开那些脍炙人口的潮汕歌仔。许多人日后奔赴前线，义无反顾以血肉之躯抗击日寇飞机大炮的猛烈攻击，靠的就是心中不断回响着的《奴仔歌》《抗敌歌》。直至如今残阳之年，回忆抗战往事，他们仍能琅琅上口神情激越地吟诵起来。所以，当得知这些当年传遍潮汕大地的潮语歌谣作者竟是曾任《团结报》社长的王亚夫时，笔者马上着手进行深入的调查。
    用歌谣唤起潮人抗战热情
    1930年，在潮州金山中学读书的王亚夫受到国文老师邱玉麟的影响，对诗歌、民歌开始产生兴趣。而潮汕早有优秀的民歌传统，1929年邱玉麟专门搜集潮州方言歌谣并出版的《潮州歌谣》（第一集），对王亚夫起到了很大的启迪作用。在金中读书一年多后，他考上韩山师范的高中示范科。毕业后，先后在多个小学任教。当时，日寇侵占东北三省，王亚夫热切关注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动向。他非常喜爱汕头的进步报纸《星华日报》，时常关注该报刊登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动向，熟知“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等口号，敏锐地意识到：要宣传发动文盲占大多数的潮汕人民大众起来参加抗日救亡，用易于传唱的方言歌谣形式，加上抗日救亡内容，必将成为有力的工具和武器。因此，他以“佐征”为笔名，于1936年春夏之交，在《星华日报》文艺副刊《流星》上发表题为《建立潮州大众的抗日歌谣文学》的文章，在潮汕文艺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大批潮汕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撰文响应，探讨建立潮汕大众的抗日歌谣文学的意义、必要性、途径等。
    此后，王亚夫更是身体力行，先后创作了《日出东畔红》、《五卅纪念歌》、《行情一年苦一年》等一批歌谣。“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已经成为中共党员的王亚夫参与组织进步青年成立“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担任首届理事，并带头创作潮语歌谣，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从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底，在潮汕大地，许多教师、文艺青年、学生乃至民间艺人、普通群众纷纷加入到这一潮语抗日歌谣创作中，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而王亚夫于1937年8、9月间创作的《抗敌歌》、《除奸歌》、《姿娘歌》、《奴仔歌》、《国难歌》、《东北记》等更是广为流传，成为家喻户晓的“顺口溜”。连乡里大字不识一个的阿姆抱着小孙儿都会教唱“你勿笑阮奴仔鬼，奴仔细细上色水……”当时潮汕尚未沦陷，各地小学常常举行宣传抗日的提灯会，演话剧和演讲比赛，演唱歌曲和歌谣，群众抗日情绪高涨，许多热血青年也在这种气氛的鼓舞下走上了战场，可以说，潮语歌谣如号角般唤起了潮汕大地全民抗战的斗志。
    “歌仔王”灵感来自人民大众
    1995年，在上海工作生活多年的王亚夫应邀回汕参加活动，时任汕头市志办副主任的郭马风与他重提抗战时期潮汕人民称他“歌仔王（帝王之意）”一事，王亚夫哈哈笑答“是歌仔王（姓王之意）呐！”
    每当有人盛赞王亚夫：当年潮汕全民抗战，得力于他那些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歌谣宣传时，他总谦称“只是为了抗日救国的需要”。他在1984年写给《汕头文艺》的一篇《关于我在抗战前后写的几首歌谣》一文中，说“有的是在街头‘顺口溜’溜出来的，如《奴仔歌》，是在枫溪进行宣传时，一群孩子围上来，赤脚卷袖，跟着呼喊口号，于是‘灵机’一动，就顺口溜出，教着孩子唱了几遍，没有料到，这首《奴仔歌》就广泛流传起来，直到今天，许多同志还能背诵。有的是在印刷厂排印宣传品时，有了多余纸头就当场赶写一、二首排上去，如《抗敌歌》《除奸歌》都是在排字间赶写的。”他又说，“这些歌谣反映的思想感情，不仅是我个人的，而是当时广大潮汕人民抗日救国的思想感情和呼声，因而能在抗日救国中广泛流传。”这一心迹袒露，正好印证了——源于现实生活、与老百姓感情息息相通的文学创作最具生命力和感染力。王亚夫这个名字，也随着这些潮语歌谣的流传而为世人所铭记。
    解放初致力办工人扫盲班
    汕头刚解放时，全市4万工人中80%以上是文盲和半文盲。随军进城后担任中共汕头市委工委委员、汕头市委宣传部长的王亚夫顶住各种“左”倾压力，建立一支职工教育的教师队伍，开办扫盲班，提高工人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由于全市刚刚解放，百废待兴，职工教育迫在眉睫。王亚夫从失业知识分子中招收一批人，经过短期培训，吸收为职工教育专职教师。但当时负责职工教育工作的领导班子中却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些教师思想不纯，关系复杂，提出要予以清除，纯洁队伍。其实这批教师大多数只有20出头，年龄最大的也不超过30岁，只是因为出身成分、社会关系，以及旧时代受教育留下的世界观和思想作风存在某些问题。王亚夫耐心、反复对班子里有关领导阐述共产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指出处理教师要十分慎重，凡要清除的必须经他批准同意，否则一个也不能动。因此，稳定了整支职工教师队伍，到1954年，全市已有130多名专职教师。此外，还从在职工人中招收400多人，经短期培训作为不脱产纯属义务性质的群众教师参加教学。据统计，仅1954年，全市参加扫盲识字班和业余小组学习的工人就达15000多人左右，全市职工文化教育在广东省内名列前茅。
    王亚夫曾说：“一撇一捺写人字，一生一世学做人，写一个人字容易，然而怎样做一个好人，一辈子做有益于社会国家的事，就不是容易的事了。”他用他的一生践行着自己的这番话，爱国爱乡之情不移。1989年，离休后的他任汕头经济特区上海顾问组组长，会同在沪同乡精心筹划成立了“上海潮汕联谊会”并当选为会长，对推动潮沪两地经济技术、文化协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王亚夫（1916~1999年）
    王亚夫，原名王俊杰，广东揭阳县蔡坑村人。早年就读于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韩师），毕业后投身抗日救国宣传工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组织“汕头市青年抗日救亡同志会”（后改名“青年抗敌同志会”）。1939年调任《民报》编辑、《妇女与儿童》主编，又先后调任《新潮报》、《通俗报》、《民主新闻》主编及中共香港分局（后改华南分局）机关报《正报》编辑。1948年回到潮汕大北山解放区参加闽粤赣边纵队第二支队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军政学校主任、潮汕干校校长、《团结报》社长。
    汕头解放后，任中共汕头市工委委员、市委宣传部部长、军管会文教接管部长。1954年调赴越南河内创办《新越华报》，任社长。1957年回国任中侨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1958年调上海社科联机关刊物《学术月刊》杂志社任副主编、主编。1989年任汕头特区上海顾问组长、上海潮汕联谊会会长。

43.

詹天佑与潮汕铁路的一段缘
□ 吴 游

    詹天佑（1861~1919）
    詹天佑，字眷诚，中国近代铁路工程专家。原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生于广州府南海县（今属广州荔湾区）。12岁留学美国，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习铁路工程，获学士学位。1905—1909年主持修建我国第一条自建并投入运营的铁路——京张铁路；创造“竖井施工法”和“人”字形线路，名震中外；在筹划修建沪嘉、洛潼、津卢、锦州、萍醴、新易、潮汕、粤汉等铁路中，成绩斐然。著有《铁路名词表》、《京张铁路工程纪略》等；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1903年冬天，詹天佑因父亲去世，从北方回到广东南海老家守孝。此前他刚完成了自己的铁路建设处女作——设计并独立主持修建新易铁路（自河北新城高碑店至易县梁各庄），仅用4个月时间就建成通车。虽然只有42.5公里长，是一条没有实际经济价值的铁路支线，但却是首条由中国人自行兴建的铁路，当年专供慈禧去西陵祭祖时乘坐，由袁世凯督办。
    光绪批“依议”建潮汕铁路
    是年，中国驻槟榔屿副领事、南洋华侨富商张煜南（广东梅县松口人）在前任领事张弼士的劝说和鼓励下，决定回国参与铁路建设。9月，张煜南等联名呈请清政府商部批准潮汕铁路立案。10月24日，商部尚书戴振清向光绪帝上《奏请准办潮汕铁路折》称：“迟之日久，恐有洋人觊觎”。呈上奏折翌日，光绪帝即批示：“依议”。商部遂以“立权操我，利不外溢”为原则，批准张煜南兴建经营潮汕铁路，并订下合约，定五十年后收归国有。潮汕铁路有限公司立案成立，初时办事处设在汕头至安街。清廷赐张煜南官职为花翎二品顶戴候补四品京堂，人称张京卿、张百万，出门乘座蓝呢大轿，公事交往与道台平行。
    詹天佑确立沿江建路
    张煜南在南洋时就已闻知詹天佑的才能，又看到新易铁路建成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及舆论对詹天佑的普遍好评，于是决定延揽詹天佑任潮汕铁路设计师。因当时詹天佑任职于山海关内外铁路总局，张遂于1904年2月通过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向詹天佑的直接上司直隶总督兼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袁世凯面商借用詹天佑，得到同意后，张即赴广州邀请詹天佑来汕。
    那时詹因修筑铁路有功，慈禧太后授其正四品道台官衔，正在丁忧期内。但是因为张煜南持有袁世凯的批文，且态度恳切真诚，詹天佑终于接受了他的邀请，先以顾问身份莅汕勘测设计潮汕铁路路线。
    詹天佑虽是首次到汕头，但是从潮汕地方官员到商绅民众，大家慕名已久，普遍尊敬欢迎这位享誉中外的中国铁路工程师。
    詹天佑带领工程技术助手，按设想的总体框架，南起汕头、北迄潮安，一路精心勘察、测量。经过5个多月的辛劳，将全部路线勘测完毕。詹天佑在北方建设铁路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次他从地形水陆关系各方面衡量，同时关注到沿线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考虑到乡民对风水、祖坟的敏感及祖居房屋的拆迁可能引起的不安与仇恨，认为尽可能避开百姓集居区和坟墓集中的地方，沿韩江建路更妥当、效益更加全面。最后他确定了一条潮汕铁路的设计线路，然后连带全部建筑工程、桥梁、机车、车辆等设备的说明和预算，交由英资怡和洋行估价，整条铁路的造价大约需要二百万银元。
    设计方案被弃大度包容
    潮汕铁路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条商办铁路，主要股东为张煜南、谢荣光、吴理卿、林丽生等，初以200万银元作为股本基数，后共集得股银302.5万银元。第一次股东会议推举张煜南为公司董事长、倡建首总理，谢、吴、林为倡建总理，林丽生兼总司理（一些资料称林系日籍台湾人）。日本三五公司的爱久泽直哉通过林的关系，获得建筑铁路的工程设备供应权，林并以铁路公司的名义与其订立承包工程草约。随后，爱久泽直哉于1904年4月派日本工程师佐藤兼之辅等人来汕勘测，他最终选定的路线比詹天佑确定的路线（循护堤路）短几公里。由于该线的造价预算较詹天佑的少，又有草约在先，公司遂决定由爱久泽直哉承办修建潮汕铁路。事实上，此线路虽预算金额稍少，但要通过一些乡民集中居住的村庄，穿越农民赖以生存的农田，还要通过不少墓地；这个罔顾当地民众利益及民权尊严的工程蓝图，为日后修建潮汕铁路埋下了祸根。后来因月浦乡民与日本工程人员发生纠纷，致两个日本人被愤怒的乡民打死，事后祸及庵埠2名辜乡民被屈杀。而日本三五公司修筑这条铁路最终费用竟高达302万银元之多。后来舆论认为林丽生的股份属日资洋股，违反公司“不得暗招洋股”的立案章程，要求清政府查办。林迫不得已于1909年退股，其股份由张煜南兄弟另加息款30万元赎回。
    当年詹天佑对潮汕铁路公司弃用他的设计方案没有表示异议，当他了解到这种私营公司内部的复杂关系后，就辞去了潮汕铁路公司顾问之职。正好当时他又接到盛宣怀的邀请，便动身赴沪任上海铁路总公司工程参议，筹划江苏铁路。临走时他把自己勘测设计潮汕铁路的全部资料交给了张煜南。
    詹天佑，这位心怀苍生的正直的中国工程师，与潮汕大地和人民结下了一段良缘。他的才智、道德及大度包容的气质，给当年潮汕士绅百姓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44.

华振中，汕头沦陷时率军顽强抵抗
□ 文/本报记者 林琳 周晓云

    华振中（1892-1979）
    华振中，字强素。广东始兴人。早年就读于广东黄埔陆军小学、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7年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32年任第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第七旅旅长，奉命镇守闸北，率部抗日。次年任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参军和民团指挥。抗日战争初期，历任第一六○师参谋长、师长、潮汕警备司令兼中央直属独立第九旅旅长。
    1941年到重庆陆军大学特六期学习。1943年毕业后，调任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旋调第九战区任参谋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广州行营中将副参谋长。次年被选为国民参政员。1947年任广东民政厅厅长。建国前夕，去香港。后定居马来西亚，曾任华侨工会主席，并从事教育工作。
    华振中在汕头只有1938年至1940年短短两年的时间，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记。1939年6月21日，日军全面攻占汕头，独九旅旅长华振中，带着他仅有的3000兵力，与日军展开殊死战斗。
    任独九旅旅长前已屡立战功
    在来汕头任独九旅旅长之前，华振中就已经屡立战功。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各地民众纷纷加入或组织各种形式的义勇军，希望能参与抗日救国。时任十九路军总部高级参谋的华振中，与七十八师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被任命为义勇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负责军事训练和分配义勇军的各项工作。在十九路军的统一指挥和部署下，一部分义勇军直接参加了前线的对日作战，参与了闸北巷战、吴淞保卫战、宝山阻击战等战斗。还参加了战地勤务工作，积极地配合军队的作战，开挖战壕、构筑工事，传递文信、通讯联络，深入火线、抢救伤员等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淞沪抗战虽然形势大好，可以乘胜追击，却被迫因上级命令终止。翌年，参与了淞沪抗战的华振中被调任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参军和民团指挥。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才重新被启用，加入66军160师，打出了威风。一战江西南浔线，二战马回岭，三战万家岭，战绩辉煌，击毙日军神饭冢少将，打残日101联队。但同时，由于战况激烈，该部也减员很多，损失不小。部队于是缩编为第七战区独立第九旅。
    顽强抵抗拖延日寇犯汕速度
    1938年，华振中任潮汕警备司令兼独九旅旅长。
    1939年6月25日，日军主力2000余人沿着潮汕铁路和护堤公路，不断向潮州进犯。被驻守在桑浦山、彩塘一带的独九旅和保安团第五团顽强抵抗。独九旅六二六团一营利用已拆毁的铁路路基及两旁有利地形作战，战况激烈，牺牲了一个连的兵力。其一连连长为了能歼灭更多数的敌人，毅然手提轻机枪，爬上路旁大树，居高临下杀伤数十名日军后，以身殉国。
    在付出惨烈的牺牲代价后，驻军以少量的兵力，成功迟滞了日军进攻潮州的时间。从庵埠到潮州仅30公里的距离，日军耗费了整整两天时间。为后方潮州的防守和百姓的撤离提供了准备时间。
    虽然依旧避免不了汕头沦陷的事实，但当年抗战时，华振中带领英勇的独九旅，还是在当时群众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提起华振中，许多人对他的英勇敬佩不已。《汕头日报》离休干部刘庆英老人在谈论当年抗战情形时说：“旅长华振中的英勇让我很是佩服！”
    刘庆英回忆到，华振中令人敬佩的，是他的英勇和爱民。汕头沦陷那天，华一方面带领驻军顽强抵抗，一方面又尽可能帮助更多民众往后方撤退，不作无谓的牺牲。尽管后来汕头还是沦陷了，但至少不至于成为一座血染的屠城。
    多次组织反攻潮州澄海战役
    刘庆英说，华振中在老一代汕头人心目中具有很高威望。当年刘任战时工作队长时经常与华接触，部队撤至桑浦山一带，他还时常去找华振中汇报工作，也常常见到他们深夜仍在开会讨论作战计划。
    潮汕沦陷期间，华振中多次组织独九旅和保安团反攻被日军侵占的潮州、澄海县城。1939年农历六月十九日，独九旅六二五团第一营联合保安团预六师等部队，循潮汕铁路向潮安西车站飞机场攻入，一番激战后冲入潮州城西马路，日军正准备撤退，不意天雨滂沱，后援失去联络，日军增援还击，双方激烈恶战，一营下属一个排官兵全部牺牲，一营营长黄广修殉国。当时某连连长和排长各一人，以一架机关枪在南门外和尚坟较场尾奋勇抵抗48小时之久，知援兵无法接应，均壮烈自杀。
    1940年2月26日，华振中发动反攻澄海。是晚12点，正规军和自卫队各军集中莲阳出发，天未明就攻入澄城。后日军援军至，国军苦战数日，于3天后澄城复陷敌手。

45.

徐淑希，潮籍外交第一人
□ 格瓦拉钟

    徐淑希（1892-1982）
    徐淑希，1892年4月3日出生于汕头。籍贯饶平县钱东。1910年，积极参与革命党在汕头的活动。1911年10月，参与光复汕头、潮州的革命军。1919年，获耶鲁大学文学硕士。1923年，任燕京大学首位专职副教授，并代任政治系主任。192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正式当任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
    1929年10月，徐淑希作为中国代表的主要发言人，在日本京都参加了第三次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10月，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赴日内瓦参加国联特别大会。
    1936年，徐淑希应聘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高级顾问。1942年4月，以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出席旧金山会议。12月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会议。1944年，任外交部亚西司司长。1945年，出席联合国筹备委员会。1946年，以中国代表团顾问出席联合国第1届大会。1948年4月，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过渡委员会。1949年，去台。1982年1月14日，逝世于美国新泽西州。
    提起徐淑希这个名字，恐怕今天已经没几个国人知道了。在民国时期，他是享誉中外的学者外交家。以东北问题研究见长，写下多达17卷本关于远东问题的宏篇巨著；在日本京都参加第三次太平洋国际学会上，他作为中国代表的主要发言人，仗义执言，名扬中外。
    投身革命
    光复汕头、潮州
    徐淑希，饶平钱东前寮人。1892年4月3日出生于汕头，父亲徐德辉是一名基督教徒医生。在他5岁的时候，父亲就因病逝去，后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先是在黄冈真道学校读书，后又到汕头华英中学堂学习。这两所学校都是教会创办的，就学期间，徐淑希萌生了救亡与建立文明国家的信念，并积极投身到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中。
    1910年，徐淑希从华英中学堂毕业后，与同文学堂学生许无畏等人全职参与革命党人在汕头的各类活动。当时汕头革命党人的一个主要活动据点就是徐淑希的寓所。1911年3月，汕头同盟分会正式成立，推举学界中人张则通担任会长兼第四团代表，许无畏为秘书长兼第一团代表，而徐淑希亦被推举为第三团代表并主理财政。同年10月武昌首义，革命风潮席卷中国，徐淑希参与了张醁村光复汕头、潮州的革命军。但是，随着各方人士争权夺利，引发“十三司令乱潮汕”。徐淑希对时局感到不满与失望，遂萌退意。1912年他在教会的帮助下前往香港大学读书，这是他命运的第一个里程碑。他在这里认识了终身的好朋友晏阳初。而后来正是在晏阳初的鼓励下，从香港大学毕业后他决定前往美国留学，并最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为日后的学术生涯外交生涯做了铺垫。
    受聘从教
    建设燕大政治学系
    从美国留学回国后，1923年，徐淑希受聘到燕京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对该系的建立作了大量的工作。除了亲自讲授比较政府的课程，徐淑希在课程设置与师资配备方面也尽心尽力。当时政治学系的教师阵容，经过他努力地邀请延聘，有了大大的加强。如吕复讲授宪法和比较政府，萧公权讲授中国及西方政治思想史，李祖荫讲授行政法，郭云观讲授法学通论及民法，潘昌煦讲授刑法原理，梁仲华讲授地方政府。这些人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且积极开展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合作，邀请诸多美国名学者来燕大担任客座教授，在当时的中国大学教育开了先河。受其影响该系注重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以及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他培养的学生中就有吴其玉、陈芳芝等中外关系史学者。在他的努力之下，燕京大学政治学系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政治学系之一。
    徐淑希的妻子刘文庄为原燕京大学教授刘廷芳的妹妹，跟中国心理学家陆志韦是连襟。夫妇育有三子一女，其中二儿子徐福承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Tai基金会总裁。其侄徐腾辉、徐人杰亦为民国有博士学位之饶平乡贤。
    徐淑希在燕京任教之前，只在汕头、香港、美国待过，其时汕头、香港并无浓厚的普通话环境。所以他的普通话讲得很糟糕，日常只说英语，上课也是用英语，即使跟他夫人刘文庄女士也是用英语交谈。但他显然觉得讲不好普通话是一大缺点，所以专门请了一个教外国人学汉语的北京人做老师，每天早晨上课一小时。有趣的是他学习的课本是《论语》，看来是想借学普通话的机会，顺带学点古汉语。
    学者从政
    出席第一届联大
    1929年在日本京都的第三次太平洋会议上，徐淑希仗义执言，与日本的松冈洋右激烈争论，名声大噪。1931年国民政府酝酿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经钱昌照举荐，徐淑希以国际关系专家向蒋介石面授讲学。这是徐淑希“学以致用”的开端。“九·一八”事变后，徐淑希接受国民政府的聘书，担任“国难会议”成员，频频出席有关活动。
    徐淑希开始接触外交政治是从1932年10月开始，他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随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等人赴日内瓦参加国联特别大会，讨论满洲事件，进行中日交涉及中俄复交工作。可谓潮籍人士中第一位外交家。但直到1936年，他从燕京大学辞职后，受聘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高级顾问，才算真正从政。1942年4月，徐淑希以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出席旧金山会议。12月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会议；1945年，出席联合国筹备委员会；1946年，以中国代表团顾问出席联合国第1届大会。
    作为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之一，徐淑希想来是主张所学为国家所用。而在国共两党斗争中，尽管站在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并在联合国中阻挠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他到死都没加入国民党，虽然他是同盟会的老会员。1949年去台后，徐淑希于1949-1961年长期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担任委员。在这点上，可以说他是中国国际法研究的先驱之一。
    1982年1月14日，徐淑希逝世于美国新泽西州。

46.

罗翼群，民国前期来汕护法
□ 吴游

    罗翼群（1889~1967）
    罗翼群，字逸尘，广东兴宁人。1907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广州光复后，任都督府参军，1923年，孙中山复任大元帅，罗任大本营兵站总监，主管北伐军粮饷供应；黄埔军校成立后，罗负责调拨军校经费。历任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南路行署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解放战争时期，致力于反对内战活动，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委员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7年病逝。
    民国前期罗翼群曾经数次亲临汕头，这在他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中有所记述，这些记述并且补充了原有的潮汕相关史料。以下依据其回忆录略陈二三事。
    倒袁“讨龙”在汕组织举事
    1916年初，孙中山将广东方面军事交朱执信负责，朱在澳门秘密设立了“讨龙”军事指挥机构，积极布置全省各属军事起义。当时罗翼群常来往港澳之间，从事联络工作。不久，朱执信委任罗为中华革命军第七路司令，负责潮梅各属军事（稍后改由菲律宾华侨同志李思辕任名义司令，罗为负实责之副司令）。
    1916年4月间，罗翼群先后派罗立志、高寿等十余人来汕运动防军起义，与防军统领蓝葵芳等取得默契，并秘密运来一部分手枪炸弹，准备相机起义。不料保管炸弹的高寿住所发生爆炸，屋毁人亡，驻汕头之潮梅镇守使马存发即宣布全市戒严。罗立志等在汕同志决定提前发难，由在汕华侨同志十余人及临时募集的三四十人合组的敢死队，携带手枪及炸弹夜袭潮梅镇守使署。马存发措手不及，狼狈逃亡，使署卫队悉被缴械。次早李思辕适由港抵汕，罗立志等遂迎李入镇守使署，举行就中华革命军第七路司令职仪式并出布告安民。朱执信、邓仲元、罗翼群在港接到汕头罗立志密电，告汕头已光复，促罗翼群火速来汕主持。鉴于汕头局势尚未稳定，朱等遂请驻港日本领事备函介绍罗翼群与驻汕日本领事接洽联系，请其必要时给予助力（日本政府方面或已深知袁世凯政权必败，故改取支持革命势力方针）。罗随即带朱、邓交付之港币一万元乘日轮出发。
    抵汕时得接船同志报始悉局面大变，李思辕、罗立志等已被莫擎宇扣留。莫原为马存发所部陆军团长，驻防潮州，罗立志等光复汕头后，莫即引兵坐火车于翌日上午赶到汕头，其时原已与罗等联络好之警卫军蓝葵芳等部尚未集中，闻耗无法支援，罗立志等于众寡悬殊形势下被莫扣押。莫擎宇事前已与驻肇庆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岑春煊有联系，岑闻讯即电委莫为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兼潮梅镇守使。罗翼群既获悉“讨龙”胜利果实已被莫擎宇所攫去，遂登陆径往崎碌日本驻汕头领事馆，将携来之一万港元暂托日本领事保管，且由领事介绍下榻于日本旅馆。罗翼群前往使署找莫擎宇谈判，莫表示马存发既被驱走，彼此“讨龙”之目的已达，目前他已受都司令委任，潮汕秩序亦已安定，要求中华革命军退出潮梅，作为释放李思辕、罗立志等之条件。罗翼群见大势已去，遂被迫接受莫之条件。李思辕、罗立志等随即由莫擎宇下令予以释放。
    东征平叛期间多次抵汕
    1918年1月中旬，时任帅府少将参军的罗翼群，遵孙中山命随陈炯明、邓仲元及援闽粤军总部人员乘坐宝璧舰离穗来汕，抵埠后设总部行辕于崎碌。2月中旬，第二支队司令许崇智抵汕头，旋在潮安设立司令部。总部调罗翼群担任该支队司令部参谋长。此后罗随粤军转战闽南，至1920年回师广东。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部将叶举在广州发动兵变驱逐孙中山。次年4月间，许崇智奉孙中山命，率东路讨贼军自福建开抵潮梅附近讨伐陈炯明部，叛军虑前后被夹击，乃由洪兆麟等四个师在汕头通电“独立”。李烈钧遂以大本营总参谋长名义赴汕头收抚叛军残部四师。接着许崇智军亦开入潮汕，时孙中山在穗获悉陈炯明、洪兆麟等所为，即判断其中恐有诈伪，遂命罗翼群赶赴汕头促许崇智勿在潮汕久留，迅速回师广州。罗到汕头向李烈钧、许崇智传达中山先生意见后，曾拟一晤洪兆麟，但洪不在，只晤其部下师长尹骥及赣军司令赖世璜，他们对罗故示热情，约为金兰兄弟，引起罗的警惕。周旋数日后罗离汕返穗复命。不久，洪兆麟部果然乘沈鸿英公开叛变之际再度叛变，李烈钧仓皇出走。
    1925年东征军总指挥部成立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即任命罗翼群兼总指挥部总参议，同时将罗所部“建国军潮梅军”编归参谋长蔡慎代领。罗随蒋之中路军一路东征，至陈炯明叛军全部被肃清。11月5日下午，罗翼群随蒋介石等乘军舰抵汕头。11月7日，罗随蒋出席汕头各界欢迎大会，先后登台演说，蒋极言烟赌之害，称革命政府决定永远禁绝。蒋介石不久任命何应钦为潮汕善后督办，自返广州。1926年初，罗翼群因患肋膜炎，请假回省城治疗。
    任职汕头忤蒋被拘禁
    东征胜利后，蒋、汪以爱护罗翼群身体健康为词，改编其潮梅军归胡谦师。1926年6月，蒋介石向广东省政府推荐罗任东江公路处处长兼韩江治河处处长，并私函促其速赴汕就职。到职仅月余，宋子文（财政部长）在蒋介石同意下以筹集北伐军费为名，复弛潮梅赌禁，引起潮梅地方人士开会反对，并邀罗出席。罗认为东征军总指挥部既已申令潮汕禁绝烟赌，墨汁未干，一旦弛禁，即失信于民、为害地方，遂亦参加通电反对，并在演讲中说：“如果廖仲恺、胡汉民执政，决不至再有此谬举”。蒋介石对此甚为愤怒，且蒋当时正在追求宋美龄，宠信宋子文，便谓罗“破坏财政政策”，电令何应钦拘禁罗于汕头东征军总部，听候查办。7月10日，蒋介石又致电何应钦：“急。汕头何军长鉴：会密。庚电悉。罗翼群仍应暂时禁闭，莫放，并须严审。汕头市长已属省政府改委，兄如有人，亦可保荐。此复。中正”（见《蒋介石日记揭秘》）。后经张静江、孙科等以罗病重为由，出面向蒋说情，罗始获释返广州休养。

47.

彭士禄，幼年时寄养于潮汕
□ 秦梓高

    上世纪30年代，有位革命烈士后代，为了避免再遭国民党斩草除根的摧残，党组织把他转移来潮汕。东移西迁，在各个红军家属家中养育。当时就流传着“烈士后代，红军儿子”的这个真实故事。时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而彭湃烈士的后代，红军的儿子就是现在我国工程院士，核动力专家彭士禄同志。
    今年是彭湃同志牺牲83周年，我把这个传奇的事实整理出来，对弘扬革命精神、教育青少年具有现实的意义。
    幼年时隐姓埋名被寄养于潮汕
    我国著名农民运动领袖、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彭湃同志，1929年8月，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其夫人许玉馨含恨回到潮汕，重上大南山继续革命，并被选为中共东江特委委员妇委书记。由于敌强我弱，1932年2月许在普宁与国民党军遭遇，被捕并押往汕头，被敌杀害。为了保护烈士遗孤不再受迫害，上级把年仅7岁的彭湃遗子彭士禄转移到潮安，准备再送往江西苏区交给党中央。彭士禄暂时隐藏在桑浦山革命根据地抚养。由于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活动在桑浦山区的队伍难以立足，彭士禄也流离失所。因不时要查户口，他不得不东躲西避，一户转过一户，逃避敌人的搜查，也结识了许多爸妈和兄弟姐妹。后来才转移到潮安砂陇一家住在山上的“山顶阿妈”家里，住了几个月。
    1932年秋，地下党又把彭送到彩塘金砂乡陈厝村陈永俊家寄养。陈1925年潮安成立农会时，他带头参加，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把他家辟为地下交通站，并被选为中共潮澄揭边县委委员。陈的母亲潘舜贞，丈夫早逝，但她思想进步积极支持子女干革命。当组织决定把彭士禄由她收养时，她二话没说，把彭士禄紧搂在怀，叫彭士禄称她为“姑母”。为了掩人耳目，她把彭士禄改名为潘保禄。
    遭叛徒出卖被禁于石炮台监牢
    1932年冬，中共东江特委政治保卫局长林苏与另一同志调往中央苏区工作，同时带上了彭士禄同行。乘船至丰顺留隍时遇到巡查的国民党兵，林等二人被捕，彭士禄又被船夫送回陈厝村陈永俊家。这时小彭虽然没法到达苏区，但在失去双亲流落多时的他，有这位热情可亲的姑妈，感到十分亲切和满足。永俊有个堂弟永辉，比彭士禄大二三岁，他们很要好，经常在一起嬉戏，一起拾柴放牛。尽管陈家家境贫寒，还是设法让彭士禄上学读书。春节来临还为他添新衣，村里做“大戏”闹元宵，彭士禄与家姐要出门看戏时，姑母还给他两个铜板，买杨桃、鸟梨吃。使小禄感到格外厚爱与温暖。永康哥也不时回来看望他，寒冬腊月还设法从外面找来一件羊毛衣给彭士禄穿。
    彭士禄在这个温暖的陈家，度过一个安定幸福的年头。但1933年9月5日，由于叛徒陈醒光的告密，彭士禄与舜贞一同遭捕，并被投入潮安监狱。不久敌人要将彭士禄一人押往汕头石炮台监牢禁闭。时同监的政治犯刘斌（共产党员），许美勋等人，听知只有七八岁的革命后代，要离开亲人单独发配异地时，特发起为烈士遗孤捐一个铜板（铜镭）的运动。当难友们知他是彭湃孩子时，大家都踊跃捐献，全狱300多人共捐十多元，给他做了一套新衣服，剩下的钱给彭士禄备用。
    潮安监牢内与祖母相认
    石炮台监狱是座人间活地狱，由于牢房潮湿，大小便又在其中，加上长期不得洗澡，汗液臭屎尿臭其味难闻，蚊子到处飞，臭虫跳蚤满地爬，没多久彭士禄身上长满疥疮。几个月后他又被送往广州感化院感化。一年后才把他释放送回汕头，这个未满10岁孩童举目无亲，又不得不再次来到陈厝村，但陈家门锁已生锈，永俊哥已牺牲，姐姐又不知去向，姑妈还在牢里。幸得有在求乞的永辉母亲收留了他，小彭只好跟着她去讨乞。永辉母亲又感到这不是办法，后来便带着小彭去投靠她的二姐夫蔡锦清，蔡是个石匠，生活也很苦，彭士禄不得不上山割草和学绣花（刺绣）来帮补生活。
    1936年夏，彭士禄又被敌人抓进潮安牢狱。这时流落在香港他的祖母（彭湃的母亲），听知彭士禄下落，通过上层关系，特来潮安认领孙子。彭士禄一眼就认出是自己的亲祖母，但他不认，怕认了被带走，姑母日后没人照顾。后来在舜贞的启发教育下，才上前认了祖母。要离开时，彭士禄与舜贞抱哭成一团，含泪忍别。
    一生不忘自己的潮汕革命母亲
    彭士禄在祖母照顾抚养下，长大至14岁时，就投奔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成为抗日小战士。1940年周恩来同志得知彭士禄情况后，特派副官龙飞虎把他接到重庆再由贺怡（贺子珍的妹妹）送到延安读书。1951年又把他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彭士禄为祖国科学技术事业作出卓越贡献，是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被人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解放后，潘舜贞走出牢狱，返回家乡，已是孤单一人。彭士禄的祖母和彭士禄特将她接到海丰彭家居住，奉养这位保护过自己的革命母亲。几年后潘又重回潮安老家，彭士禄每年都寄钱来赡养她。1962年秋，82岁的潘舜贞年老病逝时，彭士禄因科研任务缠身，无法前来奔丧，只好寄来丧葬费安葬她老人家。这段长达30年之久亲情，使彭士禄同志久久难以忘怀。

48.

黄星阁，潮阳香稿塑创始人
□ 林允源

    黄星阁（1894~1977）
    黄星阁，汕头市潮阳棉城人，潮阳民间艺术香稿塑的创始人。1961年被汕头地委统战部授予“汕头地区民间艺人”荣誉称号，其作品多次获奖，并被《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媒体刊登介绍。
    香稿塑，也称稿末塑，是用香稿泥捏成塑而成的一种塑作类工艺品。香稿塑的原料取自香稿树——一种樟科乔木，分布于广东一带，以其木质粉末为材料，加入水份，经过特殊调制制成柔软温润、可塑性高的稿末泥，是捏塑成各种物象的最佳原料。它具有质轻、柔韧、色美与辅助力强，不易破碎的特点，其粘性比泥料强，手感好，价廉易寻。香稿塑是潮阳所独有的工艺品种，《中国民间工艺辞典》对这一民间艺术有专门记载。
    黄星阁由“彩大香”发明香稿塑
    在潮汕地区民间的各种民俗活动中，有一种极普遍的供品就是大神香，制作这种香的原是碾成粉末状的香稿树木质层。这种香体积庞大，如果是素面没有加装饰则不好看，于是艺人们就寻思在大神香上做起了彩塑：各种龙凤、花鸟虫鱼、人物题材……都塑上去粘贴在大神香上，因而也被称为“彩大香”。
    黄星阁曾在一家字号为“郑长发”的神香店从事大神香的彩绘和彩塑，制作“彩大香”。大概是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黄星阁路过一家制香作坊，看到工人们在制香过程中用香稿末摆制成各种形状的香枝，受到启发，于是向作坊主人购买了一撮香稿末作原料，回去试用塑制工艺品。他注重汲取纱丁的纸胚结构、泥塑的色彩等几种较成熟工艺，尤其注重汲取陶塑人物传神的精华，经过反复试制，终于创作出了“香稿塑”，也即是潮阳历史上首创的、潮汕特有的又一工艺美术品种。
    香稿塑人物的塑造，要经过做泥、扎坯、捏塑、入色彩画、上光、打蜡等若干道工序，颇为复杂。做泥要把香稿树皮劈碎晒干，舂碾后用绢筛筛出粉末，然后按比例将香稿末与水混合、搅拌成团（这项工序须十分精心，放的水量多少，即使是艺术系学雕塑的学生也未必能掌握好），使用时根据需要再适当加水调整泥的软硬程度。扎坯则是用铅线、稻草、纸等材料扎、粘成大致的形状、然后将调配好的稿末泥反复多次涂抹于坯体上。由于材料的特殊性，为了保持稿末泥的柔韧、不开裂，每涂一次后只能阴干，不可强光催干或曝晒，要这样一层层涂抹、阴干，直至适合捏塑。香稿塑的捏塑顺序和纱丁、泥塑有所不同，一般是由下而上，先塑下肢、后塑头、再塑手，在完成胚稿之后，还要反复修改，调整比例、面部表情、神态和衣纹，让人物的面部表情和动作有自己的特色。
    相比较于泥塑和腊塑，香稿塑因原料古朴庄重，长久不烂，既有仿古工艺的风韵，又易于保存。据记载，当时黄星阁制作的香稿塑因形、神逼真，色彩艳丽，赠送海外朋友后引起影响，海外不断来信来人索取订购，香稿塑的制作数量便越来越多。他的作品还多次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展示，行销欧美及东南亚各国，被海内外人士当成珍品收藏。
    黄星阁创作的香稿塑作品有《十五贯》、《桃花过渡》、《穆桂英挂帅》、《牛郎织女》、《济公传》、《二老弈棋》、《八仙游戏》、《刘胡兰》、《八女投江》、《李白醉酒》等。可以说，每一件香稿塑人物摆件的问世，都是黄星阁从艺多年的心血结晶——其中《十五贯》在1956年送往广州展览，《南方日报》刊发了作品图片予以介绍；《八仙游戏》于1958年获广东省民间工艺品优秀奖；《二老弈棋》于1958年选送广州展出，被拍摄入电影纪录片。黄星阁的香稿塑作品部分被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和广东省工艺美术馆收藏。
    儿子是香稿塑技艺传承人
    今年已经80高龄的黄斯毅老人是已故黄星阁的儿子，他1951年开始随父学艺，苦学制作香稿塑的各道工艺，至今已有五十几年的工龄。在艺术实践中，黄斯毅善于概括和提炼人物的动态，在写实中去掉繁琐，在繁琐中寻找概括，手下捏出的人物都个性十足。黄斯毅在1998年退休后仍痴心于艺术创作，不言放弃，精品不断面世，2004年、2006年他的作品《济公斗蟋蟀》、《二仙对弈》及《潮阳英歌》，参加广东省首届、第二届民间工艺精品展均获得优秀奖。2006年，黄斯毅被汕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民间艺术守望奖”；2008年，黄斯毅获得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评选的第二批“广东省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称号……
    然而，年逾古稀的黄斯毅，面对已有百年历史的香稿塑技艺即将失传，深感忧虑。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各界对香稿塑艺术的重视，并想方设法使这门技艺得以传承下去。

49.

郑智勇，倾情发展汕泰海运贸易
▲郑智勇在曼谷的大夫第
□ 张丽纯 周吉娜

    郑智勇（1851-1935）
    郑智勇，生于泰国，原籍潮安县凤塘镇淇园乡，乳名义丰，族名礼裕，而“智勇”这个名字，相传是孙中山1908年嘉其“有智有勇”故名。1903年，孙中山首次到曼谷从事革命活动，郑智勇鼎力资助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1905年，因不甘忍受外国强权操纵汕头港的航运业，郑智勇联合泰华部份火砻主和进出口商，组织“暹逻华侨通商轮船股份公司”。郑智勇为人乐善好施，热心公益，虽身居暹地，却对潮汕家乡航运、兴学、筑堤等不遗余力，善举殊多。
    传奇人生成就暹罗巨富侨领
    潮州城内有句俗语：“生有二哥丰，死有大峰会。”当中的 “二哥丰”即是指昔年暹籍华裔商人郑智勇。“生有二哥丰”指生能得到二哥丰的帮助，而“死有大峰会”则指死后能得到宋代高僧大峰的照顾，比喻人从善，生死都有依靠。民间如此看重“二哥丰”，郑智勇的社会地位可见一斑。
    郑智勇的父亲郑诗生是潮安凤塘淇园的乡民，1840年鸦片战争后携妻佘氏从樟林港坐红头船到泰国，于1851年在北榄府生下郑智勇，后来因生活难艰而在1858年携同妻儿回潮州，不久又单独回泰国并客死异乡。佘氏母子三人因此沦为乞丐。因度日艰难，佘氏不得已携他改嫁揭阳玉窖（一说是澄海南界）。郑智勇生性倔强，不肯忍受后父虐待而外出流浪，1863年，13岁的他在刚开埠的汕头被一位好心的“红头船”船主收留并随船到了曼谷，先在湄南河码头栈行当跑街和小伙记，在辗转流浪的生活中养成刻苦耐劳和机灵果敢的性格。
    1866年2月，太平天国最后的部队康王汪海洋部十多万人在大埔（当时为潮州辖县）被歼，部份兵士由揭阳人大哥蟒带领突围到汕头坐船逃到曼谷，与当地洪门会党汇合后声势大振。他们看中年青有为的郑智勇，1866年底，16岁的郑智勇正式入会，随着洪门会党在曼谷蓬勃发展，18年后，郑智勇当上大哥蟒的副手而称“二哥”。当时曼谷尚无华侨社团，占华侨绝大多数的潮州人崇奉“老伯公”而建庙祭祀，实际是潮州会馆。又过了8年，大哥蟒去世，由郑智勇领导会众，由于他敬重大哥蟒而不肯称“大哥”，直至他死后会党解散。
    郑智勇善于经营发展多方面事业，如创办“郑谦和号”总商行，经营航运、火砻、钱庄、当押、报纸、印务局等。商务机构遍及南洋诸国、日本、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上海、青岛、厦门、汕头等地，成为当时泰国巨富和华侨社会最有权威的华人。由于他对暹罗经济作出巨大贡献，暹王封郑智勇“坤伯”(伯爵)头衔，赐其家族暹籍姓氏为郑差哇尼，并赐地建中国式的大夫第，将嚏叻附近的一条公路赐名为郑差哇尼路。
    创办华暹公司专营汕泰航运
    1901年，泰国往来汕头的船队，在竞争中被迫卖给德国轮船公司。德船陡增运价，引起泰国商人的不满。据民国《潮州志》记载：“汕头初辟埠时（1867年）帆船渐少，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帆船乃绝迹于汕头港，国人经营者则因循苟且，渐趋淘汰。”当时的情况是，英国渣甸汽轮公司及德忌利士汽轮公司汽船进入汕头，随后德、美、法、俄等9个国家的远洋汽船及木帆船也相继入汕，从此汕头的海洋运输被外国人所控制。
    郑智勇不甘忍受外国强权操纵汕头港的航运业，1905年在他的倡议下，联合泰华部分火砻主和进出口商，组织“暹逻华侨通商轮船股份公司”（简称华暹轮船股份公司），集资300万铢，购置轮船8艘，分别航行于泰国至日本、马来亚、新加坡、印尼、越南、柬埔寨和香港、厦门、上海等地，其中有4艘轮船专行泰国首府曼谷至汕头，并在汕头设立“华暹轮船公司驻汕头办事处”。据说，郑智勇曾指示：凡讲潮州话的旅客均可半价购票，如有老、贫、病、残者要求减免，均可酌情照顾甚至资助旅费。
    但是由于所经营的船舶运力不如其他列强，加上列强操纵汕头港的航运权，华暹公司开业只有二三年，汕头至曼谷航线就宣告歇业。1908年侨寓暹罗多年的粤人张建三，邀集闽、粤二帮商人并暹国官绅会议，合设“华暹轮船公司”，使该公司扩大了资本及运力。
    1909年4月，合设华暹轮船公司重新挂牌，继续经营汕泰航运贸易。拥有两艘轮船专行于汕头与曼谷之间。
    华暹公司的轮船复航得到汕头商人的大力支持。当时汕头商界有一家出口商称为南商公所，自华暹公司汕泰线复航后，因该公司信誉好，商务日益繁忙。由于郑智勇对汕头海运贸易的重视和贡献，1909年南商公所专门分出另一出口商号称“暹商”公所，对华暹公司给予大力支持。由于汕头商人把汕头运往泰国的货物一律交付华暹公司承运，使得华暹公司在与德、英等轮船竞争中保持不败。到1931年，暹商发展到54家出口商号，每年出口贸易额在2000万元左右。
    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华暹轮船公司遇上世界经济不景气，并因业务纠纷打官司败诉才致歇业。
    鼎力资助革命热心家乡公益
    1903年，孙中山首次到曼谷从事革命活动，郑智勇鼎力资助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孙中山手书“憎爱”两字赠与他。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郑智勇派第五子前来祝贺，献5万光洋及象牙雕刻工艺品，后又赠暹币100万铢给广东都督府。
    郑智勇为人乐善好施，热心公益，1916年与高晖石、许必志、萧坚麟等华商集合捐款泰币30万铢，创建培英学校，历时4年建成，为旅暹华侨所敬仰。此外，他虽身居暹地，却对潮汕家乡航运、兴学、筑堤等不遗余力，善举殊多。
    1911年，郑智勇在家乡淇园村附近，新建一座村庄，名为“淇园新乡”。新建的淇园占地140多亩，包括宗祠、洋楼、更楼、围墙等。淇园新乡建成后，郑智勇将房子分给其家族及近亲嫡系，还以土地和房屋换取外乡人改姓郑而入住该乡。“外乡的一些贫苦人家，纷纷投归二哥丰家族，一律改为姓郑，投进新乡居住壮丁每人配给良田四亩房屋二间，入族后本身固应改姓郑，二代以上祖宗墓碑亦要改为姓郑”。随后，他又在淇园新乡附近，新建“忠美”、“信美”、“井头”、“铜锣”和“巷尾”等数个村落，同样以优惠条件吸引周围贫苦乡民入住从而成为“一方望族，雄视潮汕”。
    郑智勇还在淇园新乡兴办智勇学校(今凤塘中学校址)，智勇小学首届免费招收三班180名学童入学，供给校服，提供住宿，高薪聘请潮州金中杨柳任校长。从豪宅至潮州城和浮洋潮汕铁路火车站修筑了两条洋灰路，总长约50华里。在民国初期的潮汕开创办学风气之先。
    1918年初，潮州发生大地震，危及韩江堤防。北堤是关系到潮汕平原数县人民生命安全的重要堤防，郑智勇拨黄金38万两，并用他来往汕头至曼谷的五福轮船公司的轮船运来大批物资，修筑南堤、北堤和东堤。修复工程于次年8月竣工，潮州绅士父老在北堤建“郑公智勇纪念亭”，在南堤树“郑公智勇纪念碑”，记下其功绩！时至今日，郑智勇的事迹仍为潮汕人民所津津乐道。
    1935年农历正月初三，郑智勇在泰京去世。他在临终前曾立下遗嘱，将在曼谷的大夫第连同大批地皮献给暹罗政府。1937年，他的灵柩运回故乡安葬。

50.

许伟余：教泽长留，师风永范
□　蔡炫辉

    许伟余（1885-1974）
    许伟余，原名挹芬，澄海莲下镇许厝村人。因生性聪颖，才思过人，与同县诗人侯乙符、东北大学教授吴贯因被誉为“澄海三才子”。年轻时，他到广州两广游学预备科馆学习，准备出国留学。后因科馆改为两广方言学校而转上海中国公学学习经济。1908年回梓，即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澄海县立小学、汕头女子中学、聿怀中学、省立韩山师范学校、澄海一中等校国文教师，是上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潮汕地区知名的教师、学者、诗人。
    教育家布鲁纳说过：“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而且是模范。”许伟余便是这样一位教坛巨擘。尽管他谢世已近40年，但他的道德文章仍常为人们所称道。
    思想随时代潮流进步
    许伟余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清廷腐败，列强入侵之际。作为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许伟余拥护康梁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也颇近梁氏风格。辛亥革命后，他协同同盟会会员吴子寿等编辑发行《大岭东报》，继续宣传革命。稍后，他虽身为教师，仍兼任《汕头时报》、《星报》主笔，发表评论文章，宣传进步思想。
    1919年，澄海举人周之柏就任惠来中学校长，聘请许伟余为该校首席国文教师。此时，北京新文化运动正风起云涌，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许伟余与胡适是中国公学的同学，他即支持胡氏的倡议，率先在惠来中学引导学生以白话文体作文，成为潮汕地区第一个主张学生写白话文的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洁身自好，恬淡自持，从不登权贵之门，以读书教书为乐，思想随时代潮流而进步。他的长女许心影，在上海大学读书时，与丁玲等交游，在进步教师的指引下投身革命，得到许伟余的支持。在韩山师范学校和澄海中学任教时，他曾掩护幼子许守介及一群进步学生，配合解放战争，开展地下活动。解放前夕，在许伟余的支持下，许守介与其他115位澄中师生集体上凤凰山参军。这一壮举，震撼了黎明前的潮汕。1950年，许伟余毅然送长孙许大云参军，成为澄海中学送子孙参军光荣家长第一人。
    以扶掖后起之秀为已任
    凡是名师，无不从教中学、学中教，相辅相成。为了教学，他博览群书，通读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及宋、元、明纪事本末等书籍。特别对《汉书》的研究尤为精细。一部虚受堂出版的《汉书补注》几乎翻烂，书眉书侧，点评批注，朱墨斑斓。有一次，他从图书馆借来一书，仍按以前习惯，提笔作了眉批和旁批。当他意识到这是公家的书时，即命其女儿到书店购一原版新书送还图书馆。可见其治学的谨严和处事的认真。他终生以书为伴，每天上课、批改作业，余下时间手不释卷。每晚睡前进入蚊帐，点一盏煤油灯，躺在床上再读书2小时，长年如此，寒暑不断。他读书涉猎面广，但不是泛泛而读，浅尝辄止，而完全是为了获得真解。如他治文字学，曾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义征》、王筠的《说文释例、句读》、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顾炎武的《音学五书》以及时人的有关论著通读以后，再行评释，并请一位谢姓的学生缮正，可惜此稿今已不存。故诗人杨光祖赠诗中有“奇文能识汉以上，明珠独漉海之南”之句。
    1955年，许伟余从澄海中学退休，定居汕头市，后被聘为广东省文史馆馆员。他以渊博的学识为人民服务，经常为汕头市教师讲授古典文学，并一如既往关心澄海的教育事业。1956年暑假专程为澄海县语文教师上古典文学课。当学员向他请教某字词时，他总是详尽地讲明该字词的音、义和出处，有时甚至还道出该字词在某字典第几页。惊人的记忆力和超人的睿智，令学员叹服。澄海中学校友、中山大学语言学教授李新魁曾就编校《潮州音字典》一事来汕向许伟余求教，许伟余毫不保留地提出自己的宝贵意见，以扶掖后起之秀为己任，精神令人感动。
    上世纪60年代初，许伟余应香港《文汇报》之约，发表了一批诠释古典诗词名篇和评介历代诗家的文章。1998年，其后人收集到的81篇文章和部分诗作，在澄海中学校友襄助下，以《庶筑秋轩文稿》结集出版。汉学大师饶宗颐题写了书名，知名学者蔡起贤撰写了序文。今天我们来读《庶筑秋轩文稿》，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篇章，对于有一定诗学素养的人，或已在古典诗国活动着的人，特别是中学语文教师同样很有参考价值，仍然闪烁着学术的光辉。
    为改变诗风十年不作诗
    作诗，对于许伟余来说只是教学之余一乐事。他博闻强记，积学深厚，鉴赏能力强，作起诗来也能自成风格，壮年时便出版了一册《慧观道人诗集》。可是到了后来，他“悔其少作”，不愿让人再读到这册诗，因为这册诗在风格上颇类随园。他认为随园诗不能因文见道，以诗辅史。为了改变自己原来的诗风，他十年不作诗，专攻韩、苏二家诗。1941年在韩山师范学校，同事王显诏集合几位喜欢古体诗的人，成立一个名为“诗巢”的诗社，邀请许伟余参加。这时，许伟余才写出十年不作诗之后的第一首诗。自此撩起诗兴，不断写出讽咏抗战时期流落后方生活的诗篇。到抗战胜利，他已积稿成卷。以上述应“诗巢”之约诗为首，以《别揭阳花寨》诗：“来时雨霏霏，别时风肃肃。本自小溪来，还向小溪逐。流转复流转，何时才结束。即此悟人生，稽首礼白足。”作结，名为《庶筑秋轩诗集》，准备付梓。后因形势变化，不久全国解放，许伟余以为将有更多新的内容可以入诗，故刊行诗集的计划便暂停下来。
    许伟余既是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也是一位足以为人楷模的人师。解放后，他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曾被选为广东省第二、三届人民代表，汕头市第二、三届政协副主席。

51.

桂园与民国政要的不解之缘
方晓旻

    位于公园路的汕头市公安局原出入境签证处后面，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四层洋楼，它有个别致的雅名——桂园。这些年，桂园破落的现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政府有关部门正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抢救性修缮。而同样令人关注的是，这栋建筑的传奇经历——近百年前，是谁建了这座庭院？蒋介石日记为何会提到“莅汕头，寓桂园”？许崇智、廖仲恺等人又为何踏足此地？
    林桂园建造桂园传奇百载
    桂园建于1923年。走进桂园，映入眼帘的是一栋红砖墙体的四层洋楼，墙体爬满蔓藤植物，使这栋楼房散发着古老又神秘的气息。从这栋楼拱式通廊、落地门窗的外观可以看出，原来的设计十分别致。让人不禁联想，当时这座刚建成不久、接待蒋介石的楼房该是有多么幽雅、亮丽。90年过去了，楼房外部红砖墙体大部分完好，基部墙体还嵌着完整的石块，十分坚固，而楼房里面的一些栋梁却已经严重破损。从楼梯走上二楼，抬头就能够发现，二、三楼竟是相通的，原来中间的楼板已经被蛀烂并掉落，露出木架结构。屋内光线昏暗，里面还有少量家具，像残旧的柜子、藤椅等。桂园年久失修，令人惋惜。
    潮汕文史研究学者曾旭波告诉记者，桂园的主人是林桂园，此人曾是招商局汕头分局的经理。“记载桂园主人的资料非常少，我也试图从多个方面进行搜寻，但目前还没能掌握详实的内容。”这些年，时不时有人询问他“知不知道桂园的主人何方神圣”，引起了他的重视和好奇，从《汕头市政府公报》到其他相关史料，他翻了个遍，却仍无法揭开这位桂园主人的神秘面纱，仅仅掌握了零星的线索。
    据曾旭波介绍，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林桂园建造了林桂馥堂，即现在的桂园。当时的林桂园在招商局汕头分局担任要职，后期还曾任“一把手”——汕头招商局经理。有资料记载，招商局在汕头办过通商银行汕头分行，并在林桂园的主持下，发行过地方彩票（林桂馥堂彩票），汕头最早的戏院也是林桂园开办的。
    蒋介石运筹桂园决战千里
    桂园的出名很大程度上缘于蒋介石的入住。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建成不久的桂园迎来了历史上重要的过客——蒋介石。据《汕头市志》记载：民国14年（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时总指挥蒋介石曾驻于此。
    市政协文史委主任黄羡章在《蒋介石东征潮汕行迹追踪》中有这样的表述：从粤军援闽到两次东征，蒋介石的足迹遍布潮汕。仅蒋介石日记有录和可考的史籍中，他去过的地方有：汕头市区及礐石风景区，潮州市区，饶平黄冈，潮安的庵埠、浮洋，澄海澄城，揭阳榕城，普宁洪阳、鲤湖，揭西河婆、棉湖、凤江、金和、灰寨。其中停留时间最长是汕头、潮州，时间较集中是1925年4、5、11、12月份。合计时间大约达4个月之久。由于汕头到潮州有铁路连接，故蒋经常是在两地各住几天或朝往夕返。因而在汕、潮居住的日期较难划分，偶有交叉，他在潮州主要住西湖畔的涵碧楼，在汕头，主要居所是桂园。在桂园，蒋介石和汪精卫等曾筹划讨伐杨希闵、刘震寰的重大军事决策。
    在我国现代史上占据重要一页的东征，目的是讨伐已叛变革命的陈炯明、扫除盘踞东江、潮梅一带的反动势力。第一次东征时，正当许崇智、蒋介石率领的右路军挥师东进，一路酣战之际，充当左、中路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却按兵不动，与陈炯明暗通款曲。第一次东征刚结束，刘杨乘机将部队撤回广州，密谋与云南军阀唐继尧颠覆广州革命政权。
    1925年4月27日，从广州处理黄埔校务返汕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莅汕头，寓桂园”。是日上午，右路军总司令许崇智、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同俄国顾问加伦赶到桂园，与蒋介石商讨讨伐刘杨对策。5月13日，许崇智、蒋介石、廖仲恺、加伦与从广州专程赶来的汪精卫、朱培德等举行最高决策会议，做出回师省垣、讨伐叛军的最后决定。蒋介石担任东路军总司令，从潮梅率兵一万三千人回师广州，取得了平息刘杨叛乱的重大胜利。
    周恩来住过桂园仍是个谜
    此前，一些资料提到“1927年9月24日，‘八一’南昌起义军南下部队进入汕头后，总指挥部设在民权路95号的大埔会馆，桂园曾作为周恩来等领导生活、工作的地方”。对此，黄羡章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目前尚没有确凿史料佐证周恩来在桂园住过。
    桂园究竟有多少民国政要名人在此居住过，桂园背后还有多少未为人知的故事，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但桂园因为蒋介石、廖仲恺等多名民国政要的踏足，成为见证国民革命军东征的一处重要历史遗迹，也成为汕头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蒋介石生平
    近代中国著名政治人物及军事家，名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祖籍江苏宜兴，生于浙江奉化，逝世于台北士林官邸。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
    廖仲恺生平
    廖仲恺（1877年—1925年），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广东省归善县陈江镇鸭仔埗乡窑前村（现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办幸福村）人，祖居地是广东梅县，汉族客家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国民党左派领袖。1877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擅长诗词、书法，著译编为《廖仲恺集》、《双清文集》上卷。1925年8月20日，在设于惠州会馆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被暴徒杀害。

52.

陈彭年，秘密守护“红色交通线”
□ 陈琦

    陈彭年（1897~1935）
    陈彭年又名胡广富，山东省济宁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到法国做华工，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地方团、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1926年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2月，任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交通线汕头交通站站长。1932年，任中央苏区国家保卫局交通科长。1935年9月，在长征途中壮烈牺牲。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加强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联系，中共中央开辟了一条由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到瑞金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交通线。
    当时，通向中央苏区还有闽粤线等几条交通线，但都先后遭到国民党的破坏。只有这一条秘密交通线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战斗在白色恐怖之中，却自始至终不受破坏，成为摧不跨、打不掉的地下航线，是通往中央苏区的唯一交通线，被人们称颂为“红色交通线”。而日夜奔走在这条秘密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们为保证交通线的安全作出特殊的贡献，是我们所不能忘记的，他们是中国革命史上的无名英雄，汕头绝密交通站站长陈彭年便是其中的一位。
    早期在沪从事秘密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在南京招收华工，陈彭年因家境困难，被征成为华工之一。他乘法轮“智利”号抵达法国马赛，进入法国工厂做工。
    在法国期间，陈彭年加入了旅法华工总工会、工人夜校，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他积极参与在法华工及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开展的反对帝国主义“共管”中国铁路斗争及声援上海五卅工人运动等反帝爱国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地方团、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中国共产党法国支部做组织工作。后因在法国国会旁听席上大呼“苏维埃、红军万岁”等口号，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转去苏联学习。
    1926年回国后，陈彭年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打击敌人获取情报，营救战友而作出了出色的贡献。陈彭年在上海地下工作时，身穿西装或长袍大褂，头戴礼帽，手拿文明棍，化装成华侨资本家，出入上海租界，开展革命活动。他经常在上海闸北卢永祥茶馆和铁路老工人王万有家中以及上海惠中旅馆从事秘密活动。曾在上海铁路工人配合下，炸毁镇江山洞路轨，消灭敌军用列车，此举震惊了国内外。
    负责汕头站鞠躬尽瘁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为建立秘密交通线，中共中央交通局建立了华南交通总站、汕头交通中站、大埔交通中站、闽西交通大站。在开设的交通站中，以汕头所处的环境最为险恶，因此，中央交通局于1930年底在汕头设立了交通站（即中法药房分号，由于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1931年4月停止使用）后，为确保交通线的安全畅通，1931年2月，中央交通局又派了陈彭年、顾玉良、罗贵昆等3人以上海客商身份，在汕头经营一家五金电器材料行（即华富电料行），以此作为另一个绝密交通站，陈彭年任汕头交通站站长。
    同时，党中央还调了富有斗争经验的肖桂昌、曾昌明、熊志华等担任中央交通线专职交通员。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交通委员会直接领导下，一条由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大埔进入闽西，直达瑞金的秘密大动脉得以迅速打通。
    红色交通线路的建立，沟通了党中央和苏区的联系，传送党中央和苏区之间来往的文件，运送苏区急需的物资和党的经费，并担负着护送党的领导干部的任务。
    汕头交通站建立以后，成为交通线极为重要的枢纽站，完成了许多重大任务。作为汕头交通站站长的陈彭年是中共特科的资深成员，他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做过包探，懂得黑社会的行话和行事作风，又在法国做过华工，并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具有丰富的对敌经验。
    汕头交通站外表是做生意的一家电器材料行，实际上是作为红军在国统区的重要采购点，陈彭年充分利用电料行老板的身份，与社会各界搞好关系，把苏区所迫切需要的无线电器材、药品和医药器材等各类物资大箱大箱地运往苏区。由于当时党在国统区的活动费用很大，上海党中央虽从各方面筹措，但有时也难以按时发给各地。而苏区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后，除粮食、衣物等分发给群众外，黄金、白银、钞票等都集中由交通站送往中央，或者由交通员带到香港，换成港钞，购买物资。因此，汕头交通站还负责筹款和押送款项的任务。
    外号“大块头”的陈彭年，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常常往来于上海、香港、汕头和中央苏区，出入于敌人封锁线，置生死于度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由于他具有超常的应变能力，因此在遇到意外事件时，总能有惊无险，轻松过关。当时，中央苏区的物资极端缺乏，在周恩来的部署下，红色交通线为苏区运送了数以千吨计的药品、枪械、无线电器材、纸张、食盐等物和数额巨大的革命活动经费，支援了苏区的革命。
    机智护送周恩来进苏区
    1931年12月，周恩来准备由交通线进入瑞金苏区。在交通员肖桂昌陪同下，周恩来从上海抵达汕头，他先到中央交委在汕头的绝密交通站“华富电料行”，听取汕头交通站站长陈彭年的工作汇报，随后准备住进金陵旅店。当他们走到旅店楼梯的拐弯处时，突然发现墙上挂着一张“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的照片，其中就有周恩来，于是他们立刻另找棉安街的一家小旅店。这家小店是国民党师长开的，因此当地的警察、流氓、兵痞从来不敢骚扰，连例行的“查夜”，也通常被免了。一夜下来，果然平安无事。最终，周恩来得以安全进入苏区。
    正是由于交通员们的机智警惕，从1930年冬至1934年秋，红军长征前的4年间，经过红色交通线进入苏区的就有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任弼时、聂荣臻、邓颖超等200多名中央负责人和高级干部，使他们为中国革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陈彭年和他的秘密战线上的战友们的无私奉献。
    1932年，陈彭年任中央苏区国家保卫局交通科长。1934年10月，红军开始进行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陈彭年和汕头交通站战友加入了长征队伍。1935年9月，在过大草地时，陈彭年与其他两位同志，不幸陷入沼潭中，葬身草地，壮烈牺牲！为革命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陈彭年革命烈士证。

53.

张太雷，在汕起草中国社青团团章
□　吴游

    张太雷（1898~1927）
    张太雷，又名椿年，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前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是中共党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宣传家，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使者，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派往青年共产国际的使者之一。1927年12月12 日，他在广州起义战斗中中弹阵亡，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献出了29岁年轻的生命，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政治局成员。
    １９７５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曾任职于青年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的达林所撰的《中国回忆录（１９２１—１９２７）》一书。书中有一段记述了达林和张太雷、瞿秋白1922年4月间途经汕头的经历。近年来多位党史专家经考证指出，此段提及的瞿秋白是作者的记忆误差，实际上应该是另一名“久经考验、忠实可靠的优秀中共党员”（可能是蔡和森）。笔者于下文简略介绍达林的这段回忆。
    赴穗晤达林同来汕头
    1922年2月初，达林受青年共产国际委派来到中国，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中共中央局领导成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及筹备社青团一大组织处成员在上海会晤了达林，讨论了社青团一大议程及有关的组织事宜，中共中央决定5月初在广州召开社青团一大。随后达林又接受了苏俄政府委托，将在广州会见孙中山。陈独秀遂委派张太雷和另一位中国同志担任达林的翻译，同去广州。中国社青团领导人和达林商定，由他们三人组成委员会拟定中国社青团纲领和章程草案。其中达林代表青年共产国际，张太雷代表筹备代表大会的组织处，另一位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达林时年20岁、张太雷24岁。4月中旬间，他们从上海起程，乘船先来汕头，准备再由汕头赴广州。
    拜访汕头国民党部
    1922年4月19日，轮船到达了汕头。那时陈炯明的部队驻扎汕头，尚未叛变。达林称汕头“是花边（抽纱）编制手工业的中心和供应华中、华南桔子、香蕉的相当大的水果市场……有自己选举的市议会，自己的民主报纸，合法的工会等等”。他认为当时汕头的社会生活比华中和华北的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活跃得多。当天达林和张太雷拜访了汕头市国民党党部，三位德高望重的党部委员接待了他们，党部主席介绍说，汕头当时有国民党员近千人，多数是商人、教师和学生，也有一些工人。他们很少开会，有事就写信或在报纸上登广告来通知。他们“反对压迫中国的外国人，反对军阀，拥护人民政权，拥护民主”。党部主席还给张太雷他们写了一张证明，说明达林是“中国之友”，有人一路陪同，请沿途各部门给予协助。
    在汕一旅店里拟团章
    由于得知广东局势发生变化，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出现紧张，路上很不安全，张太雷他们只能暂时在汕头住下来，等局势稍微平静以后，再继续上路。利用这个空隙，他们抓紧时间草拟社青团一大的文件，为大会的召开作准备。在毗邻日本和法国领事馆（回忆录原文如此）的一家旅店里，他们展开了讨论，着手草拟文件。他们配合得很默契，几乎没有什么意见分歧，终于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团章草案及各种决议草案拟定了出来。虽然手脚和脸上被蚊虫咬起了包，但工作顺利完成了，他们心里都很欣慰，高兴地唱起了《国际歌》，达林用俄语、张太雷用英语、另一位同志用中文唱。
    还有空闲的时间，他们用来游览和了解汕头市。他们结识的一名报纸编辑，热情地向他们介绍汕头的历史和现状，还请达林在群众大会上做报告，介绍苏俄的情况。报告由达林主讲，张太雷将他的话翻译成国语，再由那位编辑翻译成潮汕话。尽管时间拖得很长，但听众还是很有兴趣，聚精会神地听着，学生们还认真做着笔记。会上还通过了建立汕头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决议。会开完后，达林和张太雷都有些疲惫，但是看到汕头有众多青年人如此关心社会主义，他们心里非常高兴。
    感兴趣汕头风土人情
    达林和张太雷还逛了汕头的大街，看到了被捉住的盗贼被人捆绑在街上示众、印刷工人罢工游行等事情。晚上，张太雷还陪伴达林去公园里的戏院看戏，张太雷听不懂用方言说唱的内容，只能大致地给达林讲述剧情。舞台没有布景，达林认为与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剧院的演出有些相同。但观众在演出过程中大声地说笑喝茶、进进出出，达林觉得很不习惯。当时天气闷热，戏院派两个小伙子为观众提供热毛巾擦汗，一个提着一桶热水站在戏台旁边，一个拿着毛巾站在观众席间的通道上，重复不停地互相扔接着搓洗过的和观众擦过汗的毛巾，热毛巾在观众的头上飞来飞去，没有一次失误。这一情景给达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2年4月25日，达林和张太雷先后告别了汕头，分头乘轮船经香港赴广州。4月27日，他们在广州会晤了孙中山。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张太雷致开幕词，并向全体代表作了关于团纲团章的报告。达林代表青年共产国际向大会致词。

54.

鲁本斯，汕头书协首任主席
□ 蔡炫辉

    当我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时候，就知道“鲁本斯”这个名字，觉得这个名字很独特，知道他是汕头市一位著名的中学教师，因为他的一位亲戚是我的邻居。后来我还知道，16世纪的欧洲有一名画家也叫“鲁本斯”，他复兴了佛兰德斯画派，对欧洲绘画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第一次见到鲁本斯老师是1984年的元旦，那天澄海书法协会成立，地点在澄海工人文化宫。
    当时，鲁本斯老师是以汕头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身份应邀出席成立大会的。那天早上，我与澄海书协几位同仁正在会议厅外花圃迎候各地来的嘉宾。九时许，我们见到汕头市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苏伯炯搀扶着一位体貌魁伟的老者一步一挪，缓慢地走过来。这位长者就是前半生颠沛流离，“文革”期间身心备受摧残的鲁本斯老师。有关鲁本斯老师的一些零散信息，这时也连成一片。
    青年时是党外积极分子
    鲁本斯，号一萍，斋号青未了斋，1915年生，湖南临武县人。他的青少年时期，中国正处于一个风起云涌的革命时期。作为一个热血青年，鲁本斯向往革命，他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大学毕业后，1940—1945年间，他在《桂林日报》、桂林《大公报》担任特派记者和编辑。1945年秋任江门《复兴报》总编辑，也曾到香港报馆当记者和编辑。期间，他以一个共产党党外积极分子的身份，用报社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解放初期，鲁本斯在汕头市教育局工作，不久到汕头一中担任语文教师。凭着渊博的学识、灵活的教学方法和高尚的师德，他当上汕头一中语文教研组长，兼任汕头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广东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成为广东省语文界的名师。他经常为来自外地的语文同行开示范课、上讲座，也经常指导青年教师备课、上课，深得同行的敬重和学生的爱戴。他还曾兼任汕头市文联副主席，是汕头市政协委员。
    读书是日常第一嗜好
    生活中的鲁本斯，读书是他的第一嗜好。家中茶几上、沙发上、枕头边，随处可见他随时翻一翻的书。几乎每个星期天，他会搬来一只靠背藤椅放在学校后操场的草丛中、林荫下，在那里一个人摇头晃脑地吟咏诗词。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是他经常吟诵的诗篇。这也许是他对家乡湖南眷恋之情的一种表达。周末有闲，他也会系起围裙，做起菜来。做得最好的是芋头扣肉和红烧肉。他喜欢吹长箫。伴随着悠悠的箫声，他的太太也会跟着哼唱起来，其乐融融。
    “文革”的劫难，鲁本斯无法幸免。他被挂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黑牌子，关进了“牛棚”。至少6年的时间，他闻不到书香。这对于一个嗜书如命的知识分子来说，在精神上是多么痛苦的折磨！
    “文革”结束时，鲁本斯已年届花甲。他回到了语文教学的课堂，依然担任汕头一中语文教研组长和汕头市中学语文教研会的会长。他知道在校工作的时间不多，一门心思钻研新时期语文教学的方向，扶掖后进，培养青年教师，汕头一中校园又有了他辛勤耕耘的身影和声情并茂的教学风采。
    当选汕头书法家协会首任主席
    第二次见到鲁老师是1992年初。当时笔者正筹划在汕头文联举办师生书法展。我专程来到汕头一中教师宿舍拜望鲁老。鲁老家陈设十分简朴，只是壁上“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碑体横批格外显眼。鲁师母出身澄海城北吴氏名门，年轻时曾经在澄城东郊信宁小学教书，是笔者母亲的老师，攀谈起来更觉亲切。鲁老坐在一只方桌后面的藤椅上，由于腿疾，他站立起来已颇为困难了。笔者向鲁老汇报师生书法展的情况，鲁老以为这个师生书法展很有意义，而对笔者勖勉有加。我们本想请鲁老为展览题辞，看到鲁老的身体状况，笔者没有把这个愿望说出来。可是几天后，笔者收到鲁老寄来的“风华正茂”的亲笔贺词，这使我们这个师生群体喜出望外，备受鼓舞。
    鲁本斯老师的青少年时期，“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是碑派书法的鼎盛时期。他受到叔父的影响，从小练就一手碑体楷书。“文革”时期，学校革委会为了在墙壁上写“毛主席语录”，特地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鲁本斯从“牛棚”放出，叫他爬上竹梯，用红色油漆直接在墙壁上书写“毛主席语录”。可见鲁本斯老师书法的功力和影响力。“文革”后，汕头市书法家协会成立，鲁本斯老师众望所归，当选为第一任主席、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也是汕头市政协委员。退休后，他更潜心书法艺术，书法成为他“老有所为”的事情。
    写碑独特，渗透平和典雅书卷气
    从广义上说，魏碑即指北朝碑刻，包括魏、齐、周三朝，直至隋统一南北之前。是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在书法方面的产物，以质朴雄强、粗犷自然、新奇有趣为主要特征，大量存在于碑碣、摩崖、墓志、造像记之上。这种书体在清中期经阮元的倡导和包世臣的推动兴盛起来，进入清代末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由于审美取向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笔者细读鲁老书迹，以为他主要取法于《始平公造像记》和《郑文公碑》。他也写篆、写隶，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写碑。他的碑体书法用笔厚重方整，结构森严缜密，有字中留虚，密处见疏之感，于雄强中出以灵秀端丽。特别要指出的是，鲁老在用笔上颇受李瑞清的影响。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号梅庵，又号清道人，是民国初年蜚名遐迩的书法名家，与同样写碑的曾熙并称“南曾北李”。鲁老效法李瑞清主要表现在除了点画雄强舒挺之外，以行笔过程中的摇动颤抖动作来体现碑刻拓本的峭拔刻厉和钝厚迟涩之趣。
    鲁老写碑不象一些人那样，追求原始、野性的强健和剽悍的情调，而是渗入了平和典雅的书卷气息，既有自然之美，又显得蕴蓄古雅，这就是鲁老写碑的独到之处。鲁老写碑有如此成就，与他广博的学问和深厚的文化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鲁老的哲嗣鲁澄南先生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父亲一生磨难多了，也就遵从秩序，只有在教学领域和书法世界，他才始终摈弃成见，独辟蹊径，不想在稳定的秩序中去重复别人。”说得真好！
    鲁本斯老师生性温和，平易近人，从不以书法家自居，每有人索求墨宝，皆欣然应诺，如期书就。1994年，鲁本斯老师逝世，享年80岁。他虽然离开了我们，而他的师德、教风，艺德、艺风足式后人。

55.

林仔肩，发起开办同文学堂的狂生
周晓云

    林仔肩（1865-1936）
    林仔肩，原名林梁任，澄海县溪南镇南砂村人。工文章，善谈论。曾在《汕头图画新报》上着文斥骂慈禧太后，被清政府通缉，流亡海外。康有为、梁启超鼓吹变法时，他在潮汕奔走宣扬。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恢复帝制，他在汕头《挟华报》发文声讨。被潮梅镇守使吴祥达逮捕押解广州，得梁启超电保释放。1929年，因出资刊印反蒋文章，又被通缉，流亡海外。
    林仔肩极为崇拜孔子和孟子，曾出任汕头孔教会会长。热心地方教育事业，于县内林姓各村，先后倡办“报国”、“爱国”、“华国”等10余所学校，其中的报国学校久著声誉。又曾倡办端勤女子学校，腾出祖屋为教室，儿媳妇、女儿等任教职。其与丘逢甲等人一起于汕头创办的岭东同文学堂，是当时粤东第一所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的新式学校。
    不管哪个年代，都不乏狂生的存在。他们似乎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存在感，常常语不惊人死不休。对于这些人，多数人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林仔肩，因其狂妄的言行，也被人们认为是狂生。但是，回顾其一生，他虽狂，却也是光明磊落的血性男儿，他的家族在他的发奋图强中，至今仍是澄海的大家族；他与丘逢甲一起创办的岭东同文学堂，在民国时期是粤东地区第一所新式学校，同盟会的许多人才，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第一次开办同文学堂，林仔肩是发起人
    岭东同文学校，许多人知晓是丘逢甲创办的。而事实上，林仔肩也是创办人之一。
    自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中国遭列强瓜分以来，国内许多爱国人士、有识之士都在寻求救国之道，当时其中一种言论就是要“教育救国”。林仔肩、丘逢甲都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他们提出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而当时在日本，一个叫东文学会的组织，他们认为要把日本明治维新后掌握到的新技术分享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就在我国各地寻找合适的方式。他们通过一位潮州人的介绍，辗转联系，分别接触到了林仔肩和丘逢甲。林、邱都认同要开办学校，帮助学生掌握先进的西方技术。
    于是，光绪25年即1899年，林和邱各自在汕头和潮州开设了同文和东文学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陈荆淮告诉记者，他在研究同文学堂历史时，曾看到邱的一封书信，里头有一句话：“听闻林仔肩在汕头也开办同文学堂，不知情况如何”。但是，当时社会对新式教育还不认可，学子求学仍认为是为了科举，以致生源缺乏，再加上资金缺乏等问题，两所学堂都被迫停办。
    第二次开办同文学堂，林仔肩找来场地
    第二年，日本东文学会的人来潮汕了解两所学堂的办学情况，得知两所学堂都已停办，觉得不妥，便又重新提及复办学堂。这时候，邱和林已经认识。双方重新探讨了当年办学的重点，决定要实现教育救国的想法，重新开办学堂。这一次，学堂确定设立在风气开明的汕头，并且采用民办形式，命名为“岭东同文学堂”。
    学堂重新开设之后，以林为代表的汕头人士和以邱为代表的客家人士，都认为要由邱担任学堂的管理，也就是类似校长一职。邱既具有才识、能力，同时又因在台湾积极抗日颇有名气。于是，重要的监管一职就由邱担任。而在他的亲力亲为下，岭东同文学堂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也因此，人们多数以为同文学堂是邱创办的。
    而岭东同文学堂能成功开办，林仔肩也出了不少力。学校的场地问题，就是林解决的。当时林在汕头由于经营得当，已有一定的资产，且有一定的威望。在寻找场地时，他得知同济善堂的旧址，也就是现今的外马路三小处空置着，场地大小很适合作为学堂，且当时这一地点属于偏离小公园市中心的偏远地方，也很适合办学，于是就亲自联系善堂的主要理事，成功定下了这一办学地点。
    风波闹上报纸头条，狂生自负连累学堂
    从两次创办同文学堂的过程，不难看出林仔肩那份爱国、想通过自己方式救国的热情。奈何他既是爱国君子，却也是自负狂生。岭东同文学堂成功举办，有他很大的功劳，却也可以说由他亲自破坏。
    学堂成功办学后，一切交由邱监管。当时普通话还没有普及，作为汕头人的林和客家人的邱彼此言语不通，招收的学生也按语言分为了潮汕话班和客家话班，分别授课。可时间一久，矛盾就产生了。林仔肩认为，自从创办以来，所有事务都是丘逢甲监管，还有一帮同乡的客家人帮忙，不大放心，对邱要求欲查对账目。为此林屡次在学堂闹，还集合一帮汕头本地人士，使得事情越闹越大。后来，双方在报纸上唇枪舌战了好几回，引起了强烈的风波，此事还登上了澳门当地报纸的头条。
    最后是官府出来调停，才逐渐平息了事态。而调停的结果，就是丘逢甲无奈辞职。离开了丘逢甲的同文学堂，逐渐不复当年盛况。
    岭东同文学堂的开办到落寞，都离不开林仔肩的作用。虽然这只是他一生中的一段历程，却也足见其君子狂生的两面性格，而这样的性格，似乎注定了他的一生将充满传奇色彩。

56.

林希之，研制全国首张黑白照相纸
方晓旻

    林希之（1921~1969）
    林希之，汉族，原名林应熙，祖籍潮安，我国感光化学工业的奠基人。1921年8月出生；1946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1949年在汕头市建立“公元”实验室；1952年研制成我国第一张黑白照相纸；1953年与郭明声等创建我国第一家感光厂——汕头公元摄影化学厂；1969年10月去世。
    说起中国的胶卷相纸，就不得不提汕头的“公元感光厂”，它是新中国第一家国产相纸基地；说起“公元”，就不得不提一位先人的名字——林希之，他被誉为“中国感光工业之父”、“中国相纸之父”，半个多世纪前，他制造出我国第一张黑白照相纸，开创了中华民族感光材料工业的新纪元。
    风华正茂，投身工业立志为中国人争气
    上世纪20年代，林希之出生于富商家庭，祖父曾代理英商太古公司船务，在汕头市创建“太古南记行”。1934年秋，林希之就读于汕头市私立英华补习学校。抗战爆发后，他随家人到香港避难，并在当地续读。1941年秋，林希之以优异成绩考进了香港大学。不料才念了一学期，日寇进犯香港，学校停办。林希之又回到了汕头。1946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就读，并选定了民族工业的一个空白点——感光化学为主攻目标。当时，一名外籍教师曾在他面前讥诮过中国工业的落后，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于是，林希之立下决心，要在感光材料方面为中国人争气。
    怀揣着一颗爱国之心，1948年，林希之回到家乡汕头，专心致志地开始了感光化学实验工作。1880年发明了卷式感光胶卷的美国企业家乔治·伊士曼是林希之追捧的偶像，他决心向偶像学习，研制出新品种相纸。随后，他和几名志同道合者，筹办起“公元实验室”，经费不足，他就制作西药卖给药房，补充时需。
    上海解放后，林希之的不少亲戚都外逃出国，而他却决定留下来，报效新中国。
    永安街上，“公元”开创感光材料新纪元
    60多年前，地处韩江三角洲最南端的汕头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那个时候，国内感光材料研究尚是一片空白，在完全没有资料文献可供参考的情况下，林希之绞尽脑汁克服各种困难，从未放弃实验。
    在“公元实验室”里，没有高级照相精胶，他就用食用鱼胶代替。没有设备仪器，他就自己动手做：瓷杯便是乳剂桶，酒精灯便是加热器；将凳子翻过来安上饼干盒做成冷却轮、几根木棍子便成了涂布机；油渣桶里放上石灰算作干燥箱。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了长达两年的探索，积累了成百上千数据，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获得一个重大的突破：1950年6月2日，新中国第一张原始氯素照相纸终于在“公元实验室”里诞生了！随后，林希之又马不停蹄，先后研制出感光计和密度计。1952年10月又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张黑白照相纸。
    1953年4月1日，我国第一家感光企业——汕头公元摄影化学厂建立，林希之任副厂长、总工程师。最初，这个厂只有15人。不久，国家正式投资扩建厂区，将现在汕头市永安街的53间民房改建成了新厂房。1955年5月开始，厂部办公搬到永安街96号。之后，新生产线采用双层浸涂式43英寸涂布机，生产能力得到提高。1956年7月建成菲林（胶片）实验车间并进行小型试产。经过2千多次的试验，终于在1958年2月投入批量生产。
    从那个时候开始，“公元”成了汕头人最引以为豪的一个符号，公元感光厂开创了新中国感光材料工业的新纪元。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公元厂成为全国感光行业的先驱及技术典范。1959年轻工业部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感光材料专业会议，宣告我国照相感光材料工业的形成，生产列入国家计划。大跃进后才建起来的厦门厂、上海厂以及天津厂，先后组团来汕取经。时任副厂长、总工程师的林希之毫无保留地将个人经验和知识传授给他们。1959年夏，前苏联专家茨维特柯夫来厂参观，盛赞钡地纸车间独特的沉降器设备，认为较之当时苏联水平还要先进。后来他通过轻工业部来要了资料及图纸，带回国去——开创了我国感光化工技术向外国输出的先河。
    在3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公元”人相继创造出第一张传真胶片、第一张卫星云图接收纸、第一张TB传真相纸，第一张示波仪记录纸……“公元”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林希之这位中国感光工业的创始人，共和国感光工业的拓荒者。林希之还先后倡办了职工业余学校和汕头感光化学专科学校。
    追梦之人，带着遗憾倒在梦开始的地方
    林希之早年患上了肺结核病，繁重的科研和经营工作更是让他的健康状况不佳，近乎伤残。他的夫人高女士曾回忆，林希之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由于右臂无力，经常会从车上跌下来，他从地上爬起来，又继续赶路。这在汕头，竟成一景。由于长期用脑过度，他还经常失眠，有一段时间竟常常通宵达旦，尤其当他正在攻克一项科研项目的时候，根本无法睡好觉，每天都得靠安眠药强制休息，后来安眠药服量逐日增加，只好从国外进口了一架电子催眠机。通过机械，帮助他获得短时间的睡眠。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既有外侨关系又是“反动权威”的林希之从一开始就遭到残酷迫害，他被关进“牛栏”，遭遇一次又一次的抄家，科研资料被销毁，实验器材被砸烂。那时候，他时常吐血、盗汗、痉挛、昏迷……1969年6月，看守的人怕他死在“牛栏”里，就把他放了出来。林希之一回到家里，就忍着剧痛，又埋头工作。他把家中的几个收音机拆成零件重新组合，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开始研究一种提高软片感光度的新技术。妻子不忍，林希之说：“活着就要工作。让我干吧，我能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一年的10月，秋天比往常来得更早一些，追梦的人带着遗憾倒在了梦开始的地方——48岁的林希之去世于自家老宅楼梯下一个没有阳光的小黑屋里，他的生命与事业一样都走到了最黑暗的尽头，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有完成任务。”
    2008年11月，广东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庆典晚会上，省摄影家协会特别对“广东省十大全国之最”的获得者以及被授予“奠基奖”、“, 传承奖”, 的广东老一辈摄影工作者进行了隆重而热烈的表彰，林希之的儿子林传真应邀替先父前去领奖。当主持人看到他手上捧着一个旧相纸盒，并得知是林希之亲手研制的我国第一张照相纸的包装盒时，激动地向所有人介绍：“这就是装着咱们中国自己研制的照相纸的盒子，他的创造者就是中国感光工业之父——林希之。”

57.

杜国庠，与郭沫若并称“北郭南杜”
□　蔡炫辉

    杜国庠（1889~1961）
    杜国庠，曾用名杜守素、林柏修、吴啸仙等，澄海莲上镇兰苑村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兼文教厅厅长、广东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院长、广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主任。
    留学日本接受新思想
    杜国庠的父亲杜建硅为晚清秀才，以教书养家糊口。杜国庠5岁时父亲去世，家庭生活更趋困苦。幸嫡娘吴清慈、庶母陈秋菊勤劳慈惠，省吃俭用，杜国庠7岁时才得以入私塾读书，受到较好的启蒙教育。
    1904年，日、俄帝国主义为争夺中国的东北爆发战争，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宣布中立。对此，15岁的杜国庠感到无比愤慨，在一篇策论中他极力主张收回东北主权，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情感。这篇文章被塾师的友人吴贯因看到了，对其大加赞赏。当时，吴贯因正在莲阳许厝岭梅私塾执教。他主动向友人提出让杜国庠到他那里免费就读。在吴贯因的指导下，杜国庠接触到上海出版的报章杂志，接受新思想，开阔了眼界。不久，吴贯因到县城景韩书院任教，杜国庠也被带到县城继续学业。
    1907年，18岁的杜国庠得杜氏大宗和邑中同善祠的资助，也东渡日本求学。1916年秋，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1919年毕业，取得经济学士学位。在日本期间，除了基本学, 业外，他广涉其他知识，特别是哲学。在帝国大学，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讲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使他体会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和伟大，从而开始确立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治学的志向。
    与郭沫若并称“北郭南杜”
    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读书时，杜国庠与郭沫若交谊甚笃，他们与彭湃、李春涛、王鼎新等组织“赤心社”，并在东京发起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示威游行。回国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并肩作战。在学术领域，杜国庠精研中国思想史，是中外知名的哲学史家，译著甚丰，与郭沫若并称“北郭南杜”。他们在先秦思想研究中，对于孔墨思想的评价有着分歧。郭沫若认为，西周是封建制，孔子是代表新生产关系的思想家，墨子代表的是保守的思想，持“崇孔抑墨”的观点。杜国庠则认为墨子才是革命的，比较全面肯定墨子的思想和影响，故郭沫若曾戏称杜国庠为“墨者杜老”。1965年6月18日午后，郭沫若专程从汕头到澄海澄城东门外墓地凭吊杜国庠。归途，郭沫若忆起与杜国庠半个世纪的交往，以及共同的革命追求和学术上的儒、墨各执一家之争，感慨系之，成诗一首：
    昨游桃花涧，君字见涂朱。
    今来澄海县，君墓木扶疏。
    结交五十年，相期马列徒。
    不惜破唇舌，不惮断头颅。
    天行有健顺，人力为乘除。
    不移复不屈，时还读古书。
    厚墨君虽异，薄儒我不殊。
    新天日月改，赤县起宏图。
    百家交争鸣，进步在谦虚。
    君德乃吾师，自愧殊不如。
    生花献一束，聊表寸心初。
    后来，郭沫若将此诗书成一横批，原迹藏于澄海博物馆，有关部门另摹刻上石，立诗碑于杜国庠墓之侧。
    建“书田制度”帮农家子弟入学
    杜国庠不仅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而且也是著名的教育家。
    1919年秋，杜国庠学成归国，经李大钊介绍，在北京大学任教，同时在吴贯因主持的内务府编译处兼任编辑。1925年春，由于北洋军阀对北京大学干预、操纵，学风日下。杜国庠深感“此非久留之地”，乘奔母丧之机，辞去在北京的职务，毅然回梓。
    回到家乡，杜国庠为杜氏崇德学校撰题《校训》。《校训》曰：“崇德吾母校，屹立于莲阳。学术阐明地，人才制造场。愿吾曹力学，亲爱聚一堂。”杜国庠强调“力学”、“亲爱”校风的形成，以期把学校办成“学术阐明地”和“人才制造场”。这是杜国庠早期教育思想的体现。
    为改善办学条件，帮助家庭贫困的农家子弟入学读书，杜国庠倡导并建立莲阳杜氏大宗祠的“书田制度”，即从杜氏大宗祠辖下的公产中划出部分田产，田租收入作为供杜姓子弟读书之用。杜国庠还亲手拟订《杜氏子弟就学奖励若干办法》，规定“小学生全部免缴学杂各费；初中生助稻谷6石；高中生10石；大学生20石（每石约150市斤）。”此举不仅在澄海各地起示范作用，对潮汕其他县份也有积极影响。原复旦大学教授、《文汇报》副主编杜绍文（当年“书田制度”的受益者）对此高度评价，认为“这在我国旧社会的农村中是一桩值得大书特书的创举”。
    开创澄中男女同校新风
    1926年8月，经校董会公推，杜国庠出任澄海中学第三任校长。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他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革新校政，破除封建陋习，接收澄海女师讲习所吴文兰、蔡楚吟等6名女生转学到澄中，打破澄海中学自1915年创建以来不招收女生的惯例，开创男女同校的新风，揭开澄中校史崭新的一页。
    在任期间，他大胆聘任李春蕃等一批进步教师到校任教，积极支持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学生到海丰学习农民运动经验，从中造就一批栋梁之材，为澄海中共党团组织的创建作出了贡献。
    把金中办成岭东“最精彩学校”
    1926年3月，杜国庠接受当时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委派，出任金山中学校长。一进金中，他便大力整饬校政，撤换反动教员，实行“民主治校”。通过充分酝酿，产生有教师、学生、工友代表参加的校务委员会，直接参与学校的重大决策。他们大清积弊，整顿校产，杜绝受贿贪污。
    经过整顿，清理积欠，增加了学校的收入，大大提高教职员工的待遇，增添了大量的图书、设备，使整个学校充满生机活力。在教育体制方面，杜国庠把过去初中四年制，改为高初中各三年结业的“三三制”；把高中部分为文、理、师范三科，切切实实造就人才，解决当地人才奇缺的问题。杜国庠在金山中学仅1年半之久，就把学校办成岭东“最为精彩的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杜国庠担任过多个党政领导职务，其中有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兼文教厅厅长、广东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院长、广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主任。他以大学为重点，组织教师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他珍惜人才，器重有识之士，以宽广的胸襟去团结有专长的旧知识分子；他作风深入，工作细致，谦虚随和；崇高的学术声望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使他成为教育界的典范。他为广东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58.

方十三，土改时逃匿汕头落网
□ 秦梓高

    方十三（1876-1951）
    方十三，本名方廷珍，因绰号矮仔十三，故又称方十三。字幼轩，普宁县洪阳镇人。一家数代，均系封建官僚地主。方十三祖父方源又名方小川，官拜满清千总，在嘉庆州带兵打太平天国兴王陈金缸部有名。其父方耀又名方辉，也因追剿太平天国农军有功而发迹升迁，晋参将，赐号“展勇巴图鲁”，官至潮州总兵和广东水师提督等职。
    方廷珍光绪年间考取府生员，清廷追念方耀有功荫其子方廷珍为户部主事官阶六品。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京城时，廷珍弃职仓皇逃回普宁家乡。网罗普宁城乡地主、恶霸、官僚乡绅，形成一个反动集团，这股黑势力还渗透到各部门，为所欲为。
    民国期间先后任过普宁县保卫团总局局长、潮梅清乡委员会委员、普宁治安委员会委员、清匪保乡委员等职。
    土改清匪方十三幸运逃脱
    1949年潮汕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第九团同兄弟部队，先后三次攻打普宁县城。8月16日第三次攻城时，迫得国民党县长方国柱弃城落荒而走，顽固反共的方十三父子也仓惶逃命。普宁解放后，县人民政府设署流沙，原普宁城改为洪阳市。
    1950年12月，普宁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部署土改运动并开展“清匪反霸、退租退押”的斗争。县委根据上级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1951年1月25日，在全县范围内逮捕了反革命分子269名，其中在反动势力根深蒂固的洪阳镇在当天就捕获了133人。但这个双手沾满人民血迹的方十三，却没有被缉拿归案。
    密藏于汕头怀安街被缉拿
    这时，普宁县公安局第一（洪阳）派出所职员连克，通过曾任国民党县执委、原先向我政府自新登记在案的方十三的好友，做其思想工作，晓以大义，使其认清形势，提供了方十三与另一案犯方紫亭同隐藏于汕头市某处，等收已出卖楼房的款项后，准备逃往香港这一重要线索。
    连克马上向派出所长郑辉和县公安局长伍乘山汇报。相关单位立即派出专人前往汕头市向公安局通报。
    这时刚好汕头市政府留用旧人员林生耀检举了方十三密藏在怀安街某号，白天不敢出门，夜晚有时还化装出来为人算命看五形。经汕头公安局缜密侦查，将在案潜逃的方十三和方紫亭二犯同时缉拿，并于4月押交普宁公安局究办。
    检举控诉恶霸苦主泪满襟
    县领导认为应抓住惩处普宁首恶方十三这一契机，进一步发动群众，深挖阶级敌人，扫清人们对敌斗争思想障碍，使土地改革顺利开展下去。同年7月18日成立县镇反资料展览筹委会，组织编写方十三四代罪行录。并从8月1日起在流沙、洪阳等地展出。全县有12.7万群众观看。洪阳镇也于8月9日成立“镇反”动员委员会，进行检举与控诉方十三的罪行。
    仅10多天，洪阳镇便举行了大小控诉会126次，参加会议人数有24265人次，会上控诉苦主307人。受苦难深重的八乡山人民，举行了控诉会99次，参加人数68919人次，诉苦苦主1668人，到会人们都流下心酸的眼泪，激起了仇恨的吼声。苦主王奴仔婶诉苦到晕倒。八乡亚八婶一诉苦就哭泣，双眼哭得发肿，肿得像苦桃一样，方十三的民愤之大，由此可见。
    1951年秋天，普宁县的反霸斗争如火如荼。8月21日普宁、潮阳、揭阳三县代表4万多人，云集普宁一区洪阳镇乌犁山塔脚圩的山坪，公审普宁封建恶霸地主、官僚劣绅方廷珍。依法判处方十三极刑，就地正法。这是普宁人民解放翻身后特大喜事。大长人们志气，大快人心。会后2万群众举行了浩浩荡荡的大游行，庆祝反霸斗争的伟大胜利。

59.

老舍，动人诗篇留潮汕
□　林伟光

    老舍（1899-1966）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老舍有文学语言大师的称号。其中包括三万多字的小说，42部戏剧，约300首旧体诗等。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和话剧《茶馆》等。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
    我国人民艺术家、著名作家老舍先生，1962年春天，与著名剧作家田汉、阳翰笙、张庚等南来潮汕，一路旖旎风光，风土人情，欣欣向荣的景象，以及独具魅力的潮剧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和良好的印象，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饶的生活素材与灵感。此行，他们都留下了十分动人的诗篇。
    老舍潮剧诗有几首    
    不说其他人，只说老舍先生，他此次的潮汕行，究竟创作了几首诗歌？我们如今仍然不时提起的，是他赠予广东潮剧院的两首七绝：其一曰：莫夸骑鹤下扬州，渴慕潮汕几十秋。得句驰书傲子女，春宵听曲在汕头。这一首写他游潮汕夙愿得酬的欣然，还有对潮汕喜欢的心情，欣赏潮剧时陶醉的愉悦心境。可谓通篇都围绕一个喜字来展开。其二曰：姚黄魏紫费评章，潮剧春花色色香。听得汕头一夕曲，青山碧海莫相忘。这是专为潮剧而写的，这南国奇葩，独特的美令他沉醉，这里有新鲜的艺术冲击，有眼花缭乱的忙不迭的欣赏，有都觉得好的美丽印象，与心心相印的难忘。或者，其间不无客气之处，却也多少可见出老舍先生对潮剧的钟情与入迷。
    这一路走来，可以看出他们的心境是放松与快乐的，处处生机，处处崭新的景象，又怎不令他们倍感欣然？一路上，他们不但饱览南国美丽而生动的风光，更观赏了不少潮汕各地潮剧团精彩的表演。在普宁他有诗咏在“流沙观潮剧”的情景，诗曰：春宵鼓板动流沙，绝唱倾城放百花。古调新声春永在，岭南儿女尽名家；又有一首是赠澄海某潮剧团的，诗曰：鲜花翠柏喜同堂，澄海春风百卉香。一曲宋元遗韵在，冠山韩水此情长。如此一而再地咏赋潮剧，这可以说是较少见的，由此可证，一者老舍先生等几位艺术家，此行仿佛是专为考察潮剧艺术而来的；二者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潮汕地区潮剧艺术之欣欣向荣，也历历如见；三者潮剧的精彩表演倾倒了老舍等艺术家，他们是由衷地赞赏。这可以说是潮剧由草台班向艺术的殿堂转化的一个划时代的时期，很值得治潮剧史者的注意。
    这几首写潮剧的诗，有几个意象，老舍先生不惜一而再地重现：其一是春宵，这是良辰；其一是鲜花，不但符合春天的节令，也是潮剧蓬勃与灵秀生动的表演给老舍深刻的艺术体会——或者潮剧因此也有了“南国鲜花”的美誉。其一是古调新声，潮剧来于南戏，溯源古老，声腔、表演都让人有宋元遗韵的感觉，而这古调却也不是泥古不变的，随时代的变化，它吸收了民间朝气蓬勃的元素，融合时代的精神，所以它充满了创造性的活力。
    不该遗漏的一首诗    
    但老舍先生的潮汕行，就只写下以上的诗吗？或者大多数人都会如此认为，我所见过的也多只是这几首而已。其实，却是不然的。近日我读黄苗子的书《世说新篇》，其中的“老舍的诗”一文中就又收有一首，曰“经过汕头赠梅阡”：
    橘柚花香迎客舟，一帆春雨渡汕头。
    海门四望千峰涌，港口雄开万里流。
    弦管倾城唐宋曲，嵌雕绝技鬼神愁。
    红棉白鸟诗情在，况有潮声微似秋。
    此诗让我们眼界大开，无疑的与以上的几首绝句比，意境及内涵都更为阔远。这是一首写潮汕的好诗，包罗的内容更丰富，写出了潮汕的海光山色，花果飘香，港口、海门莲花峰的宏大气象，以及嵌瓷木雕的精美绝伦和潮剧的悠悠古韵，尤其这一句“红棉白鸟诗情在”，多么富于情趣，有情有景，有趣味有诗情，不但景色如绘，可见他小说家的敏感与白描功夫，而且诗情画意交织，是诗更是一幅生动的画卷。
    我们不知道，如此之好诗，在潮汕却为何鲜见人提起，这是什么缘由？于此诗老舍先生该是满意的，他写来赠予梅阡，即可证明。梅阡（1916-2002），不是潮汕人，乃天津人，生前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北京人艺导演，曾改编执导过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老舍这人敦守古礼，很会广交朋友，不少人都深深地感受到他的挚诚。每年花开时节，他都会邀请朋友到家赏花饮酒。或者因为改编执导过他的作品，故与梅阡有深厚的友谊，却也是正常的。所以，老舍先生才把这首写汕头的得意之作写赠给他。
    老舍生于老北京，满族人。父亲是北京城的一个守门兵卒，死于清末八国联军入侵之役，在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里有生动的描写。老舍后来虽也留过洋，回国后也到大学当教授，成了作家，但心中始终有一种平民思想，热爱民间文艺，乐与艺人交友，他还写过曲艺呢。这一艺术取向，也使他热爱京剧等传统戏曲。因此，他对潮剧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与热爱，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而他对潮汕恐怕也不是完全陌生的，或恰如上诗所说的“渴慕潮汕几十秋”，这可能是写实。于是，这回终于得偿所愿，当然其快何如了。何况，又刚从萧瑟满目的北方来，这“橘柚花香”，风物都令人耳目一新的南国海滨城市，又如何不令他感觉处处生动，处处新鲜？并由衷地欣喜。我们常说，言为心声。这首诗就可以说，正是心声之作。
    老舍先生海内海外走过的地方不少，什么奇妙的风光没有见过？却如此喜爱和欣赏潮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但愿我们不要忘记这位老朋友。

60.

罗清桢，在新兴版画运动洗礼中永生（上）
□　黄羡章

　　▲罗清桢在汕头体验码头工人生活时的作品——《在码头上》。
　　▲《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选用罗清桢版画作品之一：《战声》。
　　▲《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选用罗清桢版画作品之二：《准备收复失地》。
　　▲罗清桢

    编者按：中国新兴版画运动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鲁迅倡导发起的，此期间涌现了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木刻版画家，广东兴宁人罗清桢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是鲁迅有关“汕头”的提示，铸造了罗清桢艺术成就的辉煌。汕头工人的艰辛、市井的风情，成为罗清桢艺术创作的精神动力和生动题材。为此，本报特约黄羡章先生撰写此文，特分上下两期刊出，以飨读者。
    木刻版画，简称“木刻”，是版画的一种。指用刀在木板上雕刻画，然后拓印出来的一种图画。我国木刻版画已有近千年的历史。长期以来，木刻版画都是复制绘画作品，即绘、刻、印都是分工制作。直到上世纪30年代初，由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掀起，才开始由版画家一人自任绘者、刻者、印者三职。这一变革，使画家的艺术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开启了我国版画史上崭新的一页。
    梅州在我国新兴版画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出现了一批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版画家，其代表人物有罗清桢、陈铁耕、罗映球、温涛、钟步卿、陈卓坤、张慧、荒烟、邓启凡、黄山定等。在这些人物当中，罗清桢又是最具代表性、在我国现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木刻版画家。《中华民国历史图集档案》“抗日题材美术作品”选用24幅木刻版画，其中属于潮梅籍版画家的2幅作品，都是罗清桢创作的。“他的木刻多用精细的线条纯熟的刻技而取上乘，其精细处可称为三十年代中国木刻的开山祖，在当时国内木刻无出其右者”。
    
    鲁迅：艺术征程上的引领人
    
    罗清桢，1905年出生于广东兴宁县宁新高陂仔村一户贫穷农家。从小生活困苦，热爱劳动，勤奋好学，尤喜爱绘画，读中学时就以善画人物炭画而受称誉。中学毕业后，受聘在乡村担任小学教员，以微薄的报酬维持生活，积攒继续深造的学费。1926年夏考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西洋画专业。因经济困难，中途曾两次辍学回家乡教书，直到1931年才毕业。
    回到家乡的罗清桢先后应聘在梅县丙村中学、松口中学任教。走上中学讲坛，罗清桢更广泛地接触社会，眼前的一切让他思想十分苦闷。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乡村的凋敝，百姓的饥寒，他深感世道不公，怀疑自己美好的青春、生动的画笔，究竟能在这个社会起到什么作用。诚如他所说，“回到乡间，哑了似地过了许多日子”。
    翌年，也许是对社会现实的茫然与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交织的激发，罗清桢受同乡同学陈铁耕的启发，了解到鲁迅正在竭力提倡新兴木刻版画运动，并第一次看到鲁迅编印的木刻《士敏土之图》。该书收入法国青年木刻家梅斐尔德为小说《士敏土》所作的10幅木刻插图，是鲁迅于1930年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的。鲁迅把原拓版画以珂锣版精印于夹层宣纸上。画面黑白强烈，刀法犀利，作者的思想追求在画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时，茫然、郁闷的罗清桢心头为之一振，“积聚在胸中的愤怒和痛苦，将会有办法完全发泄出来了”。
    从此，罗清桢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上，制刻刀，磨木板，起素描草图，刻图画，夜以继日，不到半年时间，就刻出50多幅木刻。他挑选出其中比较满意的10幅，拓印成册，套上《清桢木刻一集》封面，寄往上海向鲁迅请教。无时不关注木刻、一贯爱护青年的鲁迅收到罗清桢的作品亦十分高兴，从作品中见到一位初学者对木刻版画艺术的热爱与追求。立即复信给予鼓励，肯定作品的优点，指出画中的不足。得到鲁迅的指导，罗清桢欢欣鼓舞，更坚定走木刻版画艺术道路的决心。
    1934年暑假，罗清桢从家乡经汕头乘轮船到达上海，由朋友引荐在内山书店拜访鲁迅。鲁迅关怀这位生活清贫而艺术精神富足的青年，给予热情的接待和直接的指导。罗清桢从导师的身上看到希望和力量。以后，凡有新作，必向鲁迅求教。鲁迅亦有求必应，不厌其烦，像园丁呵护一颗幼苗成长那样扶植这位青年。从题材选择、创作思想，乃至每幅作品，鲁迅都给予具体的指导。如对罗清桢《挤兑》、《起卸工人》和《黄浦滩头》三幅作品，鲁迅以带着谦恭的言辞指出：“倘许有所妄评，则愚见以为《挤兑》与《起卸工人》为最好，但亦有缺点：前者不能确显出银行，后者的墙根之草与天上之云，皆与全幅不称”；“《黄浦滩头》的烟囱之烟，惜不与云相连”。罗清桢按照鲁迅的指示，对这几幅作品进行修改，其中《黄浦滩头》原描绘岸上人群向客轮招手，但烟囱之烟因木板宽度限制而无法接上，罗清桢就索性另刻一幅，把立体人物改为两个搬运女工送完行李步上码头，使其生活气息更浓，并将其改名为《在码头上》。罗清桢的修改受到鲁迅的肯定并再次复信：“经修改后，……比初印为好了。”
    鲁迅对罗清桢的指导是全方位的。就连拓印时的用纸都提出看法，建议最好用中国宣纸，还教他拓印时用墨的浓淡、磨拓轻重等方法。每见罗清桢有所进步，鲁迅又不时予以鼓励并提出新的要求：“先生的作品，是前途大有希望的。”
    从罗清桢第一次向鲁迅寄送作品开始到鲁迅逝世，不到4年时间，鲁迅共收到罗清桢作品100多幅，罗收到鲁迅信函达30多封。鲁迅还多次寄赠《一个人的受难》、《引玉集》、《新俄画选》等多种刊登有外国优秀作品的珍贵画册给罗清桢。在鲁迅的介绍下，罗清桢还到日本学习版画艺术，拜访日本木刻名家，观摩版画作品。
    鲁迅的引导，国外的学习，创作的实践，使罗清桢深刻理解鲁迅“绝不马虎下刀”的真谛，一改原来比较粗放的刀法，向精细严谨的画风发展。这一转变，使罗清桢不论是创作思想还是表现技法都出现一个飞跃。1935年，他的木刻“第三集”问世，鲁迅将其中部分作品选送参加平津“全国木刻联合展览”。罗清桢在全国美术界崭露头角。
    罗清桢没有辜负鲁迅的期望，他不仅用自己不断进步的作品来报答导师的关爱，亦用深厚的感情来报答恩师的恩惠。1936年5月，鲁迅不幸病逝，远在大埔的罗清桢悲痛万分。他组织百侯中学师生举行报告会，追忆这位伟人对新文艺立下的丰功伟绩；他把鲁迅的书信、手稿以及有关资料集中起来，举行展览会，激励师生学习鲁迅，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树立为祖国、为民族贡献力量的信念。
    鲁迅逝世后，夫人许广平在报上刊登启事，征集鲁迅书简，罗清桢立即去信表示支持，并将鲁迅生前写给他的信函全部寄去，使《鲁迅书简》顺利、快速出版。许广平在该书“编后记”中特别提起：“记得鲁迅先生刚逝世不久，曾经登报征求远近好友给我帮助，……那时见报就响应我的要求，最先寄给我多是木刻界的朋友，其中罗清桢先生就是一位。……而待到现在书简出版，罗先生却逝世，不及亲眼者，诚属憾事。”由此可见罗清桢与鲁迅、许广平感情之深。
    我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初由鲁迅在上海倡导发起的。20世纪20、30年代，欧洲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艺术流派泛滥，并在我国艺坛上产生较深的影响。而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对中共革命武装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采取政治高压手段，禁止进步书刊，封闭进步书店，迫害进步文人。这些严酷的文化环境，激发了顺应时代潮流、秉承正义的鲁迅在繁忙的文学战斗中，抽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竭力提倡版画。鲁迅认为，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稍带进步色彩的文艺都遭禁止和压迫，把革命的木刻夹在风景、静物、插图中展出，变“不合法”为合法；“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
    十分明显，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一经掀起，就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问世，是倡导者鲁迅心系民族解放、人民命运、国家兴亡的产物。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罗清桢有幸生长在这一时代，在鲁迅的关怀、指导下成长为我国现代著名的木刻版画家。这正是他关注社会、向往革命、追求艺术、心灵与鲁迅相通的缘故。

61.

罗清桢，在新兴版画运动洗礼中永生（下）
□　黄羡章

    汕头：艺术生命的生长地
    在活跃于我国新兴版画运动的青年木刻家中，罗清桢与众不同，不像黄新波、陈烟桥、陈铁耕、力群、温涛等，工作、生活在版画运动同时亦是文化的中心上海；不像李桦、赖少其，植根于华南重镇广州，而是从上海艺专毕业后，一直在潮梅几所中学任教。投入新兴版画运动的前期，罗清桢作品的题材倾向于刻画人物，描绘社会行业的居多，关注地方尤其是地域中心的汕头的景物少。这对一个高水平的版画家来说，是不够的。
    针对这些问题，鲁迅在给罗清桢的信中提示他：“何不取汕头的风景、动植、风俗等等，作为题材试试呢。地方色彩，也能增加画的美和力，自己生长其地，看惯了，或者不觉得什么，但在别地方人，看起来觉得非常开拓眼界，增添知识的，……而且风俗图画，还于学术上也有益处的”。
    罗清桢是梅州人，主要活动地在梅州地区乃至相邻的大埔县，鲁迅却要他选择汕头的风物，将汕头当成罗清桢的“生长地”。不了解潮梅地域的人也许不甚明白。当年的兴梅与潮汕虽然分属客家和潮州两个不同方言区，但潮梅共同的母亲河韩江、联结外部世界的共用口岸汕头，像一条紧密的纽带，将两个地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经济互补，社会融合，人员相通，开埠于1860年的新兴城市汕头的崛起，就凝聚着梅州人的心血。民国年间，几乎所有往省城、京沪乃至全国各地，远至南洋求学、谋生、从戎的梅州人，都必到汕头乘船。由于汕头的知名，当年梅州人填写籍贯时，“汕头兴宁”、“汕头松口”、“汕头大埔”，都是常见的字眼。不言而喻，鲁迅所说的汕头，就是潮梅的中心。
    鲁迅的点拨，为罗清桢作品的创作题材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1938年暑假，他带上笔杆、纸张等素描的用具，从任教的大埔百侯中学出发，沿韩江往潮州、汕头考察。一路上，他被韩江两岸的风物所吸引，起伏的山峦，苍翠的林木，穿梭的船只，湍急的江流，无数的版画素材在脑子里酝酿形成。到了汕头，他干搬运，学装卸，与工人促膝谈心，体验码头工人的生活；他走街串巷，问亲友，访同行，拜老乡，了解市井百态。家乡的风物，生活的体验，使罗清桢创作的激情又一次迸发，一连创作了《韩江舟子》、《爸爸还在厂里》和《挣扎》等20多幅作品，汇编为《清桢木刻第二集》寄送鲁迅。
    对于罗清桢选取“地方色彩”题材的作品，鲁迅给予充分的肯定。为提高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鲁迅对其中的画面又提出建言：“《韩江舟子》的风景，极妙，借拉纤者与船，不能同时表出，须阅者想象，倘将人物置得远些，而亦同时看见所拉之船，那就一目了然了。”鲁迅的点拨，使罗清桢心头一亮，立即对作品进行修改，可惜因板面限制，原作已无法再在原版上修改，他就根据鲁迅的意见，重新刻了一幅，改名为《松口风景》，把画面转个角度，将拉纤者与船同时出现在一条堤岸的斜线上，构图更加生动。鲁迅觉得他修改得好。后来，将《松口风景》等几幅作品，收录在他主编的《木刻记程》画册里。
    鲁迅的指引和关注当地风物创作的成功，罗清桢再次受到鼓舞。他将这次韩江、汕头之行的另一幅素描作品作进一步的提炼，创作出他平生的代表之一《逆水行舟》。这幅作品描写6个船夫艰难地迈进在韩江河滩上，用肩膀和胸脯使尽全力地拉着一根缆绳，伛偻着身躯匍匐在江边，声嘶力竭地拉引着载重船只的情景，烘托劳动人民的努力与艰辛，令人震撼。
    潮州、汕头之行还孕育出罗清桢另一幅名作《豪饮》。罗清桢的家乡兴宁高陂仔村，有一个小时候从潮汕卖到村里的农民，养父母去世多年，孤身一人以“驶牛”为生，因姓潘，村里称他为“潘潮州”，40多岁还没成家，光棍一条。罗清桢在田里见到他在“驶牛”，站着看了很久，见到他“驶牛”间隙端起瓦壶喝茶水，可惜茶水已喝光，倒了半天才流下一两滴，无可奈何地放下茶壶又“驶牛”去了。罗清桢被这一画面感动了，认为这是反映劳动人民艰难困苦的生动题材，立即把这一情景画下来。看到这画的人都说画得生动，无不怜悯“驶牛”人。有人还去告诉“潘潮州”，你入画啦，“潘潮州”听后亦十分高兴。
    鲁迅指出，新兴木刻“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一致的要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鲁迅的教导和鼓励，成为罗清桢创作力量的源泉。以“生长地”为题材的一系列创作实践，使罗清桢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木刻版画创作，不仅要有特殊的造型艺术，而且还要具有特殊的题材内容。首先要以反映社会现实、时代特征的人民大众生活与斗争为创作的主题；木刻版画家所关注的，必须与人民大众关注的要求相一致。这样，木刻版画才显示出其强大的感染力。  
    抗战：艺术成果的火与血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的革命统一战线形成，潮梅各地掀起抗日救亡宣传的热潮，绘画、标语成为主要宣传形式。正在大埔百侯中学任教的罗清桢，转向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创作，他把爱好美术的师生组织起来，成立“百侯木刻研究会”，编辑出版《木刻阵地》杂志，带领师生走遍大埔城乡，到处书写抗日标语，拓印宣传画和国难地图，将中共抗日领袖毛泽东、朱德的大幅头像画在最显眼的地方。在百侯中学校长罗明的支持下，他参加饶和埔战工队，在闽粤边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创作了《残酷的轰炸》、《全国总动员》、《准备收复失地》等鼓动性强、艺术水平高的作品；联合当地的抗战诗人协会，在画中配上朗朗上口的客家方言诗歌，印成卡片，广为散发，受到民众的喜爱。
    在抗战形势的感召下，罗清桢成为一个不知疲倦的革命战士。他所到之处，那里的墙壁上就布满抗战的图画和标语。1938年寒假，他一回到兴宁家乡，第二天就把当地的青年组织起来，带领他们到乡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还教青少年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对群众进行鼓励人心的演说。在抗日宣传中，罗清桢深切体会到鲁迅大力提倡连环画创作的意义，觉得它表现事物的连贯性与完整性的特点，更能增强画作表现力和感染力；而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犹如一幅幅战斗的画卷，这正是连环画创作的最好题材。在这期间，他创作了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的《抗战三部曲》：表现朱德总司令威严的《总动员》、团结抗日的雄壮队伍《出发》和中国军民英勇抗敌的《突击》。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在偏于东南一隅的潮梅地区，罗清桢独树一帜，选出人们未能选出之题，敢画别人不敢作的画，尤为难能可贵。抗战洪流在罗清桢身上，犹如一座火山，在他的创作灵感的火苗激发下，不时迸发。
    投身抗战的热情，激发罗清桢创作更多的以抗战为题材的作品的宏愿。1939年春，他和荒烟等几位青年，经赣州、吉安到达赣北上高，在罗卓英第十九集团军从事战地宣传工作，在前线创办《战地真容》半月木刻画刊，至1941年初，不到两年时间，就出版了30多期。其间，罗清桢先后完成《菜刀下的鬼子》、《敌后行》和《一个难童的故事》等10几组连环画。作品揭露日寇的残暴，讴歌我抗战军民的英勇，反映老百姓的深重灾难。这些作品，有力地鼓舞着前线将士英勇杀敌、抗战到底的决心。
    正当罗清桢满怀豪情全身心投入抗战宣传，实现生平宏愿之际，由于他在前线与苏联顾问联系频密，将作品委托顾问与苏联作品的交流；流露出向往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到那里学习的愿望。因此引起十九集团军顽固派的忌恨、迫害，将其软禁、审查。1942年春，罗清桢愤而以养病为由返回大埔百侯中学重执教鞭，而大埔反动当局继续拘押他。由于受到迫供、拷打，罗清桢内脏受伤，导致进食困难。当年秋，不得不回兴宁高陂原籍疗伤，因缺医少药，贫病交加，1942年11月25日，罗清桢在家中去世，年仅37岁。
    一个出生于贫苦家庭，生长在灾难深重的中国，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追求艺术的真谛，实现人生理想，孜孜不倦，呕心沥血的青年艺术家；以年不及40的青壮年，殁在贫困的折磨，死在团体的偏见、当局的迫害上，无不令人唏嘘叹息！
    罗清桢的生活、艺术道路是艰辛的。其实，他受团体偏见的歧视不是去江西才开始的，早在1936年的松口，由于他在学校宣传新兴的木刻艺术，传播革命思想，反对学校当局对学生的奴化教育，就被松口中学解聘而丢掉饭碗。直到翌年，才被由革命家罗明任校长的大埔百侯中学聘任。而在梅县松口中学编年史大事记中，却只记载罗清桢“1931年春，罗清桢来校任教，负责艺术、地理科教学”；还有他在校宣传革命思想，利用暑假，拜访鲁迅先生；学生“捐献程仪”，到日本学习版画艺术等等。没有记载他被学校解聘的事件。
    至于罗清桢在江西、在大埔被迫害的情形，较早详尽叙述其经过的是丰顺籍的著名木刻版画家罗忠翰。上世纪80年代在《新美术》杂志上发表了他论述《罗清桢的木刻艺术》的文章，文章披露了罗清桢在赣北抗日前线与苏联顾问时相过从，“因此竟被反动头子罗卓英怀疑和迫害”；“回故土执教。反动头子罗卓英仍不甘罢休，指使其部属把他抓去秘密审讯，灌辣椒水严刑吊打”。罗忠翰作为继清桢等前辈之后，而且对版画艺术深有研究的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第二代版画家，他关于罗清桢受迫害情形叙述应是可信的。此后凡见诸报端的有关罗清桢被迫害的文字，都沿用吴忠翰的说法，只是言辞隐晦了，仅说他因为报导“抗日事实”、“抗日言行”而受到“政治迫害”；将“反动头子罗卓英”换为“国民党当局”。
    也许是不同时期政治环境的变化，抑或罗忠翰叙述的细节还有出入。笔者以为，“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吾辈无须对罗清桢受迫害的原因及其经过寻根问底，因为，可以肯定的是，罗清桢死于生活的贫困、死于追求艺术理想的坎坷道路、死于投身革命的恶劣环境。那是我们永不会忘却的时代。
    罗清桢离开这个世界已经70多年了，而他的名字、他的作品、他的精神，是永生的。为纪念这位为版画艺术作出重大贡献的艺术家，1980年，他的家乡兴宁的一批老中青美术工作者，成立“清桢版画协会”。该组织成立30多年来，继承和发扬新兴版画艺术的光荣传统，新人辈出，佳作频传，为推动新时期我国木刻版画艺术的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倘若罗清桢有知，那亦应当含笑九泉！

62.

林虎，“七·二九”汕头空战指挥者
□　吴游

    林虎
    林虎，1927年生，祖籍山东招远，原本不姓林。生父早年为生活所迫，闯关东到哈尔滨，在一个白俄家中扛活，与林虎的生母（俄罗斯姑娘）相爱结婚。林虎童年时，父亲外出做工被冻死，不久母亲和弟弟也被霍乱夺去了生命，姐姐被人领走。林虎被送进了孤儿院，后被一姓林的人家收养，1938年，不足11岁的林虎参加了八路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毕业于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后任东北军区航空处飞行队飞行员、空军混成旅飞行大队大队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空军副团长，曾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后历任军区空军飞行技术检查主任、空军师长、军区空军军训部部长、空军副军长、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学院副院长、空军副司令员。1988年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1958年7月30日，美国合众国际社一则电讯称：“超音速的共产党米格-17型飞机，昨天在台湾海峡上空进行了一次使国民党人透不过气来的一边倒的‘三比零’战斗……”这则新闻报道的就是当年发生于汕头上空的729空战。该战我军的直接指挥者就是后来担任空军副司令员的林虎将军。在其著作《保卫祖国领空的战斗》及历次接受媒体、作家的采访中，林虎对该场空战及其前期相关事件有比较详细的讲述。
    国庆日在汕成功指挥伏击战
    1956年，台湾国民党飞机在汕头一带活动频繁。我军在汕头的澄海外砂修建了机场，但那时还没有进驻飞机，空中防御非常薄弱，机场和汕头地区常遭受敌机空袭轰炸。林虎时任空军18师师长，汕头、粤东一带属该师防区。为尽快扭转防区防空作战的被动局面，林虎与师政委彭由、参谋长张岱松讨论拟定，并经广州军区空军首长批准，准备采取奇袭战术，捕捉战机主动出击，把来犯敌机歼灭于我防区之外。是年夏，林虎带领参谋人员，多次从广州来到汕头外砂机场实地调查。他们查看了机场设置情况，观察敌机低空窜扰汕头的活动，走访了解在汕头地区设防的高炮111师作战情况。又在惠阳机场进行了调查。决定在惠阳机场设师辅助指挥所，在汕头机场设前进指挥所，并在汕头前进指挥所室外架设高于周围障碍物的临空指挥塔台，开通雷达线路，以便临空指挥空战。林虎还在国民党飞机必经航路的一个小树林里搭了个高台，用竹竿绑扎了十几米高的四根柱子，披上伪装，每天带两个参谋爬上去，在摇摇晃晃的高台上一蹲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观察敌机来回的方向。以后又加上一些必要的技术侦察，对敌机活动的规律摸得相当熟。
    1956年9月，林虎调所部54团1、2大队先后隐蔽进驻惠阳机场，他自己带领一个精干的作战班子，于9月26日到达汕头前进指挥所。10月1日下午，林虎获悉情报：蒋空军F-84飞机4架飞向粤东巡逻侦察。16时3分，警戒雷达通报发现敌机，林虎即下令1大队大队长赵德安率4架米格-17飞机自惠阳机场起飞，赴汕头以南靖海战区。随后又令2大队大队长杨桂华率4机起飞，掩护赵德安4机作战。在林虎的地面指挥下，我机在汕头市东南的海门湾海域打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战，经过6分多钟激烈的盘旋咬尾格斗，我机击落、击伤敌F-84飞机各一架。战斗结束后，赵德安4机安全降落汕头机场，杨桂华4机返回惠阳。
    “七·二九”汕头空战再获大捷
    上述空战之后，林虎与参战同志认真总结了经验，听取了大家对地面组织指挥的意见，从而为1958年7月29日在同一地区、以同一机型，取得扬名中外的“三比零”空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1958年7月19日，林虎接受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命令：配合炮击金门的作战行动，调18师一个团到惠阳，一个团进驻汕头。林虎首先带一个作战班子到汕头，冒大雨拖雷达上山架设，另在庄龙山下过去修建的指挥所布置指挥系统、通信系统。7月27日，54团一个大队冒雨低空秘密飞到汕头，准备打一次伏击。当天和28日，国民党飞机都来侦察过，我机伪装得很好，没有被发现。
    7月29日，粤东沿海浓云密布，林虎命令把侦收国民党飞机频率的机器搬到指挥所，他戴上耳机，直接听国民党飞行员相互间及同地面指挥的通话，侦听到有敌机自台南起飞，进入澎湖海域。11时04分，林虎下达战斗起飞命令，4架米格-17战斗机从汕头外砂机场升空，飞向待战空域。大队长赵德安长机带队，飞行员黄振洪、高长吉、张以林依次跟进。指挥所内，林虎全神贯注在雷达荧屏上，终于等到了，敌人4架F-84飞机低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
    “看见了，两架！”11时11分，高长吉在右上方5000米处首先发现敌机，兴奋报告。     “是四架，不是两架！”林虎在地面及时提醒空中注意，“你们周围没有其他情况，大胆攻击！” 四对四，旗鼓相当，势均力敌。但我机的突然出现，使敌人措手不及。战斗全过程总共6分钟，我方打得干脆利落，高长吉击落敌机一架，张以林击伤一架，该机勉强飞到马公附近栽入大海，赵德安也咬住一架，连续开炮三次，敌机背部中弹，摇摇晃晃向东南方飘去。整场空战敌方四架F-84毫无还手之力，未能找到机会发射一发炮弹。
    当4位功臣胜利返航回到汕头机场时，蜂拥而至的地勤人员把他们举过头顶，抛向空中，接住、再抛，一片“噢”“噢”的欢呼声响彻机场的上空。毛泽东、彭德怀获悉捷报都很欣喜，勉励部队再接再厉。空军领导聂凤智给林虎的指示是：“今天晚上赵德安那个大队可以喝点酒”。
    不久空军领导给予有功人员提前晋衔奖励。八一电影制片厂还将此次空战拍成电影，片名就叫“三比零”，在全国公开放映。 

63.

林运喜，首个走向国际的潮汕鼓手
方晓旻

    林运喜（1924-1999）
    林运喜，籍贯揭阳，1924年在汕头出生。潮州大锣鼓演奏家。汕头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馆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管弦乐协会会员，广东省音乐家协会理事，汕头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艺术比赛（潮州大锣鼓）金质奖章获得者之一。
    冬日的午后，阳光透过树叶，在地上留下一片斑驳的影子，行人熙熙攘攘的步行街显得格外热闹。就在金新路步行街一栋30余年的老宿舍里，50多岁的林志鹏边泡工夫茶，边回忆老父亲，窗外金砂公园里响起丝竹锣鼓声，悦耳悠长……
    林志鹏的父亲就是潮汕大锣鼓的“一代宗师”林运喜，他的一生，与潮州音乐发展紧紧相连，他将潮州音乐带到世界多个地方，他是一名专业乐师，更是一名受人尊敬的老师。
    学庙堂经乐，踏上民间艺术道路
    1924年，林运喜在汕头出生。父亲林来德经营粿条为生，他本人自幼喜欢敲锣打鼓，拉弦唱曲，遇到邻里乐间及纸影班偶有活动，他就聆听到深夜，勤劳好学的他主动煮茶扫地，争取参加打击小乐器，后来又参加酒楼走唱演出。1940年，在福合埕打工的林运喜参加醒狮队打鼓，隔年适逢延寿善堂组建经乐队，他被选中，学习庙堂经乐，至此开始踏上民间艺术的门槛。
    林志鹏从书房中找出父亲的一篇自传手稿，当中有这样一段话：“1942年潮汕饥荒，潮州大锣鼓师邱木喜（阿奴）来善堂任乐师，同时组建潮州大锣鼓班，邱老师系名师邱候尚的堂弟，同一流派，我有幸在几经考核中，被选为学习打鼓，有这样高水平的老师执教，真系如鱼得水。当时善堂中午吃地瓜，我关心他有胃病，把地瓜拿回家，让家里人吃，他在家吃稀饭，自此连续三年，日夜勤学苦练，白天肩挑果条，边唱曲谱，停下来时则学习敲击，晚间集体学习后，师徒又复习至深夜，在邱老师的精心教授下，我学习了潮州大锣鼓的大部分套曲。不幸的是1945年老师因病逝世，留给我一本手抄大锣鼓簿和一支哨呐，更可贵的是传授给我潮州大锣鼓艺术。在这时候，我还拜潮剧名鼓师林炳和为老师，学习潮剧击乐……”
    从那时候，林运喜老先生便与潮州音乐结下不解之缘。
    赴俄罗斯参赛，《抛网捕鱼》摘金质奖章
    新中国成立后，在双百方针的照耀下，群众文化广泛发展，林运喜积极参加宣传活动，教锣鼓，排练戏剧又参加潮乐改进会社会活动，在前辈的指导下，鼓艺逐步提高，但他经常感叹：“书只读过五年，有时不免力不从心。”
    1954年中南海军文工团来汕访问，林运喜在招待晚会演出中得到赞赏。随后他被聘为中南海军文工团辅导员，并随团到北京集训和演出。在林运喜的自传手稿中称：“这是我的一次机遇和机会，我在副团长艺术家纪良同志的热情帮助和精心培训下，学习乐理和各种课程，收获甚大。”当年回汕后，他到市文化馆文艺组工作，任地区潮州音乐代表队司鼓，随广东省文化代表团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演奏的《庆丰收》入选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这是我最幸运的又一次机遇和转折，也是主客观的具体反映，没有这次赴京演出，就没有机会到中南海向首长演出，也很难被选中赴莫斯科参赛。”晚年的林运喜曾如此回忆到。
    1957年，林运喜被派往北京参加赴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艺术比赛节目排练，与蔡余文合作整理、编排的潮州大锣鼓《抛网捕鱼》和小锣鼓《画眉跳架》、《粉蝶采花》参赛。他司鼓的《抛网捕鱼》引起轰动，获金质奖章。1959年再度应邀赴苏联和东欧演出。
    创锣鼓记谱法，精心授艺桃李遍天下
    退休后，林运喜仍继续参加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在汕头迎春联欢节文艺晚会节目中开创了500人、9面大鼓同台表演的潮州大锣鼓广场演出先例。1977年由他创作、辅导战士歌舞团排演的潮州大锣鼓《南海螺声》获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奖。
    林运喜精心授艺，在继承传统中不断改进教学，与人共同研究并创造了一套锣鼓记谱法。他传授的鼓艺遍及北京、上海、福建、海南、香港及苏联、匈牙利等地，培养鼓手40多人，辅导潮州大锣鼓队50多支。吴顺喜是他最后一个“关门弟子”。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媒体采访林运喜老先生时，他表示：“他看中的是吴顺喜的一双手，从他很小的时候我就选中他，把自己毕生所学都教给他。”如今，吴顺喜也收徒为师，名扬艺术界。而林运喜演奏的《抛网捕鱼》和《画眉跳架》已成为潮州大锣鼓的代表曲目。

64.

江南有丹橘 经冬犹绿林
——记著名柑橘学家郑树雄先生
□　刘锦庭 郑之豪

    郑树雄（1908~1968）
    郑树雄，潮阳人，我国著名的柑橘学家，终生致力于柑橘的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重要成就，为中国柑橘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事迹先后载于《共和国功勋人物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和传播研究所等单位主编）、《汕头市志》、《潮汕百科辞典》、《二十世纪潮汕海内外名人》（汕头历史学会主编）、《汕头文史资料精选·人物卷》、《潮阳县志》、《潮阳潮南人物志》、《潮阳文史1-21辑选集》、《潮南》总第103-104期、《潮阳报》总第532、982-985期等书籍和报刋。
    从潮汕大地成长起来的著名柑橘学家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这优美的诗句，正好是潮汕著名柑橘学家郑树雄一生的生动写照。作为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郑树雄先生留给柑橘界、留给社会、留给后人许许多多物质的、还有精神的可贵遗产。这些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宝贵。
    潮汕大地，人文鼎盛。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历来英才辈出，出身于潮阳的郑树雄先生，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哺育出来的优秀农艺代表。他从小就立下以农业科学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长大了以后，更是孜孜不倦地无限痴迷地投身于柑橘事业的钟情热爱和执着追求之中，为此耕耘了一生，奋斗了一生，终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毕生致力的中国柑橘的理论研究、园艺实践以及在柑橘科研创新方面的突破性成就，已连同他结满累累硕果的金色柑园一起，闪闪发光，千古流芳！为了中国的柑橘事业，郑树雄先生呕心沥血，进行科学的探索，业绩辉煌，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他为柑橘的防腐贮藏研究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他为中国柑橘首次远销欧美、澳洲开了先河；
    他首倡柑橘上山的科学试验取得了重大成功；
    他编纂的第一部《潮汕柑橘》成为大学果树专业的教科书……
    1929年，郑树雄就读于中国第一所四年制农科大学金陵大学园艺系，在该校农学院首届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和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柑橘科学技术与产业奠基人、中国柑橘学会创会理事长的章文才一起，是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先驱、首先在我国高等学校设置园艺系的胡昌炽教授仅有的两名助手。
    潮汕柑橘香飘海外
    1935年7月，郑树雄在关于柑橘防腐贮藏的长期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同章文才、林超（后来成为中国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1952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曾根据林超的考察成果为珠穆朗玛峰正名）以及金大同学林越（上世纪四十年代任饶宗颐主编的《潮州农林志》编撰，建国后任广东省柑橘研究所所长，是亚洲最大规模的广东省国营杨村华侨柑橘场创办人）、王浩真（建国后任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所副所长）等一起，在广东汕头将我国柑橘远运到欧、美、澳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中国柑橘学会主编的《章文才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文集·章文才传略》指出，这是“我国柑橘第一次出口伦敦”，“（中国柑橘）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优良的柑橘品种，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国际柑橘学会主席，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邓秀新教授2011年8月撰文指出，“郑树雄先生留给柑橘界、留给社会的对事业的执着，对柑橘的热爱，对通过利用地方资源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的责任心，将永存千古。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到文化大革命被迫害而死，在几十年短暂的人生岁月中，郑树雄先生实现了让潮汕的水果香飘四海，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扬眉吐气的美好梦想。
    冒着抗日的烽火潜心研究试验
    1939年，郑树雄应我国著名的农业科学家、岭南大学植物生产学系主任李沛文（中央人民政府原副主席李济深长子，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李沛瑶的长兄）的邀请，到岭南大学潮汕柑橘试验场从事有关的研究工作。他和建国后担任全国柑橘黄龙病和其他病毒病害防治协作组组长、顾问的林孔湘，时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系主任的郑天熙，王浩真，建国后担任中国园艺学会副理事长的黄昌贤等一起，在艰难的环境中选育出大批优良的柑橘母株供繁殖之用。他们深知，在这河山残缺之时，每一寸的光阴都是前方将士用鲜血所换来的。研究人员真诚地希望，通过锲而不舍的研究工作，达到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支援前线抗战的目的。
    为促成留美的农业研究人员及时回归，时任香港中国银行总经理、后为全国人大第二、三届港澳地区代表的郑铁如专门致信同窗好友、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请他予以协助。岭南大学柑橘试验场1941年7月在遭受日本战机的疯狂轰炸被迫停办之后，柑橘良种选育的研究工作由李沛文、郑树雄、王浩真等一直坚持进行到建国以后，“为粤东柑橘产区、广东省国营杨村华侨柑橘场以及各地的柑橘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泰国农业实业家、正大集团创始人谢易初先生1948年回国后，也为郑树雄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积极的交流和协助，建国初期谢易初先生任澄海县白沙农场副场长兼技术员，他们更是来往甚多。
    建国后精心培养农科人才
    建国初期，国家大力组织当时产量居全国之冠的潮州柑出口苏联和东欧，换回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十分短缺的外汇、钢材等基础工业品以及援朝战争急需的重要物资。1949年下半年粤东全面解放之后，潮汕区支前司令部遵照上级的指示，立即着手筹办农林干部学校。1949年12月，郑树雄担任潮汕农林干部学校（后来成为华南农学院汕头分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园艺课长，后来担任中国柑橘学会副理事长的吴绍彝当时是郑树雄在该校主要的一名助手。郑树雄从实际需要出发，编著《果树园艺学》等教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潮州柑生产的发展，及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术骨干。在校期间，郑树雄多次应国营潮汕土产公司和潮汕生柑出口联营处的邀请，为上述单位培训柑橘果实采收和包装、贮藏技术的学员共一千多名，每年到各柑橘加工厂具体地指导包装技术的工作，“为推动潮汕生柑运销现代化确立了良好的开端”。驰誉海内外的潮州柑对苏联和东欧的出口一直持续到1959年，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郑树雄在关于柑橘上山的试验研究中取得的成功经验，1952年12月、1956年1月和1959年受到来访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王更生以及苏联科学院院士、柑橘专家哥凡尔加、华西列夫、茨基吉石维里、果戈拉节等的肯定，在国内外普遍推广，为柑橘大面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取得重大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1953年，党和政府委派郑树雄到海南岛负责筹办国家热带作物生产基地的工作。在国营兴隆华侨农场，他协助场长曾广研究解决香茅播种后未发芽先枯死的难题，试验和推广胡椒种苗的插条、绑蔓、留花以及剑麻的切段繁殖、除芽等生产技术措施。该场后来成为全国农垦战线一面光辉的旗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王震、邓子恢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亲临考察指导，予以高度的赞扬。
    郑树雄后来担任华南农学院汕头分院教研组长等职务，编纂我囯第一部关于潮汕柑橘的专著《潮汕柑橘》、《果树园艺学》、《南方果树栽培学》、《柑橘栽培技术》等著作，应苏联科学院院士的建议，撰写《柑橘苗木鉴定规程》、《山地柑橘栽培技术操作规程》以及《菠萝栽培管理技术操作规程》、《香蕉栽培管理技术操作规程》等重要论著，为果树生产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科学的规范性的总结和指导。他撰写的《关于防治柑橘黄龙病问题的看法》，1958年10月在全国柑橘现场会议上发布，为与会专家和代表们所重视和普遍赞同，对各地柑橘生产的巩固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他还先后主编《汕头专区果树上山工作参考手册》和《全国粤东柑橘上山观摩团参观手册》，撰写《关于发展潮汕柑橘生产的建议》、《谈谈防止荔枝落果的问题》等各种论文在《农业学报》、《华南农业科学》等专业刊物上发表，有的译为外文。他的论著以重调查，讲实证，建立在丰富的实践和试验材料的基础上，有独到的真知灼见而著称。章文才、曾勉（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所原所长）、李沛文、林孔湘等专家经常和他交流论文，征询他对于各种问题的看法。他的著作经常为各级农业部门举办的技术训练班和专业班选用为教材，对各地柑橘生产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代大文豪托尔斯泰说过：“一个人若是没有热情，他将一事无成，而热情的基础正是责任心”。郑树雄先生这一代老知识分子心怀忧民报国的责任心，为了中国的柑橘事业，爱一行，专一行，以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只要生命不止，就勇往直前，奋斗不息。我们从郑树雄先生的身上，看到了他所折射出来的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爱国、敬业、创新、奉献的那种高尚品质和执着精神，这正是当今知识分子应该学习和发扬的。今天，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正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新时期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更负有义不容辞的光荣的社会责任。这就更应该自觉地用我们掌握的知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为人民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服务。

65.

陈厚实与定持法师君子之交
□　林俊聪

    清官谢绝转赠金器
    1990年6月18日晚饭后，定持法师为了感谢主管统战工作的汕头市委副书记兼诗友陈厚实同志，对佛教工作的鼎力支持，特备一些佛教书籍、茶叶，叫笔者拿去登门敬赠。临行叮咛：“你告诉陈书记，接到礼物后，打一个电话给我。”是夜，笔者照办。
    4天后即22日上午，定师电告笔者说：“陈书记派秘书，把我要赠他的贵重物品送回来，并有一信，你来看。”笔者即赴竹林精舍，师递信给笔者，只见全信用毛笔写道：
    定持法师：
    你好!近闻法事频繁，大师不辞劳苦，多方奔忙，成绩显著，至为敬佩。蒙赠书籍、茶叶，我已收下。至于其余二件物品，恕我不能收受。今恭谨奉还，万望勿怪。大师一向追求高尚之法理，我在工作岗位上，也理应为贯彻政策而努力，却不能因一些俗事惹来苦恼。破烦恼城，断诸慾堑，调众生，宣妙理，贮功德，示福田，乃佛理中应有之义。心领矣，挚表谢意!    题词遵嘱送去，敬祈教正。
    谨此并颂法安!
    陈厚实
    1990年6月22日
    信中“二件物品”，是指二件金器。此乃定师出国弘法时，为华侨无偿治好病所获赠，自己用不上而想转赠。“题词”指为拙著《天南法乳》之题词“仁智法脉，黄檗流芳。”（今刻于南澳岛云深古寺）。陈副书记谢绝馈赠，又恐师不解，故特地写信阐明。
    我读完信，激动地说：“情真义重，词美墨丽。在当今世风日下之际，像陈书记这样廉正自律的清官，是非常难得的。这封信，很有保留价值。”
    定师说：“实在不可思议。他为何懂得那么多佛语？为官有德，学识渊博，真了不起。这封信就交给你保存。”
    同年夏，陈副书记与定师还互赠诗墨。他作并书《回赠释定持法师》七律曰：
    高僧悟道返潮阳，
    闪闪笔花照四方。
    书到入神悲喜遣，
    诗当得趣物吾忘。
    一条寒衲灵光显，
    三顿清斋佛土香。
    爱国爱民宗旨定，
    禅心自在月中央。
    谈史话诗妙语连珠
    他多次在定师农历十二月初五寿诞或先后日子里，拨冗亲临精舍祝寿，每次却婉谢素宴之请。
    两位儒释才子，每次在精舍庆寿的对话，皆引经据典，妙趣横生。
    1992年1月9日，是定师农历十二月初五日72岁诞辰。陈厚实本来应约在下午到定师暂居的红领巾路石炮台8巷4号日光精舍（也是定师所购置，因竹林精舍在重建故暂居于此）庆寿，但他打电话给笔者说，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莅汕需作陪，故改在今夜8时才到。
    果然，他偕蔡秘书，携着一袋柑、一瓶花生油，于当夜准时来日光精舍贺寿。
    双方刚坐下欢谈，恰逢市委常委、汕头军分区政委马光辉也前来，形成“三人谈”。定师叫笔者取出张华云先生等8位诗翁中午在精舍签名赠师之“八仙庆寿”书法，给他们观赏，深受赞叹。
    陈厚实说：“在我们潮汕，古代没人当宰相，出大名的俗家诗人也没有，仅有清初时属潮州的大埔县人道忞诗僧名闻朝野，受顺治皇帝赏识。海南岛倒是出了大人物。还出了明代邱琼山，他晚到考场，考官出‘五指山’为题叫他作诗，他立即作出：
    五峰如指翠相连，
    撑起炎州半壁天。
    恰似巨人伸一臂，
    遥从海外数中原。
    令考官惊叹，让他进场考试，结果中了状元，拜了宰相。当然，该诗题目不难作，也许原来就作过，但诗句实在气魄很大，连郭沫若还引用赞叹。”
    笔者说：“潮汕虽古代没人当过宰相，出过大诗人，但名人还是有的，例如明朝出了岭南第一名臣翁万达，小小南澳岛也出了现代归侨革命家、写出全国畅销书《皖南事变前后》、《上饶集中营》的陈子谷。他出生于南澳岛渔家，长大后回国参加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被捕，于上饶集中营暴动出狱，当乞食去找到地下党组织。”
    定师插话道：“说到当乞食，清初一位乞食，写一首绝命诗：
    赋性生来是野流，
    手携拐杖过通州。
    饭篮向晓歌残月，
    竹板迎风唱晚秋。
    两足踏翻尘世路，
    一肩挑尽古今愁。
    如今不受嗟来食，
    村犬何须吠不休。
    陈副书记说：“定持法师学识渊博，背诵出乞食绝命诗，这诗作得太妙了，对仗尤佳，非常生动感人！”欢谈不觉过了两个小时。10时许，知师有早睡早起习惯的陈副书记，起身告辞，笑道：“祝法师生日快乐，寿比南山。每年寿庆，你都请我来，但我工作实在太忙，今天只有夜间才能来。前年你生日，我逢潮汕体育馆落成庆典需要参加，匆匆来了一下。今夜算是交谈时间最长的了。再见，晚安！”
    定师起身带笔者等人送至楼下门口。望着夜色中他与蔡秘书渐渐远去的身影，直到消失，他才依依不舍回屋休息。
    高僧赋诗痛悼诗友
    儒尊僧，僧敬儒。
    陈厚实于1994年1月24日上午，病危在汕头中心医院住院部抢救期间，定师率笔者等人，在市政协杜松年先生引路下，于8时半到住院部探望他。
    一进病房，只见潮汕人民敬重的陈副书记，躺在病榻上，早日英俊略胖的脸庞，被可恶的病魔摧残得面色像纸一样苍白；原来硕壮的身躯变成骨瘦如柴，令人分外心痛。其夫人周美娟与妻舅等4人守护在病榻两旁。
    斜倒在病榻上的陈副书记，一见定师到来，合掌欢迎。
    定师也合掌，上前说：“陈书记，你好！”然后坐在其右侧床边椅上，为他按右手脉，说：“肺脉硬，有炎症。命脉无力。”再按其左手脉，说：“心脉正常，肝脉无力，肾脉无来。肾与命门相表里，命门无脉，肾也同样。请你安心静养就是。”
    接着，定师把一条万灵木感应带赠之，说：“我去年农历二至三月到泰国讲经，拜会华宗大尊长时，他赠我4条这样带子，叫我系在裤头，要与皮肤接触，可治百病。当时我腰酸，系一条，果然酸痛消除。今存二条，现转赠这条给你，祝你病除康复。”“谢谢法师！”
    “吉人天相，书记会康复的。”师安慰说。
    9时10分，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林绍茂（1935~2000），也进来病房慰望他。
    9时40分，师告辞回归。两个月后的3月26日深夜，雷声隆隆，风雨交加。好人陈厚实同志，走完52年人生路，英年早逝，震动岭表，真是天妒英才!
    30日上午，省、潮汕三市领导人和海内外各界人士2500多人，满怀异常沉痛的心情，到刚刚落成开放、汕头大学路东端路旁汕头殡仪馆向其遗体告别。香港名人庄世平先生等敬献花圈。有悼念诗词29首、挽联16副、悼文9篇。《汕头日报》头版头条对此作了2000余字大篇幅报道，表达了潮汕人民的哀思。
    定师作《悼念陈厚实同志》七绝云：
    泾渭从来清浊分，
    冲霄一鹤自超群。
    惊闻昨夜乘风去，
    顿使贫僧挹泪痕。

66.

赵少如，亦诗亦谜言情志
□ 鄞镇凯

    潮汕数百年来是灯谜之乡，盛产谜人。汕头开埠以来，灯谜跟进汕头，并使汕头成为粤东灯谜活动中心。谜人涌进汕头，其中为推动汕头谜艺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者不计其数，此处单表赵少如先生。
    赵少如先生，谜号松雪、吟风，1895年出生于潮州府城城郊书橱村，这也是他的祖居地。先生中年移居汕头，一直到1975年走完人生全程。先生出生于书橱村，似乎兆示其一辈子与书结下不解之缘。他博学强记，诗有造诣，尤擅灯谜。先生青年时在潮州府城当店员工人，业余玩谜，很有才名，是民国时期潮汕著名灯谜组织“影语研究社”三十六位成员之一。
    作品多为训音提义，以诗谜和潮州赋体谜见长。上世纪30年代，先生携家眷迁居汕头谋生。因其业务精湛，被位于安平路东段的合发布庄聘为“家长”（经理；长，此处潮音读gion2）。先生来汕，遂使汕头谜坛增加了一名虎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赵先生以满腔热情投入新生活，以新作品歌颂新生活。谁料，不久先生接到有关部门对他的禁令：他在旧社会当过“家长”（经理），是“资方代理人员”，是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帮凶，因此没有资格站在社会主义的文化宣传阵地上。这禁令对先生不啻是晴天霹雳，而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感到委屈和惋惜。而更为钦佩的是，先生处变不惊，依然过着他平平淡淡的日子，玩着他心爱的谜艺。
    他生活在新社会的26年里，创作出大量的灯谜作品，其中有与人合作的《香水风华传》、《二老墨余》两本集子。他的作品不能以他的名字公开发表和开猜，就以其他谜人的名义公诸于众。最令人赞赏的，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能与时俱进，配合时政宣传的需要，有一定的思想性，换言之，有理论色彩。择几则解读如下——
    丑事利是图，深入反贪污。
    迈步向前进，狠将劣根除。
    谜目：农具一
    谜底：犁
    此谜谜体属潮州赋体谜。
    此谜作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反贪污运动中，现在读起来，仍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为政最忌贪，只有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采取有效的监督措施，杜微防渐，才能保持廉政，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
    谜文首句叫响谜底，十二地支中，“丑”的所属生肖是牛，扣合“牛”。事，作动词“服侍”解，撮合之意思，“牛”与“利”撮合，即是“犁”字。其余三句描写犁使用时的状况和犁的作用价值。犁，是深插进污泥中将土翻过来的，人使用犁翻土时不断前进，深翻土的田地，野草旧根都被挖出来。
    犁，耕地的主要农具，春秋时代就出现，近代犁分为铧犁和圆型犁，潮汕地区用铧犁，现在，潮汕地区基本实现机耕，犁已不再以独件农具的面目出现，青年人多不识了。
    印度边疆挑衅多，百般花样起风波。
    皆因美方经把戏，撬空撬隙大操刀。
    谜目：行业一
    谜底：木雕
    此谜谜体属方言赋体谜，运用比喻法。
    此谜创作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初。是时，印度当局在美国当局的支持下，利用边境问题向中国寻衅。中印边境战火连天，弹痕遍地。谜文浅显易懂；印度当局总是在我们的边疆无事生非，玩弄各种把戏掀起战争风波，这都是美国当局幕后操纵的鬼把戏，无中生有制造借口点燃战火。
    隐喻的谜理是：可作为木雕的材料挑挑拣拣真不容易得到；在选好的木材上，巧匠们能雕出各式各样的艺术造型；巧匠们精益求精，为把每件作品制作得更加美妙精致而费尽了心思，操起了精巧的工具刀，精雕细琢。
    “印”，潮人旧称木雕一类工艺为“雕印”，“度”，作“度量”解，整句会意为“思度可作雕印的材料”。第三句别读为“皆因美/方经把戏”，潮音的“经”，义有操作、设计、策划等。“撬空（潮音读kang1）撬隙”，潮俗语，意为无中生有，用此语别解，极形象地描写木雕的工作情景：精致的雕刀，按图形不停地在木材上挖出了一点一点的木屑。
    光头特务骗死人，弄神弄鬼口喃喃。
    假钱假银四散使，害人破家哭呛呛。
    谜目：迷信活动一
    谜底：做功德
    此谜谜体属潮汕方言赋体谜，运用比喻法。
    此谜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末。当时的汕头地区有两大政治运动：一是“反特斗争”，另一是破除迷信。赵先生为此而作斯谜，谜面宣传的是“反特斗争”，谜底批判的是迷信活动。
    当时有这样的新闻故事：潜入大陆的“美蒋特务”使用假人民币，收买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人加入特务组织。不久东窗事发，当事人害己也害了家人。谜面用简约的文字改写了这则新闻。然而，入谜时却是另一种解读：理着光头的和尚干的是特别的任务，他们利用死人骗人钱财，他们装模作样，请神问鬼，口中念念有词，纸钱纸银烧了一大堆，那些孝男孝女跟在和尚后面团团转，哭声震天动地，由此还要破失很多资财。
    此谜，至今仍有现实教育意义。虽说，现在尊重民俗文化，对于做功德这一民俗活动不再反对禁止。但是，我们应该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审视民俗文化，对于良俗，一定要予以支持，让其传承、发展；对于陋俗，是应该摒弃的。该不该做功德，我不置评，但我要指出，做功德中的互相攀比、铺张浪费现象自古就让有识之士诟病。今人当鉴，当戒。

67.

张永福，任汕头市长关注民生
□ 林 琳

    张永福在民国时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这位籍贯广东饶平樟溪镇锡坑村的“国之名士”，生逢中华民族命运出现大转折之际，在他一生所经历的两次重大历史事件中，分别作出了完全相反的抉择。昔年积极投身辛亥革命，倾其所有支持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卓著功勋，成为民国元老级人物。抗战时期却依附汪伪政权，沦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汉奸”。其身上“一为功之极，一为过之极”的政治标签，使他成为了一个悲剧性历史人物。在从来就缺乏宽容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他的评判一度为“过大于功”，诸多史料上即使谈及海外华侨支持孙中山革命，对他的辉煌业绩都没有详尽叙述，没有还原他的真正历史地位，而对当今的潮汕人来说，鲜少有人知道这位饶平籍“老乡”曾当过汕头市市政厅长（市长），且于任职期间为家乡父老做过几件好事实事。
    将华英中学收归公办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随着新加坡华侨在国民革命中地位的下降，作为新加坡华侨社会的头面人物，张永福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此前，因他将主要精力投入于政治活动上，使其橡胶业生意也经营不善，几近破产。1925年，国民党在新加坡又遭受压制，其活动成为非法，于是张永福萌发了回国的念头。
    回国后，张凭借与原来的革命党人、当时已成为民国高官的上层人物的广泛联系，以及本人的威望，很快走上了仕途。他先担任中央银行汕头分行行长、广东中央银行副经理。同时担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咨议。1926年11月16日至1927年4月21日，张永福当了一回真正的父母官，成为汕头市的市长（市政厅长）。
    上任市长，张永福处理的一件大事就是将原来由教会管理的华英学校收归公办。该校原是英国长老会开办的一所教会学校。1906年由澄海富商陈雨亭等本地人与英国长老会合资成立，由于实施的是有别于其他教会学校的相对世俗化教育，很快成为岭东地区办学水平最高的学校。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惨案”，全国反帝热情空前高涨。为防止英籍教师收到冲击，华英学校暂时关闭。该校学生会就此向校长华河力交涉，刚把校舍租借过来，即于9月5日登报宣称华英学校停办之后，学生重新组织改名“南强”，以表示“完全脱离英人”。并称校舍原本就不是英人产业，而是一种“公产”。
    南强学校成立后，教学管理混乱，学生功课荒废，大部分精力用在政治活动上。在校教师纷纷离开，接受其他学校聘任，多数学生公开表示如果华英不重开，他们不会回到南强。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南强有利，国民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教育权自然属于其中任务，因此收回华英这种本来属严重侵占的行为，便受到来自各方的鼓励、支持与赞许。然而南强中学的运作困难重重，首倡其事的校长很快就打包裹走人，学校管理几近瘫痪，加上严重的经济困难，校董们不得不考虑扔掉这个包袱。
    在汕头市政府方面，早在1925年9月，当时的市长杨霖就“鉴于收回教育权之时机已至”，专门派教育科科员到各处教会向华人宣传。其间，经过雷飙、陈崮民、邓振铨、范其务四任市长，到张永福时，政府将南强改为市立学校的意图已很明确。张永福亲自出面与南强校方会谈，给予经费资助，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并达成了收归政府的初步意向。遗憾的是，学校尚未正式接管，张永福已经离职。1927年9月，时任市长的方乃斌宣布南强改为汕头市立第一中学，并自任第一任校长。
    招商引资并普查物价
    商人出身的张永福一到汕头，便发现这个开埠较早的沿海城市具有发展前景。他把自己的一些橡胶产业迁到汕头经营，并动员商业伙伴来汕头投资，希望为汕头地方经济发展尽职。
    为更好掌握影响汕头经济发展及百姓生活水平的基本数据，张永福动员全市各行各业商会，对汕头物价变化情况做一番深入细致的调查，以便制订相应政策。1927年3月，他以市政厅长名义，分别致信汕头各商会、各大企业：“迳启者，本厅长自抵任以来，对于汕市行政设施极为留意。为谋根本之解决，应于市民生活费增高程度为要着。前经本厅第八次厅务会议公决，本市出入口物价自民国元年至十五年，由本市各商人会所调查列表到厅，以便汇集编成指数，以为调剂之策划。”张一方面表达了对于民生问题的“极为留意”，一方面明确提出从“市民生活费增高程度”入手，谋求“根本上之解决”。汕头市档案馆现存一份写给“电灯公司”的市政厅公函原件：“贵公司为工商界之总汇，对于物价当能详悉。希于十日内造表列明送厅，以备编订，切勿延误为荷。”公函上署名有厅长张永福，秘书吴佛徒和工务科长林克明。
    从该公函可以清楚看出，任职汕头市长的张永福希望有所作为，通过市长这个职位实现自己的投身革命的目的。他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改善经济环境、造福民生这些关系百姓疾苦的问题上，力求“根本上之解决”。同时他也明白凭借一己之力很难完成，所以要求各企业各商会普遍参与，群策群力。这项工作若能按计划完成，必对汕头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遗憾的是，公函发出仅仅一个月，张永福不得已离开汕头市长职位。
    受“清党”运动波及去职
    张永福担任汕头市长仅5个月，“四一二事变”发生，蒋介石发起空前规模的清党运动，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取缔共产党组织。受清党打击的，除了共产党人，也包括国民党左派和许多民众团体，甚至最早提出“清党”主张的西山会议派亦未能幸免。
    张永福不是共产党人，连国民党左派也算不上，却在“清党”开始后10天，就被免去汕头市长职务。究其原因，一是他受过良好的中、英文教育，关心经济建设和民生疾苦，行事作风较为开明，与军阀时代靠贿选上台的官僚明显不同，所以很容易惹来嫉妒，被土豪劣绅利用“清党”将他清除。二是昔年汪精卫跟随孙中山奔走革命，常住张永福家，同甘苦，共患难，世人皆知张与汪交情甚笃。而今汪蒋反目，曾经作为全国革命中心的广东成为“清党”的主要地区，张永福在政治上无所依托，即使没有受到“清党”株连，“走人”也是必然的事情。
    心灰意冷的张永福离开了汕头，回新加坡过起闭门索居的生活。这一段不够半年汕头市长经历因“清党”被迫离去而成为“屈辱”之行，使他对蒋介石这位少有交往的国民党新右派领袖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加上后来回国任国民党中央侨务委员会常委期间，亲见内政废弛，纲纪混乱，许多地方官吏贪污腐化，中饱私囊，加深他对自己多年在海外奔走呼号，不惜倾家荡产相助的国民党当局深感失望。这也是促其后来附逆汪伪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68.

陈凌千，编著潮汕首部检字工具书
方晓旻

    人物
    陈凌千（1905~1957）
    陈凌千，又名陈梁奎，字岳先，学名斌赋。20世纪30年代在汕头经过近五年时间的努力奋斗，编写出潮汕第一部检字工具书《潮汕字典》。
    幼时辍学后从商专注图书经营
    书店里常常可见《普通话对照潮州音字典》、《新编潮州音字典》等，但记者寻遍多个书店发现，极难找到陈凌千编著的《潮汕字典》。潮汕文化学者林伦伦曾在其署名文章中介绍说，在潮汕地区，尤其是港澳及东南亚各国的潮人社区内，陈凌千编著的《潮汕字典》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潮音字典，这个版本重版多次，并有泰版和港版的《潮汕字典》。而在潮汕老百姓家中，也多珍藏有这本字典。
    据有关资料介绍，1905年，陈凌千出生于澄海县澄城镇城西马厂内。小时候，陈凌千家中贫困，但他悟性聪颖，勤奋好学。7岁时，陈凌千入学读书，13岁时高小毕业。辍学后，陈凌千来到汕头开始学习从商，在行市店铺中帮人做财会工作。26岁时，他与亲友合资在市区居平路开创育新书社，既销售书籍，又加工、印刷书籍，甚至自编、自绘、自印书籍出售，如《学生新画集》、《字类辨正》、《尺椟小品》等。
    呕心沥血伏案五年编成初稿
    在日常书店经营过程中，陈凌千越来越熟悉书店业务，也越来越了解图书市场行情。他有感于潮汕方言语调各异，读音有别，认为很有必要编写一本大众化的潮音字典，提供给潮汕人识字学文，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
    于是，陈凌千广泛阅读《康熙字典》及《辞源》等工具书，从中学习编写字典的方法；又深入调查，辨音注音。这项伟大工程从1931年开始，历时五年，于1935年完成初稿。编书期间，陈凌千白天要处理商务，晚上伏案疾书，采用潮音辨字和注释字义。王锦书曾在《陈凌千编著潮汕第一部检字工具书<潮汕字典>》文中介绍：陈凌千经过四年多的废寝忘餐，呕心沥血，用功编辑。终于民国24年（1935）编辑成稿，该书收入常用汉字一万余个。付梓前，凌千携书稿前往南京拜访著名学者、书画家于右任，于审阅后，大为赞赏，认为该书有益于潮汕社会人民大众。欣然命笔题签书名《潮汕字典》四字。潮汕文学界纷纷为该书题词，学者李柏存题词是“迷途指导”、周英耀题词“潮音津逮”、余素姿题“潮语问津”、郑松叟题“潮汕正音”等。
    《潮汕字典》再版17次广受各界好评
    1935年9月，《潮汕字典》由汕头育新书社首版发行。此书一面世，便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首版即发行达1.5万册之多。王锦书认为，这是一部适合潮汕语读者检字的工具书，它统一的潮语读音，释词、解义，适应社会各界人士和中小学生辨音释义。据了解，该书发行后，广受海内外读者的好评。
    林伦伦也在文章中曾介绍，1936年，陈凌千获专著版权，并获汕头市政府批准注册。后来，陈凌千的育新书社迁址开设广益书局，并与上海人在汕头开办的中央书局、新华书局合资再版此书。新版的《潮汕字典》在上海出版后，部分南运潮汕本土销售，部分则远涉重洋，运往东南亚各国潮人聚居地出售。据不完全统计，从1935年初版至1946年，《潮汕字典》再版达17次之多，印数近70万。50年代中期还曾改版印行，仍被抢购一空。
    积劳成疾仍不忘校正修订字典
    难能可贵的是，陈凌千在字典出版10年间仍不断校正修订。至1946年出版的修订本，已比初版增加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可惜的是，陈凌千为此书呕尽心血，52岁便不幸病逝了。
    这位为潮汕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人物，其家庭却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据介绍，陈凌千夫人为保住丈夫的《潮汕字典》修订本手稿，只好用布条包扎起来，日系腰间，夜藏枕下，才使其逃过一炬之厄。
    如今政府部门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潮汕文化研究方兴未艾。早在十多年前，潮汕文化学者林伦伦等就提出建议，希望有关单位与陈凌千先生家属联系，将陈先生之手稿作为潮汕文化的珍贵文物收藏起来，以慰陈先生的在天之灵，以显今日政府之重文兴字。

69.

蔡耿达，抗战中献出年轻的生命
秦梓高

    蔡耿达（1918~1942）
    蔡耿达，原名蔡名泉，广东揭阳坤头人（今属揭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潮普惠中心县委青年部部长、汕头市区区委书记。其妻马雪卿，广东潮阳人。曾任中共潮阳工委妇女部部长、潮惠南县委妇女部副部长、汕头市区区委妇女委员。1942年3月，二人因叛徒出卖而被日伪军逮捕，6月20日英勇就义，年仅24岁。
    生活在上世纪初期，日寇侵略国土的屈辱年代，投入抗日卫国战斗，驱逐日寇，是当时许多有志之士的共同选择。为了开展抗日斗争的顺利，许多人一家子都是抗日战士。
    日寇严密封锁下，排除万难搜集情报
    1939年6月汕头被日寇占领后，1941年日本侵略者又向潮汕腹地进犯。为了加强敌后斗争，是年潮汕党组织调潮普惠县工委青年部长蔡耿达来汕头市任书记，并在内马路8号租一间二层楼房以开设杂货店为掩护。时任潮阳县工委妇女委员、蔡耿达的爱人马雪卿，也调来汕与蔡一起。
    这时的汕头处在日本强盗的统治下，封锁很严，全市仅开放三个路口出入，一是由廽澜桥往潮安；一是由中山公园前往澄海、饶平；一是由安宁（西堤）码头往揭阳、潮阳等地。这几个出入路口用铁丝网围着，左右两旁由日兵把守，严密盘查过往人员，从头发到鞋底任其搜身，时不时毒打屠杀过路百姓司空见惯。在市区，日本宪兵日夜巡逻，不时实行宵禁，经常抽查户口，稍有嫌疑就被捕杀。
    在这残酷统治下，蔡耿达仍想尽办法开展工作，他同其他党员掩蔽于群众之中，巧妙地宣传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战绩、英美对日宣战等重大消息，使在铁蹄下的汕头人民时时感到抗战的脉搏，看到胜利的希望。
    此外，蔡还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情报，了解日军的配备；岗哨的位置和人数；军用飞机数量；港口运输和敌军给养；汉奸活动等情况，及时报告给领导。
    被捕入狱受刑，不忘教育众被捕人员
    1942年4月2日，正当汕头党组织在蔡的努力下得到巩固和发展时，却由于叛徒刘华的背叛，蔡耿达夫妇与陈姆苏赛金于爱华街8号被日本宪兵队捕去。一连数天在刘的告密与带引下捕去18人，使汕头地下党受到严重破坏。被捕人员被监禁于日军宪兵司令部监狱（原大中旅社，现汕头总工会大楼楼下）。
    蔡耿达被捕后，便下定为了保护党组织和战友，不惜牺牲自己的决心。在敌人严刑酷打下，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他用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来启发教育被捕人员，要维护民族尊严和党员气节，切不可作遗臭万年的叛徒汉奸卖国贼。
    第一次蔡被拉去过堂时，叛徒刘华就出庭指证，蔡唾骂刘是叛徒狗种；日敌迫问口供，蔡痛斥日本是强盗；敌人暴跳如雷，把他吊起来毒打，蔡还是骂不绝口，他被毒打得昏死过去了，才被架回牢房。
    蔡苏醒过来后便告诉身边同志：“刘华出庭指证，要做好思想准备”。他从敌人的迫供中，判断绝大多数同志仍未暴露，刘华也不确切知道每个人的身份。他鼓励被捕人员：“要坚强，不要乱说，要等形势变化，争取出狱”。在狱中个别被捕群众情绪不够安定，蔡给予关切和耐心帮助，并指定与其同牢的人多加劝慰和鼓励，使被捕人员同仇敌忾与日敌和生存抗争。
    团结牢友“闹监”，制服监霸恶犯
    在狱中，被捕人员过着非人的生活，那不够20平方米的小牢关着二、三十人，大小便都在里面，臭气冲天，臭虫满地，终日不见太阳；每天两餐饭，只有两块小碗口般大、半寸厚的饭饼，还不时受到流氓老监犯的抢夺，难以果腹，更难受的有时还断水不给饮用。
    蔡向来饭量大，马雪卿与苏赛金每餐把仅能半饱的一点监饭留下部分，暗中通过送监饭的人交给耿达多吃一口。为了争取改善难友境况，蔡提出“死罪易过，饿罪难当”的口号，团结牢友进行制服监霸恶犯盘剥难友的斗争，还发动了“闹监”，看守人员用竹竿捅、用冷水泼他们，他们便以粪便回泼，搞得看守所人员不得安宁。
    守口如瓶，受尽摧残献出年轻生命
    一个多月过去了，日敌在耿达身上一无所获。五月的一天，敌人又一次拉他去刑讯，蔡一如既往，怒骂敌人不止，日敌当场把他踢倒，牙齿也被打断脱落，血流满地，他又一次昏死过去，这次受刑被背回牢房，已是奄奄一息。蔡自知性命已危在旦夕，但仍鼓励同志说：“如果上刑场，我们要唱《国际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6月20日，蔡耿达终因受尽日寇磨折摧残而壮烈牺牲，年仅24岁。蔡耿达牺牲后，敌人便对蔡的妻子马雪卿施加严刑迫供，企图从她口中得出情况，但马雪卿既有国仇又有家恨，守口如瓶视死如归，终于也被敌人活活迫死，为革命献出宝贵青春。

70.

蔡楚生，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奠基人
郭新绵 黄浩瀚

    潮阳文光塔下的蔡楚生铜像，坐落在一片葱翠的林木中，数棵高耸挺拔的木棉树簇拥在栩栩如生的铜像周边。眼镜背后蔡楚生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深邃而犀利，正无限深情地注视着前方他挚爱的这片故土，仿佛在回忆中国电影走过的百年之路。铜像的基座镌刻着邓颖超的亲笔题词：“蔡楚生先生是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铜像后面的碑文是由夏衍撰文、吴南生手书的“蔡楚生同志之碑”碑文。
    初试啼声，展露创作才华
    潮阳历史悠久，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古往今来英才辈出。被称为中国电影艺术的开山祖师，中国“第一代导演”代表的郑正秋和驰名中外的电影大师蔡楚生都是潮阳人。中国电影大师蔡楚生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故乡潮汕度过的。
    1906年1月12日，蔡楚生在上海出生，6岁时随家人返回原籍潮阳读书生活。蔡楚生在家乡读完了四年私塾后，12岁时就离开了潮阳家乡，到汕头市一家小杂货铺当学徒。他以包货物的旧报纸做课本，以广告画、商标纸为美术教师，靠字典刻苦学习。1925年，大革命的洪流在汕头汹涌展开。当时各行业纷纷成立了工会和各种进步组织。19岁的蔡楚生参加了“汕头店员工会”，组织了“进业白话剧社”，自编自导自演，积极开展文艺宣传活动。当上海华剧影片公司来汕头拍摄影片《情奴》时，蔡楚生积极参与，并在潮汕籍导演陈天的帮助支持下，创作拍摄了滑稽短片《呆运》。这是一个以赌博为题材的剧本，讲的是一个穷鞋匠省吃俭用买了一张彩票，无处收藏，只得将其粘贴在门板上。彩票开奖揭晓，鞋匠竟中头奖。一路上，鞋匠扛着门板跌跌撞撞，冲倒了小贩，砸坏了货架，撞碎了橱窗……惹了一路祸。结果领到的奖金正好用来偿付闯祸后的赔款，自己不仅分文未得，反而衣衫撕破，门板被踏坏，落得“呆运”一场。
    1927年，蔡楚生前往上海，先后在几家影片公司当过临时演员、剧务、场记、服装、剪辑等等，凡自认为好的，就记下来，以供将来继续揣摩，这些都为他以后导演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1929年，23岁的蔡楚生经潮汕老乡、著名导演郑正秋介绍，进入明星影片公司当副导演，协助郑正秋拍摄《战地小同胞》、《桃花湖》等6部影片。1931年，蔡楚生加入联华影片公司二厂，正式担任编导。1932年，蔡楚生独立编导了《南国之春》、《粉红色的梦》、《共赴国难》3部影片。1933年2月，蔡楚生参加中国电影文化协会，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同年编导《都会的早晨》，标志着他艺术思想的重大转变，这也成了蔡楚生的成名作。他用艺术表现人民大众的疾苦，以巨大的热情讴歌了劳动人民正直、勇敢、勤劳的高尚品质，针砭了资产阶级子弟阴险、毒辣的卑劣行为，在当时社会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渔光曲》获奖轰动国际影坛
    1934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猖狂迫害进步电影的白色笼罩下，蔡楚生以满腔热情，编导拍摄了轰动影坛的《渔光曲》。这是一曲拨动苦难渔民大众的心弦。《渔光曲》是描写当时渔民不幸命运的现实题材，影片从剧情内容、人物塑造、场面调度、画面构图，都体现出作者鲜明的主题立意。编导者以澎湃的大自然朝气来烘托渔民热爱生活，辛勤劳动的美好品质，歌颂善良正直的人民的生活愿望。影片以强烈对比的手法，在银幕上以乌云重压、风雨如晦的黑暗气氛，渲染在军阀盗匪渔霸重重压迫下，渔民的沉重生活和悲惨遭遇。揭露和控诉了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对人民大众所犯下的滔天罪恶。
    《渔光曲》上演，获得全国广大观众空前的热烈欢迎。当时上海已进入酷暑的季节，影片竟赢得连映了84天之久的空前盛况。1935年2月，《渔光曲》“以其勇敢的精神，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而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这是中国电影首次享誉国际影坛。
    这个时期，国民党继续对进步电影疯狂围剿，蔡楚生面对白色恐怖，不屈不挠坚持自己的艺术道路。他努力开拓多样化的电影题材，以成熟的创作技艺，巧妙利用电影特殊手法把当局严加禁止在电影中出现的内容曲折地反映出来。蔡楚生以富有喜剧效果和观众爱好的样式，在银幕上表达在冷酷无情的社会现实中，妇女儿童和下层穷苦人民的不幸命运和他们善良的愿望。如他导演的《新女性》，这部影片内容是透过剧中女主角韦明的悲惨身世，尖锐地揭示了旧中国渴望自立的正直知识妇女被压迫、被污辱的命运，用血和泪控诉旧社会吃人的罪恶。
    继《新女性》以后，蔡楚生又编导了以流浪儿童为题材的《迷途的羔羊》；反映下层贫苦人民生活的《王老五》；寓意于抗日斗争和民族团结的《小五义》、《两毛钱》，以及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支援抗战的爱国精神和揭露日寇汉奸罪恶的抗日影片《血溅宝山城》等多部进步电影。
    艺术巅峰，《一江春水向东流》
    1947年，蔡楚生与郑君里联合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分上下集：《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这是蔡楚生电影生涯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其作品无论思想性和拍摄技术性都达到了艺术巅峰。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巨片。它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曲折动人地描写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前后的历史过程，真实地描写了“惨胜”前后国统区和沦陷区人民的悲苦，深刻揭露日寇的残暴和国民党当局的腐朽无能，热情歌颂党领导下解放区的幸福光明。激起千万观众对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未有过的欢呼和赞赏。这部影片蕴含着编导者在八年抗战中流亡生涯和情感体验。
    《一江春水向东流》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蔡楚生善于动用电影艺术的综合手段，从观众的审美要求和欣赏心理出发，采取对比手法，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独特艺术风格。这部史诗式的影片有着辽阔的社会背景，事件纷繁，人物众多，关系复杂，时间跨度大。但影片脉络清楚，层次分明，首尾呼应默契，时空转换不露痕迹。这是蔡楚生娴熟地运用我国传统艺术表现技巧所获得的良好艺术效果。它在全国上映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上海接连上映了三个多月，出现了“满城争看一江春”的沸腾景象。这部电影创造了中国电影的最高卖座率，被誉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史诗式影片”、“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里程碑”。
    电影创作，坚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1948年冬，上海解放前夕，白色恐怖笼罩着电影界，在党组织安排下，蔡楚生从上海转移到香港“南国影业有限公司”，组织拍摄“南国”第一部影片《珠江泪》。这是一部在思想艺术上高成就的作品，被誉为“粤语片里面的一个革命性的代表作”，“替未来粤语片之创作铺开了一条道路”。
    蔡楚生坚持电影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为了使其编导的电影作品既有真实的生活感，在创作一部反映旧中国苦难儿童的影片《迷途的羔羊》时，他不怕脏，不怕臭，穿起破旧的衣服，深入到流浪儿童中间，同他们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同他们交上知心朋友，从而掌握了许多生动、形象的创作素材。为了拍摄《南海潮》，他同样带领创作人员一起深入到渔村体验生活，调查访问，搜集创作素材。《南海潮》成为第三届电影“百花奖”获票最多的影片。
    蔡楚生编导的影片大都深刻地揭示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控诉旧中国的社会、统治阶级的腐败，倾吐人民大众的心声，呼唤黎明解放的到来。他导演的影片艺术特色鲜明，故事曲折动人，人物性格刻画细腻入微，内涵丰富，从多侧面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
    “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奋斗终身”，这是蔡楚生的人生追求。正当他以高度的革命热情从事电影工作和繁重的文艺领导工作之际，一场空前的政治浩劫夺去了这位杰出电影艺术大师的生命。1968年7月15日，蔡楚生在北京含冤去世，时年62岁。
    蔡楚生（1906~1968）
    蔡楚生，潮阳铜盂人。1925年，19岁的蔡楚生在“五卅运动”的影响下参加了汕头店员工会，由于喜爱戏剧，他组织了“进业白话剧社”。第二年，他打出“汕头进业电影制片公司”的招牌，并在上海华剧影剧院制片公司潮汕籍导演陈天的帮助下，拍摄了一部滑稽短片《呆运》。
    蔡楚生一生编导了27部影片，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多个之最，代表作有《渔光曲》（曾在莫斯科获奖）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这两部影片都分别创造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产影片最高上座纪录。特别是《一江春水向东流》，非常典型的体现了他善于运用电影艺术的综合手段，从观众的审美要求和欣赏心理出发，采取了对比手法的独特艺术手法。蔡楚生采用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及戏曲展开情节的手法，并运用电影蒙太奇手段，用交叉和对比相结合的形式，在同一时间下转换空间，使情节步步展开，直至高潮结局。蔡楚生编导的影片深为中国广大观众所喜爱，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誉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解放后，蔡楚生担任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席和电影局副局长等职。

71.

南昌起义领导人曾聚首汕头

人物
    周恩来（1898年－1976年）籍贯浙江绍兴，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49年至1954年间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谭平山（1886年－1956年），又名谭彦祥、谭鸣谦、谭聘三，广东高明人。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务院委员及人民监察委员会（监察部前身）主任等职。
    贺龙（1896年－1969年），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省桑植县人。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的主要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刘伯承（1892年—1986年），原名明昭，字伯承，小名孝生，以字行，四川省开县（今属重庆市）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国现代杰出军事家、军事理论家，有“川中名将”、“军神”的称号。
    张太雷（1898年－1927年），原名张曾让，后改名张椿年，张太雷，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叶挺（1896年－1946年），原名叶洵，字希夷，中国广东惠阳秋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及新四军重要领导人之一，闻名国内外的军事家。
    彭湃（1896年—1929年），乳名天泉，原名彭汉育，曾用过王子安、孟安等化名，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城郊桥东社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郭沫若（1892年－1978年），幼名文豹，原名开贞，字鼎堂，号尚武，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之一、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
    聂荣臻（1899年－1992年）字福骈，四川江津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名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

    位于汕头老市区民权路95号的大埔会馆已修缮完毕，馆内工作人员正筹备“潮汕七日红”展览。87年前，历时两个余月的南昌起义在潮汕建立政权，起义军中枢首脑人物都曾集中在汕头。其中包括谭平山、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贺龙、叶挺、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彭湃、刘伯承、恽代英，以及当年还是中、下级军官的林彪、罗荣桓、陈赓、许光达、肖克、谭政等人。

    南昌起义打响，筹划在汕成立国民政府
    汕头是南昌起义军革命委员会预定的临时首都，原筹划以革命委员会为基础在汕头成立国民政府。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的南昌武装起义爆发，经过一天激烈战斗，全歼南昌敌军一万余人。南昌起义的枪声震惊了蒋介石、汪精卫、李济深，他们从南京、武汉、广州调集大批军队向南昌进攻。据市政协文史委主任黄羡章在《汕头，一座英雄的城市》中提到，当时起义军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力量，革命委员会按原计划于8月5日撤出南昌，南征入粤，战略目标为转移到以汕头为中心的工农运动较早的潮汕、东江地区，建立革命政权，进而攻占广州，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起义军经赣东南、闽西进入广东，9月23日解放潮州，24日占领汕头。
    起义部队进入汕头后，革命委员会和起义指挥部联合在汕头市区民权路95号大埔会馆办公。为先稳定汕头秩序，革命委员会任命大埔籍的中共广东区委秘书长赖玉润任汕头市革委会委员长，潮安籍的徐光英任汕头市公安局代理局长，任命起义军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为汕头海关监督兼汕头交涉员，刘伯承为军政学校校长，周逸群为潮汕警备司令，彭湃为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这些重要职务的任命表明，起义军初抵汕头时有着在此长期经营的准备。
    据介绍，当时，人员安排就绪，起义军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中。一方面，部队在汕头港击退敌舰飞鹰号妄图炮轰市区的图谋；派员保护、扩充汕头子弹厂（此厂为汕头历史上唯一的制造子弹的工厂，厂址在何处，待考），加紧生产子弹，武装部队，作好迎击敌人的准备；另一方面，由徐光英主持的公安局，派员日夜巡逻，维护治安，时有不法之徒乘机抢劫商店，制造混乱，公安局果断对其中3人予以逮捕枪毙；当年起义军领导人头脑冷静、沉着应对局势，不杀或少杀所谓“土豪劣绅”、资本家。

    起义军终失败，仅在潮汕建立七天政权
    正当起义军在汕头筹划成立国民政府之际，敌军黄绍竑、陈济棠、王俊部从五华、兴宁、留隍往揭阳汾水（现揭东县玉湖镇境内）、丰顺汤坑集结，计划攻击起义军侧背。面对这一严峻局势，革命委员会认为，只有歼灭这方面敌军，才能解除汕头、潮州西面威胁，故命令起义军主力贺龙、叶挺部开赴揭阳，迎击敌人。由于起义军所获情报不准确，最后败北。部队从揭阳往东撤退，会合从汕头、潮州撤退人员，经潮阳关埠、谷饶、贵屿，普宁占陇，先后往流沙集结。周恩来在流沙主持召开著名的“流沙会议”，部署起义军和革命委员会人员分头行动，起义军领导人大部分从惠来、陆丰从海路撤往香港，余下部队经云落往海陆丰与农军会合。
    从8月1日发动到10月3日普宁流沙结束的南昌起义，历时两个月零三天，虽然时间不算短，但大部分时间在赣、闽、粤边行军边打仗，真正稳定脚根，建立政权仅是在潮汕7天，史称“潮汕七日红”,除驻守潮州的第20军第3师师长周逸群外，起义军中枢首脑人物都集中在汕头，包括谭平山、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贺龙、叶挺、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彭湃、刘伯承、恽代英，此外，还有当年还是中、下级军官的林彪、罗荣桓、陈赓、许光达、肖克、谭政等人。

    张太雷秘密莅汕，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
    正当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在汕头成立革命政府、建立以汕头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等待中央的指示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衔中央之命，从香港秘密潜来汕头。9月26日，张太雷在南昌起义军指挥部——大埔会馆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的指示：将南昌起义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去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并将起义部队开往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军队，改组为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
    黄羡章认为，南昌起义在潮汕失败，而张太雷在汕头宣布将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局面转向中共独立自主的苏维埃革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中共与背叛国民革命的蒋介石、汪精卫分道扬镳。从此，中共的革命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就在张太雷在汕头关于苏维埃革命的宣示两个月后，1927年11月，从汕头经流沙转移到海丰的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彭湃率领起义军余下部队与当地农军举行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先后攻占海丰、陆丰县城，分别召开两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72.

叶剑英，革命时期曾三次来汕
本报记者 方晓旻

    19岁时途经汕头前往南洋
    叶剑英籍贯梅县，而梅县与汕头又很近，在他19岁时，就曾途经汕头前往南洋。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诞生在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村一个小商人家庭里。据介绍，叶剑英的父亲叶钻祥，自幼习武练功，曾在梅县考取武秀才，但无官可做，只好在家乡做小本生意。他为人耿直宽厚，常帮别人杀猪、打鱼，有时兼作“水客”，出洋为华侨和侨眷捎钱送物，很讲信义，受人敬重。叶剑英的母亲为人贤惠善良，勤俭持家。小时候，叶剑英父亲给他起名叫叶宜伟，希望他能健康长大。
    叶剑英从小爱劳动，爱学习，经常帮父母做家务，边干活边学习认字、算数。7岁时，父母省吃俭用，送他去雁洋私塾念书，以后又转入新学堂读书。后来，叶剑英离开东山中学以后，回到雁洋横山，一面在小学任教，一面写信给在马来西亚怡堡的叶宜桐堂兄，要求出洋谋生。1916年，堂兄叫“水客”带叶剑英经汕头、香港、新加坡，到达马来西亚怡堡的伯父家里。
    专程到汕头打听粤军情况
    1920年初，叶剑英从昆明回到梅县雁洋堡，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事做，他常常到丙村培基学校，借阅《孙文学说》等革命书籍和报刊。一些东山中学的校友听说叶剑英回来了，纷纷来看望他。大家在一起畅叙友情，纵论时事，不禁感慨万端。“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叶剑英想到国难当头，壮志未酬，心中十分焦虑。梅县丙村培基学校有位教师，与潮梅镇守使刘志陆的副官是旧交。他极力向那位副官举荐叶剑英。那位副官将叶剑英的情况禀报刘志陆后，刘为之心动，很想见一见这个年轻人。叶剑英得到这一消息，心情比较矛盾。他早听说过那位镇守使是梅县人，云南讲武堂出身，曾拥护过孙中山。但他又是当时占据广东的桂系军阀莫荣新的下属，不知道他的政治倾向如何。叶剑英决定去试探一下，并想到那里继续打听孙中山在福建组建粤军的情况。
    叶剑英到达汕头，很快受到刘志陆的接见。刘志陆见叶剑英仪表堂堂，举止稳重，谈吐风雅，内心已有几分喜悦，但他故意摆出老资格和官架子，大吹大擂自己当年参加护国靖国之役的战功和镇守潮梅的政绩，然后转入正题说：“眼下莫督军有令，要扩充人马，我这里参谋处正缺人手，你来得正好，楚材楚用嘛！”叶剑英从他的话语中，明白了他与莫荣新的真正关系，知道他是“人在粤上心在桂”，便没有轻易应允。他在心底已拿定主意，不跟随刘志陆，准备继续去寻找粤军。他了解到，粤军是三年前孙中山在广州时重新组建的，后以护法援闽名义开入闽南，部队迅速扩编为两个军，总兵力已发展到2万余人。孙中山对这支军队倾注了全部心血，他期望着依靠这支武装力量打垮桂系军阀，夺回广东这块曾多年苦心经营的民主革命根据地。叶剑英弄清了“援闽”粤军的历史和现状，决定前去投军。于是，便离开汕头前往福建。
    经汕头红色交通线前往苏区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共中央为加强在上海的党中央与在江西、福建的中央苏区之间的联系，由中央交通局开辟了一条由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的秘密交通线。当年，这条“红色秘密交通线”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战斗在白色恐怖之中，成为一条催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nbs, p; 1930年底，中央交通局派遣人员在汕头市镇邦街7号设立“中法药房分号”；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又在海平路97号成立“华富电料公司”，承接中法药房分号的任务。根据资料记载，这两处交通站不仅传达、沟通了党中央在苏区的信息往来，还向苏区输送了大量物资。这两处交通站，在当时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及时传达、沟通了党中央和苏区的信息往来，还利用药房、电器材料行的有利条件，向苏区输送了大量的物资，有药品、电讯器材、布匹、纸张、食盐等，也为敌后地下工作运送活动经费。此外还护送大批干部到中央苏区，从1930年到1934年共护送200多人到中央苏区。其中有周恩来夫妇、叶剑英、刘少奇、邓小平夫妇、刘伯承、任弼时、聂荣臻、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张闻天、杨尚昆、肖劲光等。 <, BR>    卢伟良在《回忆在大埔交通站的战斗生活》中这样提及他参与护送叶剑英到苏区的情景。当时，叶剑英同志是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自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秘密居住在香港，国民党反动派悬赏十万元通缉他。从香港乘船到汕头登岸后，卢伟良和叶剑英在一间小食店吃了早餐，随后又马不停蹄乘轻便火车去澄海，再由澄海步行到黄冈圩。他们到达黄冈圩时已经是黄昏时分，随即又到一名地下党同志的父亲开的咸杂店去，受到这名同志的热情招待，当晚就住在这间咸杂店。后来又从黄冈圩经埔东，前往闽西特委所在地。

    叶剑英（1897~1986）
    叶剑英是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1897年4月28日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他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等职务。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6年10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73.

冯铿，“左联五烈士”唯一女性作家
黄浩瀚 蔡慕娟

    冯铿
    冯铿，1907年10月出生于广东潮州一个贫穷的教师家庭。她是民国时期潮汕最著名的女作家，作为左联五烈士中唯一的女性作家，其作品无论数量，还是思想性、革命性、艺术性，都在当时的国内、国际具有重要影响力，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诞生的最出色的和最有希望的女作家之一”。革命导师鲁迅对冯铿作品的评价：“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步的第一步，是对前驱者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才华横溢的潮汕才女
    冯铿的父母、兄姐都是从事教师职业的知识分子。在书香家庭耳濡目染的熏陶下，冯铿自幼酷爱文学，很小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华，有才女之称。
    1920年，13岁的冯铿来到汕头市礐石正光女校就读，她年纪虽小，但才学过人。正光女校是一所教会办的学校，学生多是教徒，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学《圣经》，冯铿等几位非教徒的同学却不理睬。期末考试将至，学校突然宣布《圣经》列为必考科目。冯铿马上加班快速熟读，很快就能记住了，但其他非教徒同学有些着急。冯铿对她们说：“你们不用怕，我自有办法。”考《圣经》, 的同学抽签入室面试，几个非教徒同学，把抽到最前面的签号给冯铿，她从容进入试室，对答如流，获得满分。考完后就把考试内容在《圣经》上做了记号，巧妙地从窗口传出，让另外几个同学阅读背诵，终于都应付过去了。冯铿在正光女校的这些事被传为佳话。
    锋芒崭露的文学斗士
    1921年春天，冯铿转到汕头友联中学初级部就读，一直到1926年高中毕业。在此期间，冯铿开始在汕头文坛崭露头角。友联中学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名校，趁着“五四”新文学的浪潮，学校师生创办的“友中月刊社”应运而生，冯铿是月刊社的骨干。1923年秋，汕头第一个新文学团体“火焰社”成立并创办《火焰》月刊，冯铿也是该刊的主要撰稿者。
    时值国民革命在广东兴起，当时潮汕地区是广东乃至全国国民革命的中心之一。冯铿这个年仅十七八岁的高中生，便以笔杆子当做战斗武器。她认为文学可以为革命助威呐喊，可以点燃人民心中的火焰。在此期间，冯铿一鼓作气发表了《国庆日的纪念》、《破坏与建设》、《学生高尚的人格》等近10篇以文学为题材反映她对现实社会斗争的思考的文章。她清醒地意识到，辛亥革命之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势力还没有被彻底清除，这是造成国家混乱的原因。因此，她满腔热情地号召广大青年，要抱着献身的决心和大无畏的精神，不管道路中怎样“布满了荆棘、虎狼”，也要不顾一切地勇敢奋斗，“达到我们理想的伊甸地!”
    前不久，笔者在汕头市档案馆珍藏的冯铿烈士档案中，发现了一首冯铿亲笔手写的《夏日即事》小诗，这是一首迄今鲜为人知的冯铿手稿，弥足珍贵。此诗为：“幽梦初回书坠地，瓶花相对淡无言。斜阳一抹胭脂色，荔果枝头熟更繁。”字里行间不经意中流露出的恣肆，无不显示出冯铿对未来斗争生活的希望和对革命成功的憧憬，充分展现出冯铿的才情和革命情怀。
    坚贞不屈的“左联”女杰
    1926年底，冯铿高中毕业。翌年春天，她和爱人许美勋到潮安彩塘乡一所小学当教师，随后以极大的热情为农会办夜校，教农民识字，并进行积极写作，创作了代表作《白烛》。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潮汕的许多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惨遭国民党杀害，冯铿也被迫流亡。在流亡生活中，她得到了农民兄弟的掩护，建立了与农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1930年3月，在中共的指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冯铿作为首批50多名盟员之一员出席成立大会，并在“左联”工农工作部工作，成为“左联”的骨干盟员。在左联，冯铿以一个青年共产党员的战斗热情，勇敢地投入对敌斗争。她不仅参加联络工会、张贴标语、印发传单、宣传群众的工作，还创作并发表了诗集《春宵》，随笔《一团肉》，短篇小说《遇合》，中篇小说《重新起来》和《最后的出路》等大量作品。其中《小阿强》、《红的日记》与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胡也频的《同居》，都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一批直接反映和热情讴歌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战斗生活的文学作品。
    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沪西租界秘密召开，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红军、革命团体的代表出席会议。冯铿与柔石、胡也频3人被“左联”推选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
    1931年1月17日晚，冯铿等人在上海公共租界东方饭店讨论有关反对王明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推行的“左”倾错误路线时，被英国巡捕扣押，19日被“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当局。在狱中，面对敌人时而严刑拷打，时而以高官厚禄利诱，冯铿这位“左联”女杰，坚贞不屈。2月7日，冯铿等24位革命者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枪杀于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同时牺牲的还有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等“左联”青年作家，史称“左联五烈士”。

74.

探访独九旅旅长华振中故里
林琳 文/摄

    时光倒流5年的话，华振中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不认识这位国民党爱国将领，更不知道他与潮汕有一段割舍不了的渊源。直至近年开始寻访抗战老兵，研究潮汕抗战史，不断接触到这个名字，知道汕头沦陷时，这位第十二集团军直属独九旅旅长兼潮汕警备司令如何率领军民奋起抗击日寇，并许下“不收复失地，不离开潮汕”的誓愿，不由得对其肃然起敬。本次汕头市政协文史委前往韶关调研，探访华振中故里也就成为我随行的源动力。
    汽车在通往始兴县隘子镇的山路上盘旋，十弯八曲，兜兜转转，山道陡且险，连续不断的急转弯让人有些发晕。一百年前，这里一定还不是铺着柏油的一级公路，十多岁的华振中，该有怎样的毅力才能走出这绵延不绝的山间小路去报读军校？世人爱说“乱世出英雄”，其实英雄都出自这些不甘沉沦且胸怀大志者。在那个社会动荡变革不断，国势衰微、军阀割据、外强觊觎的时代，个体于大局面前何等渺小，甚至连自己的生命和未来都无从驾驭，若没有坚定的信念与过人的胆识，华振中会像他的众乡亲那样呆在乡里终老一生。
    故屋残破不堪家乡唯留一侄儿
    生于清光绪18年（1892年）的华振中是韶关市始兴县隘子镇井下村围墩里人。我们到达这里时，始兴县政协一帮人早已在此等候。县政协副主席廖晋雄像见到多年老友一样哗啦啦说个不停。他用一句半咸不淡的潮汕话讲“我也是潮汕人”，称父辈抗战时期从潮汕迁徙来韶关，所以当接触到有关华振中的史料，了解到他在潮汕英勇抗日的事迹后，自己成为了华的拥趸，着手调查、撰写他的传记已有数年，目前尚未完稿。
    廖晋雄带我们敲开了华振中侄儿华任仁的家门。他是目前留在村里的华家唯一直系亲属。70多岁的老人得知我们是为其大伯父华振中而来，高兴得连连握手问好，并领着大家上楼，迫不及待摘下墙上的照片镜框，小心翼翼拿出华振中与亲人的合影，告诉我们：“这是家里仅存大伯的照片，还是多年前表哥从外地寄来的。”照片已经发黄发蒙，背面的字迹也模糊不清，仔细辨得这么一行字：“此照片系四兄邮回，原拍于五十多年前。现重拍于香港，想念先人及于（余）等手足情谊。故寄回。以作留念。仁。九一年中秋日。”照此推算，该是摄于抗战时期的旧照，照片中已届中年的华振中英姿勃发正气凛人，没穿军装的他仍显一副职业军人的威严。
    华任仁介绍，大伯一家出走后再没回来过，因为华振中父亲当年的墓地在大跃进时期被挖掉了，骨骸不知去向。而故屋也被几经占用，待到归还时也已残破不堪。我们要求他带路，去看看华振中故居。
    爬上一段小坡路，映入眼帘的，满是颓败破落的景象。门道里，屋顶坍塌、梁柱歪倒，经年不用的废弃杂物满地狼藉，雨水顺着残破的屋檐往下滴落，到处弥漫着潮湿发霉的气味。门道外，诸多杉木斜顶着几欲倒塌的断垣残壁，荒草凄凄处几株芭蕉树顽强地生长着。唯有屋后一排保存尚好的工房，以及完工于清末的屋前大型浮雕照壁，告诉我们这儿曾经是辉煌一时的大户人家。
    少时目睹家庭受欺凌发奋自强
    华任仁指着屋后一间工房说，大伯华振中当年就在这里出生。他又指着另一间工房说，华家房子被占用后，自己一直住在这里，直至前几年危旧得确实难再住了，才撤出去。
    华振中在他的《自述》中说过“我家是个半耕半读的小康之家，自我上第十代之桂芳公起，历代未曾中落过。”多年研究华振中的廖晋雄印证了这一说法，据他介绍，华家到了华振中的父亲华玉镜这一代，仍很殷实。只是在农村，殷实之家也会受到强房的欺凌。华振中年幼时，常从祖母的讲述中得知家里“因为人丁少，曾备受强房的欺凌，以致有家而不得归，房屋田地曾被人强占两年之久。”他自己也“亲眼看过两次被人打进家来勒诈”，由此从小种下了“自爱自立，嫉恶如仇的根性”。
    华玉镜对儿子华振中的要求非常严格，使之“在家乡时绝对不敢看人赌博，绝对不敢对长辈讲一句谎话”。而他的庭训中有5点给儿子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忠孝传家；忠厚传家；桃园结义；立志成名，不要求利”以及华振中从军校毕业后受其再三叮嘱的“只望吾儿良心上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做良好的军人便是我的好儿子。”
    擅军事能打仗政治上却不敏感
    少时的经历、父亲的训诲、军校的教育造就了华振中刚直不阿，同情弱者，尊重他人，感恩图报的秉性。走出隘子镇的他一直对家乡感恩回报，如1941年出资兴建俊士学校（现井下小学）；开挖井下温泉方便乡亲们取水；联手张发奎（国民党著名高级将领）铲除乡霸官惕轩等等。但他的秉性在其人生各个时期，特别是面临纷繁复杂的政治及军事挑战时刻，也决定了长于谋略、擅军事能打仗的他在政治上不敏感，一生总是处于“站错队”、仕途坎坷的多舛命运。
    1910年，18岁的华振中成为隘子镇张、官、华三大姓中第一个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的子弟，由此开始了他的职业军人生涯。3年后考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第二期，1917年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与他同期的同学中，上官云相、顾祝同、薛岳、余汉谋、李汉魂、黄琪翔、邓演达等后来都成为国民党著名将领。
    保定军校毕业后，华振中在北洋军中呆过短暂一段时间，后回广东，在粤军第一师任少校营副，再任学生兵少校营长。1922年6月，孙中山挥师北伐驻扎广州期间，陈炯明公然叛变，围攻广州总统府，并指使部下翁式亮和杨坤如两团先期占领韶关，以阻止回师靖难的北伐军进军广州。在这严峻关头，被孙中山视为亲信的华振中正指挥数百人坚守韶关，或许出于哥们义气、爱护部属，或许对陈炯明抱有同情，他竟鼓动部分官兵开城门，让翁、杨两团兵不血刃占领了韶关。华振中这一关键时刻站错队的行为，对他后来的仕途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他对此也非常后悔，在回忆录中写道：“良心虽出自爱国家、爱部属，而事实是做了反革命！这是我良心上最大的憾事。”这一事件也导致他眼见昔日同乡下级如张发奎、薛岳等位列上将叱咤军界威震敌寇，而自己至终只能以中将军衔了断戎马生涯。
    爱国家爱民族抗日寇屡建战功
    陈炯明事变后，犯了政治路线错误的华振中痛下决心加入中国国民党，并辗转回到原粤军第一师一部扩编成的第11军。后第11军几经缩编、改编，华调任其属下第61师第七旅旅长，1931年率该旅随19路军调往江西。“九·一八”事变发生，19路军开赴京沪铁路沿线警卫，华振中则调任京沪卫戍司令部高级参谋，淞沪抗战前夕负责主持制定对日作战计划。“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因战争形势复杂，上海各报及其他中外报刊所载消息和评论很不一致。身兼“19路军义勇军”总指挥的高级参谋华振中除要协助蒋光鼐、蔡廷锴指挥协调作战外，更与司令部参谋朱伯康一起编写战报，担负19路军新闻发言人角色。战后，为给历史留下19路军顶住各种政治压力抗击日军侵略的真实史料，他接受蒋、蔡的命令，与朱伯康一起编写了40余万言的《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它成为后人研究淞沪抗战和19路军的重要文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振中又先后参与“八·一三”淞沪战役、南京保卫战及庐山阻击战等重大战役。在1938年庐山阻击战时，已调任160师中将师长的他率全师官兵扼守庐山侧翼金轮峰等数座山头上，顶住日军飞机大炮的轰炸，连连击退疯狂猛攻之敌。此役160师以伤亡74人的代价，打死日军400余名，包括日酋大队长川上少佐等数十名军官，俘敌军官1名士兵12名，缴获一批武器，大获全胜。
    乡里人都知道他非常热爱潮汕
    廖晋雄说，“隘子镇许多乡亲都知道华将军在潮汕主持过抗击日寇战事，他非常热爱潮汕，在那里留下了好名声。以前跟随华将军到潮汕的老兵在世时，常讲述将军的一些轶事佳闻。”华任仁也拿出了当年华振中撰写的标明“供独九旅官兵专用”的《现代军人》和《全民抗倭战争刚要》等著述。其在自序中这样写着：“我一生最恨的是倭寇，我于本年（1939年）三月当潮汕万分紧张中，奉任独九旅旅长兼潮汕警备司令之命，在自己虽明知兵凶战危，军事没有侥幸；但为了爱国心和恨敌心的驱使，我不得不为国家民族的危厄，而实行挺身冒险……我绝不因为六月间的失败（指汕头、潮州沦陷前后华指挥独九旅及保安团抗击日寇，最终仍没能挽回沦陷之局势）而灰心，我初到潮汕的时候，决心以‘保卫大潮汕，要同时建设新潮汕’且务使独九旅依照建军原则，练成为能抗倭守土的现代军队为己责，直至现在，我还是照着这个决心在不断努力，而期有以补过与雪耻。”
    1939年2月，接防潮汕的华振中迅速制定爱兵爱民、亲兵亲民、教兵教民的方略，加紧训练部队，并亲作《独九旅旅歌》鼓舞士气，动员兵民共同抗日（此前采访当年独九旅老兵及该旅战工训练班成员皆有述及）。汕头沦陷前两天，华下令拆毁潮汕铁路破坏沿路桥梁和马围机场，阻碍日军推进。6月21日，日寇进犯汕头时，守军与之激战于街巷，后日军舰在飞机掩护下驶进汕头港，独九旅被迫撤出汕头。6月25日，日军主力2000余人沿铁路沿线和护堤公路进犯潮州，独九旅与保安第5团等部在华美、金石、乌洋、浮洋一带猛烈抵抗。庵埠到潮州仅30余里，但日军耗费整整2天才得逞。7月，华振中率官兵反攻潮州，一度占领市区大部，4天后因日援军赶到，恐腹背受敌而撤。华振中深为痛惜，认为“这是我此生的奇耻大辱，终身不会忘记”，并立誓“不收复失地，不离潮汕”。1940年9月，独九旅调防离开潮汕，华振中愤然辞职。
    我在颓败的华振中故居前肃立，静默良久。初夏潮湿的南风轻轻拂来，也拂抚着这行将坍塌的百年老屋，遥想这位当年以抗倭为人生“无可推脱之己任”的民族英雄，最终客死马来西亚（1979年逝世），今日倘魂归故里，该作何感喟？

75.

钟鲁斋，曾力促南华学院迁址汕头
曾旭波

    钟鲁斋（1899~1956）
    1899年10月27日出生于广东梅县三乡石楼村一户贫苦家庭。幼年时便熟读“四书”、“五经”，15岁就读于丙村三堡学堂，毕业后考入梅州中学，后转入广益中学。因成绩优秀，毕业时由学校保送到上海沪江大学。攻读教育专业，成绩优异，获荣誉奖学金。1924年，钟鲁斋毕业回梅县，任广益中学教务主任，并协助黄墨村等创办梅县第一间大学——嘉应大学。为进一步学习教育理论，1926年他重返上海，入沪江大学研究院专攻教育学。翌年夏，取得文学硕士学位。两年后，他以参加“万国主日学校大会”的中国代表资格，到美国进入史丹佛大学专攻教育学。经勤奋研读，取得教育学博士学位。随后到美国、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考察各国教育慨况。回国后，先后任上海沪江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教授、北京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厦门大学教授；1936年至1938年，回广东任广州勷勤大学和中山大学教授。
    创办南华学院谋求教育兴国
    1938年，抗战烽火燃烧至广州，钟鲁斋来到香港，为了继续他的教育兴国梦想，他跟友人一起创办南华学院，亲任院长。之后，为谋求建设家乡教育，以应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国人办大学应设于国内的规定。1939年夏，钟鲁斋亲赴南洋印尼椰城、爪哇等地发动华侨捐资办学，宣传华侨教育之改进，阐述在梅设立大学之必要。得到印尼雅加达中华商会会长兼筹赈会主席、侨界巨子丘元荣（梅县人）及热心桑梓教育的广大华侨的广泛支持和大力协助。1939年8月，钟鲁斋由印尼返港，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准设正校于梅县。钟鲁斋遂电聘卢辉荪、龚伯仑和时任民国政府梅县县长梁国材等人为校务委员。9月，原设香港的南华学院迁来梅县，在梅县城郊古田林屋租用民房正式招生开学，学生除来自本省外，还有来自江西、福建等地。1940年春，南华学院又由古田迁至附城锦江亭侧欧阳氏大厦上课。并奉梅县县政府令准划出城北教溪口西岩及北岩（即今梅县华侨中学地址）一带占地面积约千亩左右建新校舍，于同年9月动工兴建校舍。11月，学院奉教育部指令准予立案。1942年，即迁城北教溪口新校上课。
    抗战后迁来崎碌绥靖公署旧址
    1945年8月抗战胜利，钟鲁斋决定将学院迁出梅县，以利学校进一步的发展。在充分比较广州和汕头两座城市对南华学院的办学利弊之后，他毅然决定把学院迁到汕头。因为钟鲁斋认为，第一，学校迁汕头比迁广州在地利、人缘等方面，都更加容易和方便；第二，汕头是岭东门户、经济和文化中心，潮梅各县学子来汕读书，交通便利；第三，民国以来，已多次有人士提出潮汕应办大学而一直未竟，随着岭东各县中等教育的发展，高中毕业生逐年增加，若往广州或外省升读大学，交通上、经济上都面临困难，若学院迁汕头，各地学子便可就近升学，故从为本地培养人才来讲，理由充分，亦一定得到地方政府及各方人士的支持；第四，学院原来就是由华侨捐资才得以创办，如果迁往汕头，继续为侨乡培养人才，或将能得到华侨同胞更多的经济支持。
    既然选择汕头，那么就要做好相应的各项措施。首先是得到汕头党政当局的支持，商借到原汕头市立女中校舍为临时校址。第二是将迁校计划同时呈送教育部并很快得到批复。第三就是改组校董会并加聘名誉校董。公推两广监察使刘侯武为董事长，中央委员罗翼群为副董事长，聘任翁照垣、林子丰等为校董并加聘名誉校董十多位，“俾使潮梅人士共同为本院努力”。各方面措施一一落实，搬迁亦便得以顺利进行。南华学院1946年7月开始从梅县搬迁来汕，9月中旬搬迁完毕，10月1日便开学上课。
    在汕头的南华学院专业开设文、商、农三大科。文科即文史系，分中国文学系和历史学系，商科设商学系和会计系，农科设农业经济系。原汕头市立女中校址，于1936年建成于饶平路，是一栋只有八间教室的简易教学楼。1939年6月21日汕头沦陷后，市立女中停办。作为中学，该教学楼已显狭窄，而作为学院，就更显场地不够了。钟鲁斋院长原想在城郊另找地建校，但终归财力不济而作罢。于是他看中了位于崎碌尾原军阀洪兆麟在汕头崎碌建的绥靖公署旧址。绥靖公署占地约二十来亩，建筑物也很宽敞，若能借来办学，所花费用也不多。他遂于1946年秋向广州行辕及广东省政府请求拨用。经过一年多的公牍往来，1947年8月30日，广州行辕最终同意拨借，同年9月18日，广东省政府亦同意拨借该址为学院院址。但因该址为军队资产，还得最后一道手续，就是南京国防部同意。于是，钟院长又亲自到南京面呈国防部，终于得到国防部的同意。1947年底，南华学院师生终于从女中校址搬到绥靖公署旧址上课。
    南华学院的教学实行导师制，对学生注重文化知识和思想修养并重的教育方式。为此，学院设立学生奖学金，鼓励学生刻苦学习。成立学生自治会，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和自律能力。1949年冬，南华学院由汕头复迁梅县，结束了在汕头四年的办学历史。
    一生专注教育事业著作颇丰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钟鲁斋居留香港，出任香港九龙南华中学校长。1952年至1956年任香港九龙崇基学院（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6年11月30日因突发脑溢血去世。
    钟鲁斋一生为教育事业奋斗不息，在办教育方面有丰富经验，在教学研究方面，其著作极为丰富。先后著有《小学各科教育新法》（1933）、《教育研究法》（1934）、《现代中国民治教育史》（1934）、《比较教育》（1935）、《两性学习差异之调查与研究》（1935）、《现代心理学与教育》（1936）、《维特嘉系统之实施》（1936）、《德国教育》（1937）、《中国各科教育法》（1938）、《中国国语教育选择》（1938）、《华侨教育之改进》（1941）、《教育法之改进》等专著。此外，还有编成单行本出版的《用实验法去选择中学国文之教育法》（英文本）、《文纳特卡制实验报告》、《爪游三月记》等著作。

76.

郑松涛，不应被忘却的抗日志士
林琳

    两年前做“抗战那些年”专题采访，寻到了澄海青抗会发起人之一、韩纵老战士杨君勉家中。老人家已是96岁高龄，基本失聪，我们将问题写于小黑板上，他看后一一解答。那个下午，他深深陷入了回忆之中，而记忆的库存中，他最为难忘的就是战友郑松涛。我们由此知道了一个尘封已久的故事，但是由于老人家年事已高，谈到的多是梗概而少细节。不过因为故事的惨烈，让听者记住了这个名字。
    随后，通过史料的搜寻，通过寻访青抗会其他老同志，一个活生生的郑松涛形象逐渐浮现。抗战胜利已将近70年，像他这样当年名闻潮汕大地的抗日志士，我们不该忘却，我们应该记住：在民族遭遇最危难的时刻，正是像郑松涛这样的仁人志士义无反顾地挺起腰杆抗击日寇，给国家带来了和平与自由，他们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脊梁。
    家庭富裕自小受良好教育
    1918年，郑松涛出生于澄海上中区（今上华区）冠山乡一个华侨家庭。祖父郑寄云，旅居暹罗（后称泰国），是暹罗潮州商会第三届会长。父亲郑肃恭是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同情革命，曾与周恩来、朱德等人有过接触，对他们的学识和革命精神甚为敬佩，学成后在泰国开办“南国”药房。母亲卢淑华，毕业于广州助产学校，后在家里操持家务。郑松涛是家中5个兄弟中的长兄，因其大伯早逝，无嗣，被过继给大伯为子。在澄海，家庭收入靠侨汇，比较富裕，也使得他从小就能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
    1930年，郑松涛往曼谷的暹京新民学校读书，毕业后回到汕头市礐光中学读书。此期间日本侵略者的魔爪正逐步伸向中国腹地，激发起他抗日救国的热情，他决心投身于社会的政治斗争。于是随后与李平同赴上海，他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在党团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一面学习绘画一面投身轰轰烈烈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与美专的潮汕同学陈英道、郑勉、高永侯、许汝舟及李平、陈谦等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学生，一起参加抗日游行集会和散传单、贴标语等活动，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革命道理。
    不去暹罗坚守在澄海抗战
    “七·七”事变后，郑松涛于当年8月回到了潮汕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父亲来函要他往暹罗转欧美深造，他立即去函谢绝。家人和朋友劝他结婚成家，他用“匈奴不灭，何以家为”之语，以明其志。不久，他联系了王慕真、陈锐志、柳润、杨君勉等澄海青抗会骨干，参加了澄海青抗会的筹备工作。他常说“青抗会就是我的家！”青抗会活动经费很困难，郑松涛经常慷慨解囊支持青抗会开展工作。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澄海青抗会的工作逐渐由城镇深入到农村。郑松涛组织的冠山青抗、妇抗、少工队的活动搞得相当出色。其胞弟松芝、松楠和堂弟郑柏秋也学习哥哥榜样，积极参加少工队活动。他们通过开展教唱抗日歌曲、张贴标语和街头演出等形式宣传抗日，也为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如罗列、许杰等少工队员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1938年7月下旬，157师战地服务团成立，郑松涛等10人由澄海青抗会派往该团，活动于澄城坝头、上中、隆都等地。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5月，潮汕沦陷已迫在眉睫，郑松涛的父亲为家人安全计，专程回家乡带他们母子到暹罗去，松涛留守潮汕抗战的决心已定，再次婉言谢绝。父亲为之感动，终于同意他一个人留在家乡参加抗战。
    热爱同胞危急关头护战友
    1939年6月21日日军占领汕头时，被派往抗日儿童流动剧团当队长的郑松涛，正与剧团驻扎在庵埠一个小乡村里，为安全起见，他们连夜撤往潮安县城。是晚大雨倾盆，路滑坎坷，有的小队员心里很害怕。郑松涛一边协同剧团政治指导员吴南生做好队员思想工作，一边主动背负行动困难小队员前进，使全体团员安全抵达目的地。
    生性率直爽朗、待人真诚的郑松涛敢于向党交心，直抒己见。那时候正值国共合作抗日高潮，他认为“现在是抗日高于一切”，“既然是国共合作，就不需要有党派活动”。为此受到党内批评和撤销其宣传队长职务的处分。这时，在泰国的母亲担忧儿子的安全，托人购买双程船票回潮汕，要松涛到泰国。郑松涛趁机向组织建议让他赴泰募捐抗日经费。组织认为他的建议是动摇的表现，不同意他赴泰国，同时内部决定给其党内除名（但没有向他本人宣布）。松涛服从组织的决定，打消了赴泰念头，仍在冠山一带活动。
    1939年底，日寇汉奸郑菊人获知郑松涛在家乡活动，密谋逮捕他。此事为少工队员许杰获悉，迅速转告松涛。郑松涛立即离开冠山赶到澄海战工队驻地莲阳北李。1940年4月27日凌晨3时许，日寇与伪军300多人分三路进犯苏南、樟东，突袭苏南北李，包围县战工队驻地李氏宗祠及乡公所。危急关头，郑松涛与其他男同志协助帮助多数队员越墙转移。这时候，日寇已进入战工队驻地搜索，杨君勉在墙上要拉郑松涛越墙，郑见另有4名女队员还没离开，便留了下来，让她们踏着自己的肩膀越墙，可惜她们临急慌乱，耽误了时间，5个人全部被日寇逮捕。
    狼狗撕咬仍高呼“中国好”
    敌人连夜将他们押解到庵埠的日寇警备司令部驻地。警备司令企图在郑松涛身上大做文章，先是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诱惑他，但郑松涛不为所动，一笑置之。软的不行，敌人就采用硬的一套。从5月4日至6日，一连三天对他施加各种酷刑，抽皮鞭、坐老虎凳……平素西装革履貌似文弱书生的他，这时候表现出了爱国抗日的坚强意志，他对敌人的酷刑回应是破口大骂。
    最后，日寇把郑松涛的衣服剥光，问他：“日本好，还是中国好？”“和平建设好，还是抗战建国好？”郑松涛铿锵地回答：“中国好！”“抗战建国好！”他每答一句，敌人就让狼狗撕咬下他身上一片肉，如此反复几次，郑松涛虽被惨绝人圜的酷刑折磨得血肉模糊，死去活来，但他仍不改口。敌人恼羞成怒，最后残忍地将他押到庵埠赐茶渡亭附近斩首，碎尸为八段。临刑前，郑松涛已面目全非，极度虚弱，他仍以最大气力呼出“打倒日本侵略者！”“中国抗战必定胜利！”的口号。牺牲时，年仅22岁。
    郑松涛牺牲后，中共潮澄饶中心县委撤销了原来的处分，恢复他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称号。